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任创新：STIR实践方式的挑战

在笔者开展北京某实验室的STIR工作之前，给笔者联系实验室的一位科研人员在听过笔者简单地介绍STIR的工作方式——与实验室内的研究人员进行对话、合作，讨论研究中可能的社会因素之后，就首先提示笔者注意可能存在的体制和文化因素对STIR开展方式的影响，“这个事情在中国做比在美国做难度要大”，他认为在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方面，中国的科研工作者远不如其美国同行。据他的了解，美国的科研工作者对社会事务的关心程度较高，并举了爱因斯坦给总统写信、做演讲表明自己对二战、原子弹等事务的看法为例，说明“美国的大科学家”关注社会问题，有社会责任感。而“中国的科学家”当然也有社会责任感，但是这种社会责任感“相对（美国）来说还是有些许差别，这跟我们的文化和体制有关系”。由于这种“文化的差异”，他认为在中国开展STIR，在与科研工作者进行交流的时候，“跟在美国的交流（相比），它的效果和效率，不一定会有这么好”。他认为，中国的科研人员对于社会事务思考得少，并且很多时候没有把这些事务纳入自己的行动和想法中，因此，在中国进行STIR的时候，需要“动动脑筋”，“把这个事情中国化，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和策略看怎么样能够适合中国的环境和情况”。这也印证了在第四章中提到的体制环境的因素对于科研人员的伦理参与能力的影响。关于如何开展STIR，他提出的一条建议是，参加实验室举行的一些活动，尤其是研究工作之外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跟科研人员进行交流，把社会-技术整合的想法、科技的社会因素和社会影响的想法传达出来。

之后的工作经历证明，的确只有这种“研究之外”的活动，比如在吃饭和散步时的闲聊，专门设置好时间、地点的面对面访谈，一些联欢会、欢送会之类的娱乐活动，才能进行信息比较丰富的交流。然而，这样的方式跟STIR的设计基本上是相悖的。STIR的设计是围绕研究工作的具体内容进行交流，之所以设计嵌入到实验室内部，之所以用“中游调节”为基本理论，就是希望尽可能直接地作用于科研工作本身。而在“研究之外的活动”的各种场景中，预设的交流内容则不是研究工作本身。尽管在访谈中会指定涉及研究工作的内容，但是，研究人员在访谈场景里明显不处于工作的状态，并不是以一个在研人员的身份来表述相关信息，而更像是与外行做普及性的介绍。而此处想要表明的是，在研究之外的场景进行交流，与STIR的直接作用于研究工作的设计有明显的差别。另外一点是，这种“研究之外的活动”的场景是缺乏常规性和持续性的，这也与STIR所设计的持续的、反复的交流相悖。(www.xing528.com)

然而，为什么这位科研人员仅仅是在听了关于STIR工作方式的简单的介绍之后就会提出从“工作之中”转移到“工作之外”呢？笔者想他是抓住了STIR非常关键的点——嵌入、直接、干预。从STIR的设计中看，这是最强有力的点；但是从科研人员的角度看，这可能是最难以接受的点。所以，这既是STIR最强的点，也是它最弱的点。从理论设计上看，这个点使得中游调节最为有效，但从实际操作上看，这个点使得STIR最难以执行。实验室这一结构的设计，就是为了保证科学研究的“纯化”工作。这种纯化工作不是轻而易举的，而是有代价的。拉图尔在《科学在行动》（拉图尔，2005）中就阐释了实验室研究越是纯之又纯，其墙外的政治力量就越是繁杂和强大。需要如此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来维持这一比喻意义上的“实验室之墙”，就是要在墙外处理掉所有这些政治和社会的相关因素，来维持实验室内部的、专门的纯化空间。STIR想要把这些社会因素带入实验室中，带到研究工作中，不是说绝对意义上不可能，而是需要足够强大的力量来穿越“实验室之墙”。所以无论费舍尔如何强调STIR的设计不干扰研究工作、促进合作、帮助研究，都会显得像是口头上的无力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