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变法”浪潮风起云涌，被后人称为运动[29]。按照著名作家、学者孙晧晖的说法，战国“变法”曾显现三波浪潮。第一波是战国初期的魏国李悝、楚国吴起，第二波是中期的秦国商鞅、韩国申不害、齐国驺忌、燕国乐毅，第三波以赵武灵王以军事改革为突破口的全面变法为代表，上述各国在战国后期持续变法。[30]“变法”的目的是争当霸主，进而统一天下；内容与重点是健全法制，奖励耕战，走军事强国之路。当然，历史的结局是“秦王扫六合”，大秦帝国的建立，标志着变法运动的终止和战国时代的结束。
1.李悝撰《法经》，主持魏国变法
在“三家分晋”之后，魏、赵、韩相继成为新兴大国，发起对楚、秦、郑等周边国家的战争，拉开了战国时代的幕布。前445年，具有雄才大略的魏文侯即位，一方面拜儒家名士为师，标示行“仁政”，另一方面任用军、政、经、法等能人干才为重臣，如吴起、乐羊、西门豹、李克等，力图“富国强兵”。前406年拜李悝（前455年—前395年）为相，主持变法。
李悝应是魏国本地人，由于史无确载，所以身世不详。据说曾是子夏弟子的门生，还当过土地守之类的小官。可以肯定的是，他属当时的饱学名士，早有《法经》成书，还有主张弃“礼”重“法”的著述多篇[31]，国人皆知，所以才被魏文侯委以变法重任。在现今法史教科书中，多将《法经》称为汇编成册的法律或一部系统的成文法典，主要是因为该书失传，仅在后来的《晋书·刑法志》中录其篇名所致。[32]其实，当时各国的法律不成文的在“礼”或“法度”之中，而成文的则专称为“刑书”；李悝以“法经”命名其书，可见不是对“刑书”的改定，而是自己对“刑书”、礼与刑的见解，特别用“法”字表示区别。“法经”之“经”，更表明是对重要原则的解说与阐发，并非条文式的规定。因此，与邓析的“竹刑”类似，应将《法经》定性为法律著述或法学著作。其中，对于刑律的结构设计，以及法不阿贵、执法平等、赏功罚罚、轻罪重刑等原则的创发，都开启了法家思想的先河，预示了中国古代立法重视刑律的格局与趋势。与西方早期公布的成文法相比，古希腊的梭伦立法和古罗马《十二铜表法》，均侧重于土地占有、家庭、继承和诉讼等，内容以私法为主。而中国这一时期的“刑鼎”“刑书”“竹刑”直到“法经”，皆以刑事及其诉讼为主。中西两种风格迥异的法律文化传统，在其创立时期便表露出不同的基因特征与明显的胎记。[33]
李悝变法的主要内容，一是权力分置，君主掌握最高领导权和军队控制权，相或相国为百官之首，负责具体政务；军事权力之中，上将军统领作战部队，国尉负责要塞防守与后勤补给，由国君用“兵符”统一调拨。二是官制方面废除体现贵族统治特权的“世卿世禄”的世袭制度，实行“量能任官”，唯才是举的选拔贤能的官吏任免制度。三是经济方面，实行重农政策，“尽地力（利）之教”，承认“井田制”失效后的“私田”即土地私有，允许开垦荒山荒为自有，要求种植“五谷，以备灾害”即多种经营，精耕细作。推行“平籴法”。即平衡、稳定粮食价格，达到“使民无伤，而农益劝”既不伤害百姓，更激励农民的目的。四是以《法经》为据，以“法”代“礼”治国理政，不分亲疏贵贱信赏必罚。李悝“变法”获得成功，使魏国迅速崛起成为超强大国，各国纷纷仿效，形成一波变法浪潮。
2.烈士吴起与楚国“变法”
之所以以“烈士”称呼吴起，是因为他为魏国“变法图法”曾全力以赴，又为楚国“变法”而献出生命。他的特殊经历与丰功伟绩，既预示了古今改革志士的悲壮命运，又使后继的法家名士常陷“孤愤”之中。这一方面说明变革之路的艰难险阻，旧制度的根深蒂固与保守势力的强大残酷；另一方面也提醒所有从事改革大业的志士应循序渐进，稳扎稳打，注意自我防护，警惕明枪暗箭与倒算报复。
吴起（前440年—前381年），卫国人，出身商贾之家，本人为布衣平民。加在他头上的定语有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兵家代表等等，说明其成就之高，影响之大。大唐肃宗时将包括吴起在内的历代十位名将供奉于武成王庙内，被称为武庙十哲；宋徽宗时追尊吴起为广宗伯，位列宋武庙七十二将之一。可见后代官方有回避其变法经历，仅从武功军事方面予以彰颂。按《史记》所载，吴起少年曾杀人外逃，后师从曾参之子学儒，因母丧未归，被赶出学馆，改习兵家之学。因孤身一人处在鲁国，便自由恋爱，与齐国一田氏女子结为夫妻。后来为领兵打仗，“杀妻求将”，虽大败齐军，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但身负不仁不孝、贪心好色、无情残暴等骂名，所以未得到任用。吴起来到厉行“变法”的魏国，魏文侯不计流言蜚语，任命他为西河大将，指挥得当，赏罚严明，廉洁公允，士气高涨，数次大败秦军，升为上将军，成为声名显赫的军事大家。但魏文侯死后，他颇受排挤冷落，愤然辞官，离开魏国。
前390年，吴起入楚，开始了“变法”功业。当时是楚悼王在位，看到魏国因变法而崛起，一心想使楚国亦“变法图强”。但碍于公室贵族反对阻挠，且无人可用，所以时刻留心。吴起的出现，恰如雪中送炭。先任他为郡守，一年后升为令尹（即相国），主持变法。主要内容有：
首先，削减公室贵族的世袭特权，对于已传继了三代的封君贵族，取消其爵禄；停止对疏远贵族的按例供给，将国内贵族迁移到荒凉人少的偏远地区。其次，进行官制改革，淘汰并裁减无关紧要的官员，削减大臣高官的俸禄以及封地收入，将这些财富收归国有，用于强兵。再次，整顿吏治，刹住贪污贿赂与损公肥私，制造谣与谗害忠良的歪风恶习；并下大力气，统一楚国风俗，禁止私人请托。最后，制定新法并将其公布于众，严格执法，信赏必罚。[34]变法取得明显成效，国富兵强，平定了云梦之乱，呑灭了陈、蔡两国，出兵援赵战魏显现大国风范。(www.xing528.com)
