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认为，法律是君主治国、官吏尽职和民众生活的规则，是判断人们言行是非和行赏施罚的标准；而君、臣是否依“法”行事，又是“法治”成功与否的关键。为保证“法治”的实现，他们提出了明法、任法、壹法、从法等主张。
1.明法
即要求公布法令，使人人知晓遵行。商鞅在回答秦孝公所问，今天制定了法令，明天就“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无私，奈何？”的问题时，明确提出了两个办法：一是任命通晓法令的人做各级“法官”，专门负责法令的宣示、解释和教育；二是将法令公之于众，不仅立法时做到“明易”，而且“行法令，明白易知”。这样一来，“吏、民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皆以（法）自治也。故明主因（自）治而终治之，故天下大治也”[198]。韩非斥责“儒以文乱，侠以武犯禁”“行仁义者，害功”，习“文学者，乱法”“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强调“缘法而治”必须“以法为教”，即不用过去的文献典籍而以现行的法令为吏、民学习的教材，禁绝先王的言语而以通晓法令的官吏作为学法的老师。所谓“明主之国，无书简之义，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199]。这样才能做到人人“明法”，而不是明“礼”“义”或其他。
2.任法
即君主治国只能依靠和运用法令刑赏，有“法”必循，执“法”以信。商鞅将礼乐、诗（诗经）书（尚书）、孝悌、贞廉、仁义、羞（怯）战比作伤害国家的“六虱”；韩非视“学者”（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逃避兵役的人）和“商工之民”为破坏国家法制的五大蛀虫（“五蠹”）。坚决反对“任贤”“任智”“任私”，而主张“任法”。慎到指出，“任贤”的直接后果是“其乱甚于无君”；韩非认为，“任智”必然导致“下不听上，不从法”；商鞅斥责，“任私议”是在鼓励“奸臣”卖主求荣，污吏鱼肉百姓；齐法家强调：君主“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不任小物，然后身佚而天下治”，即可以轻松而顺利地富国强兵，统一天下。“任法”还要求将“法”作为衡量和判断臣、民言行的唯一标准，即以“法”察言、观行、任事、考功，凡不符合法令的都不听、不说、不为，叫作“唯法所在”，或“以公正论，以法制断”[200]。
同时，“任法”还要求执法有“信”，有令“必”行，即强调法令取信于民和令行禁止，不能只停留或满足于条文规定。商鞅认为“信”是君主治国的三大要素之一，所谓“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使用时应注意方式的不同，“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又要使三者结合起来。他尤其强调信的重要及其与法的配合，“民信其赏，则事功成；民信其刑，则奸无端”[201]。齐法家重令，更强调“必”，“见必然之政，立必胜之罚”，使“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宪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著明，赏罚必信密，此正民之经也”[202]。韩非也主张，“赏莫如厚而信”“罚莫如刑而必”，才能真正起到设立“赏罚之法”的作用。[203]
3.壹法(www.xing528.com)
即法令统一，具体包括统一立法权力、法令内容和解释执行三个方面：首先，法家反对政出多门，权力分散，要求君主集权，独制独裁。商鞅明确指出，“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权制断于君，则威”。同时认为，只有“君尊”了，才能使“令行”，只有君主“秉权而立”，才能实行“垂法而治”[204]。齐法家则强调，“法政独制于主，而不从臣出”，这叫作“威不两错，政不二门”[205]。其次，必须保持法令内部和相互之间的统一与协调。韩非说，“法莫如一而固”。这里的“一”，系指其内容的统一，不能“故、新相反，前、后相悖”，更不允许出现礼、仁等与“法”对立的制度或规定并存。这里的“固”，系指法令的稳定，不能频繁立废或者朝令夕改，认为“法禁数易”为亡国之道，而“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206]。商鞅主张“变法”“更礼”，而韩非强调“定法”“不易”，反映了从战国初期到后期法家立场的变化。
再次，必须使官吏和民众的思想认识统一到法令上来。商鞅指出，“圣人之治”，表现在能使所有的人“归心于一”；因此力主以“法”集中“民力”而“一民务”，即从事农、战，“事本而禁末”；同时用赏、罚方法，“以法为教”，统一人心。[207]齐法家也认为，“以法制行之，如天地无私也。是以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胸以听于上。”[208]韩非更为具体，提出应“禁奸于未萌”，在违“法”行为尚未出现时便要制止其思想、动机，所谓“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并认为这是最高明、最有效的制止犯罪的方法，所谓“太上禁其心”[209]，从而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主张以法律方式禁止、惩罚“思想犯罪”之先河。
4.从法
即主张使法令具有最高的权威，任何人都应该按法令办事和活动。“从法”主要包括君臣共守和刑无等级两个方面。首先，法家认为立法大权应由君主“独”，即集中掌握；而法令的执行权是“君臣共操”，即依靠各级官僚机构实施。他们看到了“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的现实与教训，不但要求各级官吏严格守法，否则治以重罪，所谓“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而且也要求君主“先民服”，即带头依法办事。商鞅告诫君主，“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此治之至也”[210]。慎到认为“法”是“至公大定之制”，同样要求君主在制定“公法”之后，“据法倚数以观得失。无法之言，不听于耳；无法之劳，不图于功；无劳之亲，不任于官。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211]。齐法家主张“令行于民”的前提是“禁胜于身”，即执法者首先要用法令约束自己；只有“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的君主才称得上“有道之君”。由此，上述商鞅提出“以法为治”，可以“治不听君”；慎到主张“立天子以为天下”“君任法而弗躬为”；齐法家强调“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等，都是为了保证“君主法治”的实现而发论的。
其次，法家认为法令的权威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刑无等级”。商鞅第一个明确提出了这一主张，他说：“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及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212]韩非一直强调，“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以及“不避尊贵，不就卑贱”等。表明了法家执法的坚决和适用法律上的平等要求。
法家认为，做到了明法、任法、壹法和从法等方面，就能够达到“法治”的目标。《管子·法法》也正是从严格执法的角度，为“法治”下了个较为完整的定义：“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可见，实现“法治”取决于执法与司法，这是古典法治与现代法治的共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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