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新论：先秦法家的赏罚原则及其现实应用

法家非常重视赏与罚，甚至将其治国之“法”称为“赏罚之法”。认为赏赐，尤其刑罚是“法”实现自己的主要方式，从而提出了“信赏必罚”“厚赏重罚”“赏富罚贫”“赏誉诛非”“轻罪重罚”等运用赏罚的具体原则。

1.信赏必罚

指按照法令的规定，该赏的一定赏，该罚的一定罚，这样才能取信于民。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坚持“法”定的赏罚，反对君主或大臣以“私心”“私意”或“私议”赏施与处刑，认为这是“乱法”或“坏法”的典型表现。值得称道的是，齐法家提出了类似于现今的“法律不溯及既往”的赏罚原则，即“不法法，则事无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213]。二是严格依法兑现赏罚规定，并在数量上符合赏施的标准和刑罚的等级。如商鞅指出：“壹赏，利禄官爵皆出于兵，无有异施也”；而“壹刑”就是依法处刑，反对有罪不罚和赦免，所谓“不宥过，不赦刑”^[214]。韩非强调“信赏以尽能，必罚以禁邪”“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215]。三是赏罚应公正不偏，不分亲疏贵贱，依法令赏罚。商鞅说：“不失疏远，不违亲近”“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赏诛之法，不失其议，故民不争。”强调有罪必罚，绝不以亲、贵、贤、能、功等抵罪或赦刑；要求不论何人，“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216]。韩非子强调“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以及“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亲必诛”，表明了“法不阿贵”^[217]的立场。

2.厚赏重罚

这是法家们的一致主张。商鞅指出，“赏厚而信，刑重而必”；即只有“厚”赏施和“重”刑罚才能使臣、民相信并依赖君主的法令。齐法家从人性“欲利避害”出发，认为“赏薄”达不到激励与诱导欲“利”的目的，“禁轻”起不了制止奸邪之人避“害”的作用；相反，“厚赏”与“重禁”能使臣、民竭尽全力为君主效劳。韩非则进而分析说，“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实行“厚赏”，看起来是在“报一人之功”，实际上是激励“境内之众”，这叫作“非独赏功也，又劝一国”。受“重罚”的虽然是少数“盗贼”，由此而“悼惧”不敢违犯法令的却是多数“良民”，这叫作“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218]。颇似现代刑法学中刑罚目的的一般预防论。

3.赏功罚罪，赏勇罚怯与赏富罚贫

这是法家赏罚的重点内容。商鞅认为，“赏随功，罚随罪，故论功察罪，不可不审也”。这里所谓的“功”，专指“农功”和“军功”；所说的“罪”，指违反法令不从事农、战的行为。他分析道，对于民众来说，“内事莫苦于农”，但“农”是强国之本，应坚决防止“农贫而商富”，强本禁末；“外事莫难于战”，而战是强国之道，应使“民见战赏之多而忘死，见不战之辱则苦生”。这就要对农、战“赏则必多，威则必严”，全国民众“出战而强，入休而富”，方可成就“王”业。为了驱使民众务农，他还主张运用赏罚的手段，将财富集中到君主之国，使富人与“勇民”因此变“贫”或为国战斗，而贫者或“怯民”由农、战致“富”。所谓“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强，强者王。贫者使以刑，则富；富者使以赏，则贫。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219]。

4.赏誉诛非

“誉”即荣誉、赞扬，“非”即“诽”，谴责、羞辱。法家主张法令的赏罚一定要与思想评价、社会名誉和舆论相配合：君主的赏施要与赞誉相一致，受罚者也必然是被谴责的人。这就叫“赏誉同轨，非诛俱行”。商鞅反复强调，“刑不善”，对于“善民”不用刑罚。^[220]韩非认为，由于臣、民既“重名”又“重赏”，所以“赏誉不当则民疑”；即名实不符的赏施和赞扬，必然会引起怀疑与不信任。更何况，对受赏的人加以谴责，不能鼓励人们去立功；对受罚的人又加以褒扬，不能有效制止奸邪。其结论是，“明主之道，赏必出于公利，名必在乎为上。赏誉同轨，非诛俱行”“功名所生，必出于官法。……故民无以私名。设法度以齐民，信赏罚以尽民能，明诽誉以劝阻”^[221]。

