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荀子在研究、整理、传播儒家经典方面的功劳最巨。其中，在《春秋》研究和教学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史记·孔子世家》指出：“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可见，子夏曾经精研《春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夏传》司马贞按：“子夏文学著于四科，序《诗》传《易》，又孔子以《春秋》属商（子夏），又传《礼》，著在《礼志》。”钱穆说：“按史公又云：‘左丘失明，乃传《国语》’。子夏居西河，晚年失明。疑左丘失明或自子夏误传。子夏居魏，为儒术传于三晋之鼻祖，宜亦与《春秋》传统有关。”[32]子夏是否与左丘明为一人，姑且不论，但子夏传《春秋》当属无误。皮锡瑞说：“公羊、谷梁，初亦口授，……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传。”[33]据刘向《别录》记载，《左传》的传授脉络是左丘明、曾申、吴起，后辗转至孙卿、张苍。杨士勋《谷梁疏》云：“谷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鲁人。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授孙卿，卿传鲁人申公。”[34]
其实，《春秋》区别于诸经之处，就在于尊崇社会秩序，故尊君而尚法。后世学者发明其旨——“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书也。程子曰，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唐陈商立曰，《春秋》者，儒家之法经也”“《春秋》之为法经，为刑书，为断例，可以见其梗概矣。”[35]皮锡瑞则称：“《春秋》近于法家。”[36]高恒说：“清经学家皮锡瑞说：‘《春秋》近于法家。’此说不无道理。他指的是《公羊春秋》。其理论与法家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重视法制的功效，强调运用法律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等级制度。因此，酷爱公羊学的汉武帝崇尚法制，是不足为奇的。”[37]金春峰指出：“《公羊》的基本精神是崇尚法治，而《谷梁》则崇尚礼治。”[38]可见，子夏的法家倾向或即酝酿于《春秋》之学。(www.xing528.com)
总之，傅斯年谓“子夏说教西河，是儒学西行一大关键”[39]；钱穆谓“子夏居魏，为儒术传于三晋之鼻祖，宜亦与《春秋》传统有关”[40]。这两句话既概括了子夏在儒法浸润、法家酝酿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又指明了儒法浸润、法家酝酿的典型路径——《春秋》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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