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从文字史看，“法”较“礼”“刑”晩出，其广义泛指一切制度，范围同于礼但不包括道德教化，“变法改制”即变革礼制礼治。其狭义专指运用赏罚，尤其刑罚的成文规定，即“法者，刑也”之说。法家力行“以法治国”，首先必须让人们知晓“法”与礼的区别，“法”本身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因而从不同的角度去定义“法”。
1.“法”是由国家制定并公布的成文命令
这是“法”与“礼”在形式上的重要区别。儒家认为礼是“经国治民”的制度，而商鞅明确指出：“法者，国之权衡也”，权（称锤或砝码）、衡（称杆或天平）均表示客观公平的规则，直接将“法”说国家运行的规则，“法任而国治”[59]。慎到认为使民的言行统一于君主，君主以“法”礼治国理政“是国之大道”[60]。《管子》说，“法度”能够让君主控制天下与领导海内，禁止奸邪，侍奉宗庙社稷[61]。“法”显然具有了“礼”的功能。并强调指出，“法制”“刑杀”“爵禄”，“三者藏于官则为法”[62]；可见“法”有别于发自“人心”、出于“圣贤”的礼，是由君主制定、“官府”所掌握的；它包括了禁令、刑罚以及爵赏等方面，并不仅仅指刑。
韩非则明确指出，“法者，宪令著于官府”“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63]。从而概括出“法”在形式上的“三要素”：成文规则、国家制定执行和公布于众。齐法家亦强调公布是法令成立的形式要件，认为法令尚未正式张榜公布，便有人依照执行，有功劳得到奖赏，或者有罪受到刑罚；仍然属于“妄予”“妄诛”的行为，没有依法赏罚。所谓：“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64]可见，在法家看来，法是一种必须用文字表示的规则制度，它自君主制定之后，专门由“官府”即国家机构执行，并且必须向百姓们公开。
2.“法”是控制、规范民众行为的规则和制度
这是与“礼”在适用范围和方式上的不同。法家释“法”，总是与“主”（君主）、与“民”相联系：谈制定离不开国君，论适用离不开百姓。慎到明确指出，“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这里的“天下”即所有的民众，“动”即行为活动。又说，“以力役法者，百姓也”，即普通百姓必须身体力行地服从、服务于法。这是百姓与“以道变法”的“君长”的区别。[65]
商鞅则干脆说君主的法令就是为了防范与控制奸民而产生的：“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并通过效用方面的分析，认为虽然人民有亿万之众，但有了“法”之后，人们无功不敢去争赏，有罪受罚不敢发怨言[66]，进而将“法”定义为：“法者，民之命也”，即法是关系到民众生死存亡的规则。齐法家从正面说明“法”与民众的关系并定义：“法者，天下之仪也，……百姓之所悬命也”，“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以及“法者，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也”[67]。将“法”解释为“程式”和“仪表”，一方面说明“法”与“礼”在形式上的相似，另一方面又表明“法”所规范的只是人们的外部行为，而并非内心活动。突出了法的行为规则性质，与礼既包括法律又包括道德区别开来。
3.“法”是确定等身份、资格、等级、利益的国家制度(www.xing528.com)
这是“法”与“礼”在内容和功能上的一致之处，不过“礼”主要适用于权贵阶层，所谓“礼不下庶人”；而“法”适用于包括庶人在内的全体民众。“分”在古代，是一个重要的、使用率很高的概念，一般用来表示界限、地位等；相当于现代汉语的等级、职分。分的表现是“名”，有一定的名分就要享受应有的待遇，履行应尽的义务。这样，“名分”就具有了现代的权利或义务的含义。儒家讲求以礼“明分”，主要区别亲疏与贵贱；而法家主张以法“定分”，主要是区别君臣上下，不再注意血缘亲疏或君子、小人的区分。
慎到指出：“定赏分财必由法”“法之所加，各以其分”[68]。商鞅说道，“立法明分”“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有土地、货财、男女之分”[69]。古圣人之所以制定法令，设置官府与师长，都是为了“定名分”[70]。齐法家认为，“上有法制，下有分职”“明分任职，则治而不乱”[71]等，都说明“法”是用来区分、确定等级、资格及其权利义务的。法家们都喜欢用“百人逐兔”的事例说明“定分”的必要，即如果一只野兔在跑，后面会有“百人”追拿，就是因为“分（所有权）未定”，属无主之物。但若在市场里，很多兔子在那里卖，人们却走过去连头都不回。不是人们不想得到兔子，而是“分定不可争也”[72]。可见，法家的定分之“法”，有两个重要的目标，一是维护君臣等级制，一是确立财产私有制。正因为如此，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评论说，“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法家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至百家弗能改也”。
4.“法”是关于赏施和刑罚的规定
这是“法”与“礼”在内容上最主要的区别。翻开法家们的论著，“法”与赏、罚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甚至索性将“法”称为“赏罚之法”。法家以君主集权、“富国强兵”为目标，国家富裕要靠农牧发展，粮肉增收；兵强要靠兵力强大，武器装备精良。因此主张将奖励农耕与战功，惩罚破坏者与奸邪作为“法令”的主要任务和内容。同时，他们认为人性为“趋利避害”、欲得赏而怕受罚。赏即奖励，授爵予财，为人所趋；罚即削职、罚没、制裁或刑杀，为人所避。所以运用赏与罚这两手能够激励官民为国立功，不敢为非作歹。
他们一方面用赏、罚充实法令的内容，所谓“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赏罚而无望于君也”[73]“人主之所以禁使者，赏罚也”[74]“有功而不能赏，有罪而不能诛，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75]“明其法禁，必其赏罚”[76]。另一方面，他们又直截了当地以赏、罚作为“法”的代名词，如“赏诛之法”“赏罚之法”[77]，以强调其重要。但以“法”行赏处罚，不同于以“礼”授爵或出礼入刑。儒家的赏罚原则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而法家则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一律平等对待，主张“壹赏”“壹刑”。在法家看来，虽然赏与罚都很必要，但对君主治国来说刑更为重要。他们在赏罚的适用和实施方面更强调罚，从而又往往把“刑”作为“法”的中心内容，所谓“国皆有禁奸邪、刑盗贱之法”[78]，“杀戳禁诛谓之法”[79]；尤其典型的是韩非的“法”定义：“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充分地表达了他们对“法”的理解。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可知法家认为“法”是以国家强制尤其刑罚适用为保证的，确定人们身份财产的，由君主制定、官府执行的，所有民众都必须遵行的，成文并公布的行为规则。显然，法家对当时法律的这种概括，突出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维护君权和强调刑罚的特点，同时与“礼”维护宗法等级与强调伦理道德相映成趣。这一观念，在形式特征上与今天的法或法律概念基本相符，十分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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