5.少赏多罚和轻罪重罚

这是商、韩“重刑”思想的突出表现，也是法家被后世称为“罚家”的主要原因。商鞅公开宣称：“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其“重刑”有二层含义：一是指数量上的“刑多而赏少”，顺序上的“先刑而后赏”；他原先还主张只赏施有功于农、战和“告奸”的人，后来发展到干脆不要赏，只要罚。二是指加重对于轻罪的刑罚，即“重轻罪”。他认为这是达到“以刑去刑”的必由途径，是“上爱民”的表现，即如果对“轻罪”适用“重刑”，那么民众就不敢再去犯轻罪，犯轻罪的没有了，重罪便更不会出现，从而用刑罚的手段实现了不用刑罚的目的。^[222]

韩非使“重刑”主张更有理论性，建立了维护“君主法治”的“重刑”学说。要点有三：其一，实行“严刑重罚”符合人的“皆挟自为心”的本性和“好利恶害”的追求；对君主来说，在“乱世”之际，要有效控制臣民，“刑胜于赏”“严刑重罚可以治国”。其二，“轻刑不可以止奸”，只有“以重（刑）禁轻（罪）”，才能达到“奸必止”的效果。其三，认为“轻刑”在“伤民”，相反，“重刑”却是“爱民”的，因为民众再也不敢犯法了。这就是“以刑去刑”^[223]。

总之，法家们竭尽全力地为君主集权、统一天下献计献策，其谋略现实而广大，其措施有效而全面。大秦帝国因厉行“法治”而建立，又因“暴政酷刑”而灭亡，其统一法制和治国方略却延续千年。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历史的教训需要汲取，历史的遗产应予继承。尽管法家的思想主张为历代官方所否定，但他们所创立、筑就的古典法治的框架与基础，却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的历史根基。

【注释】

[1]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意大利人，耶稣会传教士。自1610年起来华传教，精通汉语。用中文著有《西学凡》《西方答问》《职方外纪》等书。是最早用中文较系统、真实地向中国介绍西方国家制度和法律的欧洲传教士，也是最先使用中文的“法”“法律”来说明欧洲各国制度的西方人士。一些学者认定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法律”一词是“近代由日本输入”的，看来并不符合史实。

[2]王健：《沟通两个世界的法律意义——晚清西方法的输入与法律新词初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30页。

[3]《尚书·吕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4]参见《左传》昭公七年、昭公二十九年。

[5]《荀子·性恶》：“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

[6]《管子·七臣七主》：“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韩非子·饰邪》：“舍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者，……”

[7]《尹文子》：“法有四呈……一曰不变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齐俗之法，能鄙同异是也；三曰治众之法，庆赏刑罚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权量是也。”

[8]《论语·阳货》：“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

[9]参见《商君书·开塞》。

[10]《战国策·燕策》：“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尉缭子》：“今战国相攻，大伐有德。”

[11]《易·革·彖辞》：“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12]参见《史记·齐太公世家》。

[13]《论语·宪问》：“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14]《国语·齐语》：“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

[15]参见《史记·管晏列传》。

[16]参见《管子·权修》。

[17]《孔丛子·杂训》：“子产死，郑人丈夫舍玞珮，妇人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

[18]参见《史记·郑世家》。

[19]《左传·昭公十八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九年》：子产曰：“我斗，龙不我觌也。龙斗，我独何觌焉？禳之，则彼其室也。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

[20]《列子·杨朱》：“子产相郑，专国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恶者畏其禁，郑国以治。”

[21]《左传·襄公·襄公三十年》：“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22]参见《左传·襄公·襄公三十一年》。

