蒙文通谓：“子思氏之儒，固援法而入于儒者也”；“儒分为八之事，其一为子思氏之儒，儒之兼取法家，莫著于此。而文质之说，亦源于《表记》。《表记》固为取之《子思》书”“《隋书·音乐志》载沈约奏言：‘《礼记·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41]
子思的思想和主张，可能直接源于《洪范》。《洪范》首重五行（水火木金土）、三德（正直、刚克、柔克）、八政（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五行属哲学范畴。三德讲求治国的三项策略：遵从古训、以刚导民、以柔教民。八政是对“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扩充和完善。这些都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针。其中，刚克、祀、司寇、师大都与法家思想有关联。子思的思想和主张还可以从《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等著述中略见一斑。
《中庸》言治理天下国家之“九经”，其中包括“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廪称事，所以劝百工也”。这里面充斥着与“重义轻利”相左，而以物质利益役使臣民“同其好恶”的色彩，与法家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是相通的。
《坊记》提出“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的治国原理，同时又指出“大为之坊，民犹踰之”的社会现实。比如，礼规定诸侯的义务，但是“以此坊民，诸侯犹有畔者”；礼规定平民的义务，但是，“以此坊民，民犹得同姓以弑其君”；教民以孝，“以此坊民，民犹忘其亲”；教民重义，“以此示民，民犹争利而忘义”；教民以丧礼，“以此坊民，诸侯犹有薨而不葬者”；教民以父子之道，“以此坊民，子犹有弑其父者”；教民以君臣之道，“以此坊民，民犹忘其亲而贰其君”；教民“先事而后禄”之道，“以此坊民，民犹贵禄而贱行”；“以此坊民，民犹忘义争利以亡其身”；教民以男女之礼，“以此坊民，民犹有自献其身”；“以此坊民，民犹以色厚于德”；“以此坊民，民犹淫泆而乱于族”。社会普遍存在着“小人贫斯约，富斯骄，约斯盗，骄斯乱”“觞酒豆肉，让而受恶，民犹犯齿，衽席之上，让而坐下，民犹犯贵”的现象，这一切都暗示着传统礼仪教化已经普遍失去作用。《孟子·滕文公》指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面对混乱的世道，因此，治国治民不得不另辟蹊径。子思对德治礼教的失望，也许正是他同情理解法治的原因。
孟子对法治同情理解的思想倾向可能源于子思。《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因此，孟子在承认法的作用方面是明显超越孔子的。《孟子·离娄上》指出：“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孟子以规矩比喻法律，和法家以绳墨角斛比喻法律如出一辙。《告子下》指出：“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论语》“法”字仅二见，即《子罕》所谓“法语之言”，《尧曰》的“谨权量，审法度”。而《孟子》“法”字八见。可见孟子多少受到法治思潮的影响。孟子深知“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孟子·梁惠王上》）。当孟子发现“仁义”说教对君主无用之后，转而理解法治则是很自然的。
《表记》首次论及“仁”与“法”的关系：“中心僭袒，爱人之仁也。率法而强之，资仁者也。”从认识到“徒善不足以为政”，到强调“法”具有“资仁”的作用，应当说是子思学派的一个创举。这与《商君书·画策》所谓“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所谓义者，为人臣忠，为人子孝，少长有礼，男女有别，非其义也，饿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在逻辑上是相通的。同时，在“仁”的特征方面，子思之言与《韩非子·解老》所言“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以及《春秋繁露·必仁且智》所言“仁者僭袒爱人”，也是相通的。而《春秋繁露·度制》所谓“孔子曰：君子不尽利以遗民。……以此坊民，民犹忘义而争利以亡其身”显然引自《坊民》。
《表记》首倡新的为臣之道：“事君：可贵可贱可富可贫可生可杀不可使为乱。”《荀子·仲尼》亦谓：“可贵可贱也，可富可贫也，可杀而不可使为奸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亦言：“是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这种绝对尊君卑臣的精神既与孔子、孟子异旨，又与法家相类。(www.xing528.com)
《表记》屡引《吕刑》。比如“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惮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择言在躬。’”“君子尊仁畏义，耻费轻实，忠而不犯，义而顺，文而静，宽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缁衣》数引《吕刑》。如“《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恶德，而遂绝其世也。”“《甫刑》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上不可以亵刑而轻爵，《康诰》曰：‘敬明乃罚。’《甫刑》曰：‘播刑之不迪’”。
蒙文通说：“《子思子》佚文多法家之说，……正儒之滥于申、商者乎！《后汉书·袁昭传》注述《子思子》曰：‘兔走于街，百人追之，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为未定分也。集兔满市，过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后，虽鄙人不能争’。此慎到、商鞅、韩非书文也，而为子思之儒者取之。”[42]其中“贪人具存”，“人”即“仁”，二字通用。正反映此文的时代特征。
慎子有言：“一兔走，百人追之，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为未定分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后，虽鄙不争。”[43]《商君书·定分》亦有：“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以分为百也，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鹜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贫盗不取。”子思为孔子之孙，孟子系子思再传弟子。子思应年长于慎到、商鞅，故此言当慎子、商鞅取于子思。此言是子思与慎到、商鞅思想相传递交合的一个可靠记号。我们知道，孔子重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分。子思不仅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而且把名分从政治、家庭领域拓展到物质生活领域，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商鞅正是从物质生活出发，发现了人们皆“好利恶害”的秉性，继而推崇以赏罚二柄为手段的法治。
孟子的思想是继承孔子的。这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把孔子“仁者爱人”的仁学发展成“仁政”学说，其实行方法是解决土地问题——“制民恒产”（《孟子·梁惠王上》）；二是《春秋》之学。可以说，孔门弟子当中最明了《春秋》之义的莫如孟子。“孟子已明言之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足见孟子《春秋》之学，与公羊同一师承，故其表章微言，深得公羊之旨”[44]。这样，可以说孟子思想中的法家倾向或许源于《春秋》之学。据此，可以说，儒家后学当中能够孕育出法家思想，与《春秋》之学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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