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李悝、吴起师从儒家

在子夏弟子当中，李悝、吴起都是佼佼者。“当时知名之士李克（悝）、翟璜、吴起、西门豹、乐羊、屈侯鲋都到了魏国。魏文侯在他们的帮助下，在中央设立了可以自由任免的相，在地方设立可以自由任免的守、令。魏成子、翟璜、李悝为相，西门豹为邺令。这些人除魏成子是文侯弟以外，都不是贵族。平民出身的官吏代替了世族政权，因而建立了较为集权的政权。魏文侯任用李悝、吴起等推行法治。李悝是法家鼻祖，著《法经》六篇”^[23]“至魏文侯时，李克著《法经》，吴起表徙车辕以立信，皆以儒家而尚法。盖礼坏则法立，亦世变之一端也”^[24]。李悝在魏文侯支持下主持魏国变法。《史记·平准书》说：“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汉书·食货志》说：“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行之魏国，国以富强。”可见，其变法的目的是“强君”，即从土地制度改革入手，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增加国家赋税进而提高君主的地位。在政治方面，他主张抑贵族、尚君权。《说苑·政理》记李悝云：“臣闻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夺淫民之禄，以徕四方之士。”

值得注意的是，李悝特别反对“富足者为淫佚”。他说：“雕文刻镂，害农事者也。锦绣綦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源也。饥寒并至，而不能为奸邪者，未之有也”（《说苑·反质》）。其寓意是反对君主淫佚之行。李悝的这一主张，盖取于《春秋》之教训。《左传·僖公十九年》载：“梁亡，不书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屡）城而弗处。民罷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谷梁传》云：“梁亡，自亡也。湎于酒，淫于色，心昏耳目塞，上无正长之治，大臣背叛，民为寇盗。”“梁，战国时属魏。”^[25]

《汉书·艺文志》之《六艺》列儒家53家，儒家著述中有“《李克》七篇”，班固注：“子夏弟子，为魏文侯相。”列法家十家。其中有“《李子》三十二篇”。班固注：“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李克》《李子》二书皆失传。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李克书》一卷，辑自《吕氏春秋》《淮南子》《韩诗外传》《史记》《新序》《说苑》《魏都赋》。

李悝在中国法律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作《法经》。《晋书·刑法志》谓：“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从罪名可知，当初压抑贵族、提高君权的措施都变成了国家制度。据《战国策·魏策》载，魏国本有“大府之宪”“宪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不赦”。这些法令应当存于《法经》。

关于儒家著作《李克》与法家著作《李子》的关系，抑或李克与李悝是否系一人的问题，学界历来就有争论。崔适《史记探源》、章太炎《检论》、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以为李克、李悝是一人。杨宽《战国史》以为李克、李悝是不同的两个人。^[26]若要厘清李克、李悝的关系，不能不注意《汉书·艺文志》的编辑方法。《汉书·艺文志》法家类列“《商君》二十九篇”。兵家类列“《公孙鞅》二十七篇”。两书书名不同，篇章及内容略异，分别为法家、兵家后学所传，而作者盖均为商鞅。《汉书·艺文志》杂家类列“《蔚缭》二十九篇”。兵家类列“《蔚缭子》三十一篇”。同样，两书书名不同，篇章及内容略异，分别为杂家、兵家后学所传，而作者盖均为蔚缭。《艺文志》编辑方法取自刘向《别录》、刘歆《七略》，系以学派为划分标准。一部著作，如果兼含儒家道家墨家法家思想，完全有可能同时被多家后学所传承甚至增删，致使出现篇章结构的差异。面对这些难题，班固似无法取舍，故依其宗旨兼而实录之。

可以推测，《李克》《李子》两书书名不同，篇章及内容迥异，分别为儒家、法家后学所传，而作者盖均为李悝。盖《李克》七篇为李悝前期之著述，阐述儒家理论；《李子》三十二篇为李悝为魏相以后之著述，总结治国方略。至于《李克》七篇的内容可能与《诗》有关。《诗》之流传是：子夏传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27]。(www.xing528.com)

吴起，卫人。《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因杀人被卫国通缉，避罪逃至鲁国。“遂事曾子。居倾之，其母死，起终不归。曾子薄之，而与起绝。起乃之鲁，学兵法，以事鲁君。鲁君疑之，起杀妻以求将”。后至魏国，为魏文侯将，有功。为西河守。后至楚国，事楚悼王有功，死于政变。

吴起的第一位老师是曾子。曾子的思想集中表现在《曾子》一书中。“《曾子》十八篇，《汉志》列儒家，今存十篇于《大戴礼记》”^[28]。《礼记》之《檀弓》《曾子问》亦记曾子言论。纵观曾子思想，其旨有二：一为“孝”。他说：“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民之本教曰孝”（《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谏，士之孝也，以德从命”（《大戴礼记·曾子本孝》）。孝的思想盖源于孔子，《孝经》序疏引《钩命决》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29]。吴起母死而不归葬，故不见容于曾子。二为“信”。他说：君子“言必有主，行必有法”，“君子不先人以恶，不疑人以不信”，“可言而不信，宁无言也”（《大戴礼记·曾子立事》）。“信”关系君主的荣誉，“君子进则能益上之誉，而损下之忧，不得志，不安贵位，不博厚禄，负耜而行道，冻饿而守仁”（《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中》）。从吴起的行事来看，他是实践了曾子的教诲的。据《韩非子·内储说上》，吴起为西河守，欲攻秦小亭，遂下令：有能将车辕自北门徙之南门者，赐上田上宅。无人响应。又令：有能将石赤菽自东门徙之西门者，赐上田上宅。人争徙之，赐之如令。乃下令：攻亭先登者，加赐国大夫。众人趋之，一朝而拔之。正是实践了曾子“人信其言，从之以行”（《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的教诲。及至“吴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取毁誉，必有伯主强国，不辞祸凶”（《战国策·秦策》），最后以生命殉变法事业，其精神远超“负耜而行道，冻饿而守仁”之上。吴起者，真曾子之徒也！

吴起的第二位老师是子夏。“《春秋》传于子夏，子夏退老西河，为魏文侯师，魏人必有从之受《春秋》者”^[30]。而“受《春秋》者”当中，就应当有最初的法家人物吴起。吴起不仅专门学习《左传》之学，而且参与《左传》传播。刘向《别录》记载左丘明之后《左传》的传授系统：“左丘明授曾申，曾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铎椒，椒作《钞撮》八卷，授虞卿，卿作《钞撮》九卷授孙卿，卿授张苍。”^[31]

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是以尊君为主旨的。其措施“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捐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韩非子·和氏》）。这一思想可能源于《春秋》。吴起以压抑贵族势力提升平民地位为手段提高君权的改革，为后来的商鞅变法提供了经验。商鞅变法，令“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与吴起如出一辙。

吴起的思想显然受到《春秋》的影响。故《说苑·建本》记吴起答魏武王元年问所言：“分禄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谓不失民众矣。君心必正，近臣必选，大夫不兼官，执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谓不权势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