[23]参见《列子·杨朱》。

[24]参见《邓析子·转辞》。

[25]《邓析子·转辞》：“圣人已死，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也。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26]《荀子·非十二子》：“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

[27]参见《吕氏春秋·离谓》。

[28]是谁杀了邓析？《列子》与《吕氏春秋》说是子产，而《左传》说是驷歂。笔者倾向于后者。一者因为《左传》成书在先，以记载史实为主。二者邓析在子产死后20年后被杀，定非子产所为。三者子产宽容仁厚，又倡行民众议政，不可能因观点分歧而杀邓析。四者邓析所编刑书，正是对子产法律的解说，两人的改革宗旨是一致的。何况《吕氏春秋》亦承认子产执政20多年，只判了两个死刑，邓析根本未犯当时的死罪。

[29]张国华曾以“法家的兴起与变法革新运动”为题论述。参见张国华：《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页。

[30]孙晧晖：《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2—315页。

[31]《汉书·艺文志》所辑十部法学著述，排在首位的即是：“《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

[32]《晋书·刑法志》：“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当是《囚》之误）、《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

[33]何勤华：《〈法经〉新考》，载《法学》1998年第2期。

[34]《吕氏春秋·慎小》载有吴起行法诚信的故事：“吴起治西河，欲谕其信于民，夜置表与南门之外，令于邑中曰：‘明日有人偾南门之外表者，仕长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偾表者。民相谓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试往偾表，不得赏而已，何伤？’往偾表，来谒吴起。吴起自见而出，仕之长大夫。夜日又复立表，又令如邑中如前。邑入守门争表，表加植，不得所赏，自是之后，民信吴起之赏罚。”

[35]参见《史记·吴起列传》。

[36]参见《韩非子·问田》。

[37]孙晧晖：《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51页。

[38]参见《史记·商君列传》。

[39]参见《荀子·疆国》，应侯（范雎）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术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范雎于前266年封为应侯，卒于前255年。荀子观察到的应是秦国这时的政风与民俗。

[40]参见《商君书·修权》。

[41]《慎子·威德》：“权衡，所以立公正也，书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审也；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

[42]参见《庄子·天下》。

[43]参见《慎子·威德》。

[44]参见《慎子·民杂》。

[45]参见《太平御览》卷六三八，引申不害语。

[46]参见《申子·大体》。

[47]同上。

[48]张国华：《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49]参见《管子·明法》。

[50]参见《管子·任法》。

[51]参见《管子·版法解》。

[52]参见《史记·韩非列传》。

[53]韩非死于狱中。其死因有两说，一是《史记》所载因李斯嫉妒，秦始皇听信谗言被毒死。一是孙晧晖的分析，认为韩非是韩国派到秦国的“间人”（卧底），被发现入狱之后自杀身亡。参见孙皓晖：《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80页。

[54]参见《韩非子·心度》。

[55]参见《韩非子·难三》《韩非子·定法》。

[56]参见《韩非子·定法》。

[57]参见《韩非子·难势》。

[58]参见《韩非子·定法》。

[59]《商君书·修权》。

[60]《慎子》佚文：“民一于君，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也。”

[61]《管子·明法解》：“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奸邪也，所以牧领海内而奉宗庙也。”

[62]《管子·法禁》：“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刑杀毋赦，则民不偷于为善；爵禄毋假，则下不乱其上；三者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

[63]参见《韩非子·定法》《韩非子·难三》。

[64]参见《管子·法法》。

[65]参见《慎子》佚文。

[66]《商君书·画策》：“虽民至亿万之数，悬重赏而民不敢争，行罚而民不怨者，法也。”

[67]参见《管子》：《任法》《明法解》。

[68]参见《慎子·君人》。

[69]参见《商君书·慎法》。

[70]《商君书·定分》：“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

[71]参见《管子·君臣上》。

[72]《慎子》佚文：“一兔走，百人追之，分未定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

[73]参见《慎子·君人》。

[74]参见《商君书·禁使》。

[75]参见《管子·七法》。

[76]参见《韩非子·五蠹》。

[77]《商君书·修权》：“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赏诛之法，不失其议，故民不争。”又见《韩非子·奸劫弑臣》：“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尧舜不能以为治。”

