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指法令，“势”指权力，“术”指策略和手段。法家看到法律与政权、策略之间的密切联系，认为“法治”的实现必须依靠集中的政治权力和灵活的统治权术，并将此作为君主“法治”的总方针与基本原则。如前所述，前期法家的商鞅重“法”，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后期法家中，齐法家已提出应将三者结合起来，但未能展开说明。韩非从理论上总结了前期法家各重一端的得失，强调必须“以法为本”，集权、用术，使三者密切配合才能真正实现“法治”。
1.以“法”为本
法家认为，法令、权势和治术都是君主治国的必要工具：没有权势，君主便徒有虚名，法令或治术亦无从谈起；没有治术，虽有权力和法令，却制止不了“奸臣”；没有法令，不能对臣民进行规范、督察和赏罚，会导致篡权和大乱。上节他们关于“法”的作用的论述忘分证明了这一点。三者之中，“法”最为重要，处于根本与核心的地位，应该“以法为本”，兼用权、术。韩非明确指出，“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169]“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170]。在阐述法令与权势、与治术的关系时，始终将“法”放在首位，置于权、术之上。因此，法家自称“法术之士”“以法治国”“循法而治”的“法治”学说是法家思想的中心内容。
2.法令与权势的结合
权势的重要，是慎到提出的。他着眼于历史经验和现实政治，认为统治的建立取决于权力的大小，而不在于品德的高低或智慧与否。所谓“两贵不相事，两贱不相使”[171]“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因此，权势是君主制服臣、民的根本条件，是“令行禁止”的有效保证。[172]齐法家更直言不讳：“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173]；失去权势，便不成其为君主。能让官吏和百姓所服从的只是君主的“威势”，并非什么“仁爱”之心[174]。因此，权势是君主威严的来源。韩非总结为“抱法处势”，将处理法令与权势关系的方法概括为三：一是有“法”有“势”，相互依赖，不能缺此少彼。二是法令要求君臣共守，而“势”只能由君主“独制”，即大权独揽，不能与臣下共有共操，这叫作“权制独断于君”。三是将“势”分为“自然之势”和“人设之势”，主要以“人设之势”行“法”，以法令和治术加强与维护权势[175]。
3.法令与治术的结合(www.xing528.com)
“术”论在古代，是关于君臣关系的理论，也是封建社会里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思想表现。法家之术，狭义指君主制驭官吏的权术，广义即统治术。提出“重术”的是申不害，商鞅与齐法家也主张“任术（数）而不任说”。继承并发展“术治”又将它与“法”结合使用的，是韩非。他们提出了以权术、谋略来加强和实现“法治”的一整套主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无为”之术。即“以法为本”的表现方式。要求君主“抱法处势”，主要用法令赏罚来治理国家，事不躬亲，充分发挥臣下的能力，即“君道无为，臣道有为”。慎到指出，“大君任法而弗躬”“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176]。韩非认为，“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有功则君有贤，有过则臣任其罪”“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177]。
二是“循名责实”之术。即以法令的明确规定要求官吏尽职尽责，做到有令必行，令行禁止，名实相符。这是君主选拔、任用和考核、奖惩臣下的方法，法家称之为“参伍”“参观”或“形名参同”；其目的在于考察臣下是否忠于职守，认真执行法令。具体包括：“因能授官”，根据每人的执法管理能力来确定所任的官职，并发挥其才能[178]；各有所司并职责分明，“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臣不得越官而有功”。加强监督使名实相符：“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做到赏功罚罪，赏罚严明，“群臣陈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179]；等等。
三是“潜御群臣”[180]之术。指不能公开的制驭臣下的“暗术”，即阴谋诡计。韩非认为君主与臣吏之间是一种“上下一日百战”的对立关系、利害关系，所以他公开地主张君主应该用阴谋诡计，也因此得到历代帝王的青睐。其“暗术”包括：掩饰真情，深藏不漏，“君无见其所欲”“大不可量，深不可测”“明主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见”。故意说反话做错事，“倒言以尝所疑，论反以得阴奸”，即“倒言反事”。发布含糊或虚假命令，“疑诏诡使”，“诡使以绝渎泄”“举错以观奸动”。明知故问，设置圈套，“挟知而问”“握明以问所暗”“泄异以易其虑”[181]，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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