这些成绩，既使各国“诸侯患楚之强”，又让“楚之贵戚，欲害吴起”。于是，皇族贵戚们利用楚悼王之死设计杀掉吴起，而吴起也做好牺牲自己铲除贵族的准备。当吴起进入灵堂拜祭之时，伏兵四起，陪祭的贵戚亦露出袖箭，吴起跃上灵床，抱住悼王尸体翻滚（一说是钻在尸体之下），四周上下箭若激雨，吴起被射杀，而悼王也成箭垛。继位的楚肃王借机按楚国刑律，将参与放箭的七十余家贵族重臣，全部诛灭。[35]但吴起身亡，变法中断，楚国虽大不强。所以韩非评议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36]。
孙晧晖认为，代表战国初期“变法”的李悝与吴起，使“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法治文明的曙光”；又引发了“战国法家的破土而出”，很值得肯定和赞扬。但魏、楚变法有明显的局限性，即没有废除分封世袭制度，将“治权归于国家”，没能“提供统一中国的基础”[37]。
3.商鞅变法：秦由弱到强，大国崛起
时至战国中期，接踵而起的有申不害主持的韩国“变法”、齐威王力行的齐国“变法”，都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展示了法家思想的功效。渐至后期，又有赵国武灵王以变更军制为中心的变法，成山东第一强国；燕国乐毅执政，削除贵族特权，奖励耕战，亦大有成效。但由于史料欠缺，无法得知其具体情况，只好存而不论。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是人们熟悉又彪炳史册的秦国商鞅变法。
商鞅（约前395年—前338年），与卫国国君同族，人称卫鞅或公孙鞅，因功被封于商州，故称商鞅；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先秦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自幼喜好“刑名之学”，曾在魏国担任相国公孙座的下属，熟悉李悝的《法经》，很有才能。公孙座曾对魏惠王建议委以重任，并嘱咐若不“用鞅，必杀之”[38]。前361年，他来到秦国，深得“转弱为强”的秦孝公的重用，任左庶长。自前359年—前338年执政21年，前后主持两次“变法”。孝公死后，后被贵戚诬陷，惨遭车裂灭族之刑。
商鞅在执政时期，先后于前359年、前350年两次进行变法，包括经济、政治、法律等内容。在经济方面，为了充分利用土地和劳动力，重新划分耕地，去除原有的阡陌封疆，将贵族的闲置耕地收回国有后重新分配；废除传统的井田制即土地“王有”制度，授田于民，由国家直接征收赋税，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从而确立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度。推行重农商政策，奖励农耕；同时废除大家族制度，规定男子成年必须另立门户，按户籍征收军赋；统一了度量衡的标准。在政治方面，实行君主集权，反对礼治儒术；推行郡县制，将国内村庄合并为41县，县衙内设置县令处理县内政务，官吏由国君直接任免；废除大家庭制，禁止百姓父子兄弟同居一室，居民按“什伍”编制管理，即五家编成一伍，十家编成一什，以伍什为基本单位；废除“世卿世禄”的官职与身份世袭制度，凡宗室、贵戚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属籍，不能享受贵族的特权，不论出身贵贱一律按军功封爵奖赏。法律方面，改“法”为“律”，即制定以“律”为名的成文法典，以取代周礼及旧法，建立律、令、式的法律体系，增加“告奸”“连坐”等规定，即居民相互监督检举，一家犯法，十家连坐。不告发奸人的处以腰斩，告发奸人的与斩敌首级受同样赏赐；出行较远者及旅店的旅客必须持有官府印发的凭证，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凭证的旅客住宿，否则店主与奸人同罪。实施厚赏重罚政策，要求民众学法、守法，“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等。
商鞅变法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荀子赴秦考察之后评价说，秦国边防牢固，山川秀美，民风淳朴，歌舞升平。各级官员均忠于职守，奉公依法，不结党营私；朝廷按法制处理大小政务，既轻松又高效。秦国的强盛不是侥幸，而属必然。[39]可见，正是商鞅变法，使弱秦致强，奠定了统一六国的基础，成为当时变法改制大获成功的典型例证。他的变法思想和理论，影响深远，使其成为法家思想学说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被誉为历史上最早的改革家。
商鞅的惨死，又一次昭示了变法志士的悲剧命运。韩非将变法者与反对派（贵族势力）进行比对，指出其形成原因：在性格和人品上，变法者“刚毅”正直，光明正大，而反对者阴险狡诈，善于诬陷；在志向与行为上，变法者不畏艰险，视死如归，而反对派怀不共戴天之仇，必致其于死地而后快。因此，两者相遇，只要反对派得势，不是明用“公法”将其诛杀，便是暗以“私剑”（刺客）将其灭掉。身为书生的韩非能看到这点，高居相位、谋略过人的商君焉能不知。他拥有重权重兵，之所以不叛不逃，甘受车裂酷刑，就是为了延续变法大业，伏“法”受刑。真可谓：“变法功成身却死，亦使英雄泪满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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