[78]参见《商君书·画策》。

[79]参见《管子·心术上》。

[80]参见《商君书》：《赏刑》《画策》《君臣》。

[81]参见《管子·形势解》。

[82]参见《管子》：《重令》《正》《任法》。

[83]参见《韩非子》：《问辩》《五蠧》《六反》。

[84]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参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85]参见《管子·禁藏》。

[86]参见《商君书·赏刑》。

[87]参见《韩非子·有度》。

[88]参见《管子·七法》。

[89]参见《韩非子·饰邪》。

[90]参见《商君书·算地》。

[91]参见《管子·任法》。

[92]参见《韩非子·饰邪》。

[93]参见《商君书·君臣》。

[94]《管子》：《权修》《五辅》。

[95]参见《管子·任法》。

[96]参见《韩非子·忠孝》。

[97]参见《慎子·因循》。

[98]《管子》：《权修》《形势解》。

[99]《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心度》《难四》《八经》《制分》。

[100]《商君书》：《更法》《壹言》。

[101]《韩非子》：《蠹》《心度》。

[102]参见《管子·七臣七主》。

[103]《商君书》：《画策》《慎法》。

[104]《管子·明法解》。其中：“故贫者非不欲夺富者财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强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诛也。”

[105]参见《韩非子·奸邪弑臣》。(www.xing528.com)

[106]《吕氏春秋·慎势》引慎到语：“行者不顾，非不欲兔，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

[107]参见《慎子·威德》。

[108]参见《商君书·定分》。

[109]参见《管子·君臣上》。

[110]参见《韩非子·饰邪》。

[111]《商君书·画策》，又见《商君书·慎法》：“使民之所苦者无耕，危者无战；二者，孝子难以为其亲，忠臣难以为其君。今欲驱其众民，与之孝子、忠臣之所难，臣以为非劫以刑而驱以赏莫可。……故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利；避害者，非战不免。”

[112]参见《尹文子》。

[113]参见《管子·任法》。

[114]参见《韩非子·守道》。

[115]参见《商君书·开塞》。

[116]参见《管子·重令》。

[117]参见《韩非子·南面》。

[118]《韩非子·有度》：“因法数，审赏罚，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独制四海之内，聪智不得用其诈，险躁不得关其佞，奸邪无所依。”

[119]参见《慎子·威德》。

[120]参见《荀子集解》。

[121]《商君书·定分》：“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

[122]参见《商君书·赏刑》。

[123]参见《商君书·画策》。

[124]《韩非子·说疑》：“是以誉广而名威，民治而国安。”

[125]参见《韩非子·显学》。

[126]参见《商君书·赏刑》。

[127]《韩非子·用人》：“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

[128]参见《慎子·君人》。

[129]参见《慎子》佚文。

[130]参见《慎子·知忠》。

[131]参见《韩非子·心度》。

[132]参见《慎子》佚文。

[133]《慎子·佚文》：“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

[134]参见《管子》：《法法》《明法》。

[135]参见《商君书·说民》。

[136]参见《韩非子·难三》。

[137]《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

[138]参见《韩非子》：《扬权》《八奸》。

[139]参见《韩非子·南面》。

[140]参见《管子·明法》。

[141]参见《韩非子·定法》。

[142]参见《管子·明法解》。

[143]《韩非子·心度》：“故明主之治国也，明赏，则民劝功；严刑，则民亲法。劝功，则公事不犯；亲法，则奸无所萌。故治民者，禁奸于未萌；而用兵者，服战于民心。……故治民无常，唯法为治。”

