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客观公正、稳定与强制性

上述关于“法”的概念中已经涉及其性质甚至本质问题，法家还从与道、礼、义、天志等的比较之中揭示“法”的各种属性，无论形式或是内容均不亚于西方法学家的相关论述。

1.“法”具有强制性和制裁力

这是“法”与“礼”在效力和适用方式上的区别。儒家之“礼”，不仅包含了“仁义道德”在内，而且“礼制”的实施也主要依赖“教化”去进行；违礼的惩罚依靠礼之外的刑去实现。“法”则不然，法家视“法”为禁、为制、为刑、为罚。“法”的表现不是引导、开化式的教育，而是惩罚性的强制命令。“法令”“法禁”“法制”“法律”这些首出于法家的复合词，都是为了强调“法”的强制性与制裁性，以国家权力与刑罚措施作为后盾。

诸如，商鞅主张：“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国皆有禁奸邪、刑盗贼之法”，以及“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80]；将令、禁、制作为“法”的主要表现。齐法家认为：“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行令在乎严罚”，由此，“罪人当名曰刑，出令当时曰政，当故不改曰法”，“法”是刑、令、政的固定化和制度化。这不仅是过去的圣王的治国经验：“昔者尧之治天下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而且成为当今君主的理政良方：“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81]因此，“为人君者莫贵于胜。所谓胜者，法立令行之谓胜”^[82]。韩非强调：“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既要注意“禁奸于未萌”，又要坚持“法莫如刑而必”；他一再肯定和发挥商鞅的“禁奸止过，莫若重刑”思想，提出了“轻刑伤民”而重刑“爱”民的怪论^[83]，将法家之“法”的刑罚制裁推向了极端。

2.“法”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

这是“法”与“礼”的原则区别，也是法家以“法”取代“礼”的主要根据和对古典法治的重要贡献。儒家强调别贵贱、序尊卑、异亲疏，旨在区别对待，而法家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84]。儒家之礼强调“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礼遇；而法家之“法”主张“壹赏、壹刑、壹教”，不再因人而异。儒家强调议亲、议贵、议功、议贤，同样的行为可因其身份与功能而减免刑罚；而法家主张“不为亲、戚、故、贵易其法”^[85]“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86]“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87]。要求君主以统一的、单纯的“法”为标准，约束所有民众，建立统治秩序。

法家认为，“法”之所以能够成为唯一的行为准则，是因为它本身是客观的，不会随着人的爱恶而改变。他们吸取了墨家论“天志”，荀况论礼、法的方式，也用度、量、衡来比喻“法”。齐法家指出，“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88]。韩非还比作明镜与准称：“夫摇镜则不得为明，摇衡则不得为正，法之谓也。”^[89]一方面，“法”像这些日用器物一样是客观的标准，不会因使用者或被衡量者的主观意志而改变，从而君主不会上当受骗。如慎到说，“有权衡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长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另一方面，“法”像这些日用器物一样不偏不倚，具有公平、公正性。

法家往往将“法”作为公、正、平的同义语来使用。慎到认为“立公义”是“法制”的目的，“法者，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商鞅强调：“故君子操权一正以立术，……则是上下之称平”。这里的“正”即指“法”，将“法”的精神概括为“正”和“平”^[90]。齐法家则干脆将“法”称为“公法”，所谓“舍公法而行私惠，则是利奸邪而长暴乱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91]。法家的“公”指国家利益，其对立面是“私”，即个人的爱恶或偏倚。韩非在慎到以“法”立“公”弃“私”的基础上，进而将“公”纳入“法”的内容之中，而将“私”说成对“法”的违背和破坏。所谓“私者，所以乱法也”。因此，他强调，“公私不可不明，法制不可不审”^[92]。