[144]参见《商君书·更法》。

[145]参见《韩非子》：《五蠧》《心度》。

[146]参见《商君书·错法》。

[147]参见《管子·君臣上》。

[148]参见《韩非子·八经》。

[149]参见《慎子·因循》《商君书·开塞》《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150]参见《商君书》：《算地》《赏刑》。

[151]参见《管子》：《形势解》《禁藏》。

[152]参见《韩非子》：《解老》《难四》《六反》。

[153]参见《商君书·算地》。

[154]参见《管子·禁藏》。

[155]参见《韩非子》：《解老》《心度》《备内》。

[156]参见《商君书·错法》《管子·君臣上》《韩非子·八经》。

[157]参见《商君书·农战》。

[158]参见《韩非子·五蠹》。

[159]参见《商君书·君臣》。

[160]参见《管子·君臣下》。

[161]赵馥洁：《论先秦法家的价值体系》，载《法律科学》2013年笫4期。

[162]参见《韩非子·五蠹》。

[163]参见《韩非子·饰邪》。

[164]参见《慎子》佚文。

[165]参见《韩非子·诡使》。

[166]参见《韩非子·有度》。

[167]参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168]参见《韩非子·有度》。

[169]参见《韩非子·难三》。

[170]参见《韩非子·难势》。

[171]参见《慎子》佚文。

[172]参见《韩非子·难势》引慎到语。

[173]《管子·法法》：“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势在下，则君制于臣矣；势在上，则臣制于君矣。”

[174]《管子·明法解》：“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势，则群臣不敢为非。是故群臣不敢欺主者，非爱主也，以畏主之威势也；百姓之争用，非以爱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

[175]参见《韩非子·有度》。

[176]参见《慎子·民杂》。

[177]参见《韩非子·主道》。

[178]参见《韩非子·定法》：“术者，因能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

[179]参见《韩非子》：《用人》《难一》《二柄》《六反》《主道》。

[180]《韩非子·难三》：“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

[181]参见《韩非子》：《主道》《八经》《内储说下》。

[182]《商君书·壹言》：“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国务不可不谨也，事本不可不抟也。”

[183]参见《慎子·因循》。

[184]参见《管子·法法》。

[185]参见《韩非子·主道》。

[186]参见《管子》：《明法解》《七法》《四时》。

[187]参见《商君书·错法》。

[188]参见《管子·形势解》。

[189]参见《商君书·错法》。

[190]参见《管子·正世》。

[191]参见《韩非子》：《心度》《八经》。

[192]参见《商君书·壹言》。

[193]《管子·形势解》：“毋与不可，毋强不能，毋告不知。”

[194]参见《韩非子》：《用人》《八说》。

[195]参见《商君书·定分》。

[196]《韩非子·用人》：“明主之表易见，故约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为，故令行。三者立而上无私心，则下得循法而治。”

[197]《管子·法禁》：“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

[198]参见《商君书·定分》。

[199]参见《韩非子·五蠹》。

[200]参见《管子·任法》。

[201]参见《商君书·修权》。

[202]参见《管子》：《七臣七主》《法法》。

[203]《韩非子·五蠹》：“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

[204]参见《商君书》：《修权》《壹言》。

[205]参见《管子·明法解》。

[206]《韩非子》：《定法》《解老》。

[207]参见《商君书·壹言》。

[208]参见《管子·任法》。

[209]参见《韩非子》：《心度》《说疑》。

[210]参见《商君书·君臣》。

[211]参见《慎子·君臣》。

[212]参见《商君书·赏刑》。

[213]参见《管子·法法》。

[214]参见《商君书·赏刑》。

[215]参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216]参见《管子·重令》。

[217]参见《韩非子·有度》。

[218]参见《韩非子》：《五蠹》《六反》。

[219]参见《商君书》：《对内》《去强》。

[220]参见《商君书·画策》。

[221]参见《韩非子·八经》。

[222]参见《商君书》：《赏刑》《开塞》《壹言》《画策》《说民》。

[223]参见《韩非子》：《奸劫弑臣》《六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