由此可见，虽然“法”的内容主要是刑罚的运用，但法家也赋予了“法”在形式上的公、正、平性质；无论这种“公义”“公正”与西方的正义、公平有多么大的差距，都不能无视法家之“法”的这一精神。正因为如此，东汉的许慎及后世学者才将“法”字中的偏旁水，解释为“平之如水”，法律意味着公平。那种断言“法”字仅为刑、为镇压的观点，显然忽略了法家的以上论述。其实，中国古代的“公义”与西方古代的“正义”本来就有相通之处，反映了人类的普世认知，也说明中、西对于法律的认识具有共同性。(www.xing528.com)

3.“法”具有等级差别性

这是“法”与“礼”的共同之处，在中国古代，无论何家何派都不能不重视家族与宗法伦理关系，也不能背离社会等级差别。实际上，非但古代中国如此，西方古代以至当今世界也无法回避阶级、阶层、贫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不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只是有不同的对待和处理方式罢了。与儒家相比，礼是以维护宗法等级作为宗旨，而“法”却体现着新的官僚等级。

法家认为，“法”的内容以及从制定、执行到遵守都体现了君臣上下的等级区别。商鞅指出，“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93]；将“法制”说成君臣等级的标准和保障。齐法家认为：“朝廷不肃，贵贱不明，长幼不分，度量不审，衣服无等，上下凌节，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下乱，贵贱争，长幼倍（背叛），贫富失，而国不乱者，未之尝闻也。”^[94]强调区分贵贱等级，确定贫富之别是“法”的内容，并且要求表现贵贱等级的礼义规矩必须符合“法”的规定，以“法”为依据，即“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95]。韩非进而对儒家的“三纲”作出新的解释，明确地表达出以“法”维护君权、父权和夫权的真谛。他先是指责说，儒家提倡的“孝悌忠顺”所谓“尧舜之道”，实际促成了臣“弑君”、子“杀父”的结果，因为它违反了“君臣之道”。接着指出，“所谓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谓贤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职以戴其君者也”。父与子、夫与妻也应该是用“法”确定的等级服从关系。因此，他结论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96]

可见，在法家看来，体现和维护君主集权和官僚等级，是“法”的根本宗旨和直接目的。因此，从等级制的角度看，“法”与礼是相通的，这也是二者能够结合的一个基础。但从实施和适用方式的角度看，二者又截然对立：礼强调别异，而“法”强调统一；礼坚持“不下庶人”，而“法”坚持“壹教”“壹赏”；礼主张“刑不上大夫”，而“法”主张“壹刑”“一断于法”。

4.“法”具有合情性和适时性

这是“法”与“礼”又一相通之处，但礼依据性善论，而“法”应对的却是“趋利避害”或者“好逸恶劳”之情。与儒家不同，法家认为“法”不是天造地设的神物，而是人性民情的体现，是社会实际需求的产物。慎到指出，“法者，非从天下，非从地处；发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什么是“人心”呢？“人，莫不自为也”^[97]，即为了自己。齐法家认为：“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什么是“民情”呢？“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98]，即追求利益，逃避祸害。韩非总结说，人“皆挟自为之心”“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人之急利甚也”；因此，“凡治天下，必因人情”“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99]。以“法”赏罚就是对人性民情的因势利导，禁暴止乱。

“法”又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法家们一致认为，“法随时变”，与时代的变化相适应；体现着“时”（时代）、“世”（社会现实）、“俗”（民情风俗）。商鞅指出，“当时而立法”“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法宜其时则治，事适其务而有功”^[100]。韩非认为，明主治国，必须“因世之变”“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101]。他们都强调没有一成不变的“法”，“法治”是君主在“当今”（即战国时期）最有效的治国方式。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足见法家之“法”的本质在于维护君权和官僚等级制度，同时又要符合“好利恶害”“好逸恶劳”的人性民情，与时代变化和社会现实相适应；表现为统一、客观、公正、平等的行为规则，发挥禁奸邪、止暴乱的功效。这种法律观，虽然不加掩饰地表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即人治模式下的“王法”“国法”的性质和特点，成为秦汉之后传统法律思想的法理基础；但其中蕴含的合乎民意、公正执法等因素却显示出古典法治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