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任创新合作的条件问题与挑战

积极参与合成生物学的社会技术整合研究的著名学者拉比诺等（Rabinow et al.，2009）对两种跨学科项目的合作模式做了区分：一种是一般的分工协作（cooperation），参与的各方以各自独立的方式工作，完成自己的一部分任务，然后这些工作被简单地加总起来；另一种则是深度的合作（collaboration），这里超出各方独立作业的劳力分配方式（division of labor），需要对要解决的问题有大家共同认可的界定，或者共享的校正技术。

从协作与合作的上述区分来看，STIR项目这样的新尝试，要开启一个合作模式是存在困难的。因为我们不能摆脱原有建制从零开始。任何一个新项目的参与者，都带着其所属关系而来，所有工作都要依托已有路径所提供的工作资源和平台。更不要说个人受训练所得到的具身知识和具身技能。理想情况下的合作模式似乎勉强地适用于人文学科，因为人文学科的知识技能偏软，可调整的空间稍大，最重要的是资源和平台没有这么具体、牢固。与人文学科相比，社会科学的部分机构、资源人脉又更为具体牢固一些。中游调节的理论构建中也已经指出“中游活动当然包含着物理上的、资源上的以及可及的专门知识等方面的限制，更不用说各种机构和组织上的利益和压力”（Fisher et al.，2006）。资源、平台都是先期投入，并且具有更长的延续性（因为投入了大量的成本），故而是比较硬的，比较牢固不易变的。举个虚例，假设某生物课题组花大价钱买了一台最新最先进的设备，他们接下来的工作都会围绕着这台设备的功能来展开（当然购买的原因是之前已经开展了相关方向），不使劲用怎么能值回成本呢？如果这个组有人出来参与其他工作，他也会不遗余力地把其他工作引到能用上这台机器的方向上来（不论是能获得设备租金还是实验室署名权），假使他引导成功了，便在新的课题组中占据了一定的话语主导。那么结果是，这个新组不会成为一个基于平等协商的合作模式，而是要么成为设备提供者主导的模式，要么成为来自不同组推荐不同设备的协作模式。把设备替换成其他的技术、知识体系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么，STIR这样的研究项目要开启合作，就会面临如下几个问题：第一，科研人员有没有动力去合作，为什么？科研人员工作的主要动力是什么？第二，宏观层面上政策制定者提倡合作，原因是什么？合作是一种真实的需求吗？谁的需求？动力何在？第三，人文社科学者有动力去合作吗？如果有，原因是什么？第四，我们需要从中找出合作的真正需求和动力源自何处，这种需求的真实目的是什么。(www.xing528.com)

合作的参与者相互之间在知识背景、工作方法和思维方式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别。因此，共同的兴趣/利益（interests）可能成为进行合作的重要动机。

STIR的相关文本（论文、内部材料、上文引述过的指导邮件）中反复使用“程式（protocol）”“催化剂”“实验”“对照组”等词汇，其实是科学实验的研究中经常出现的词汇。使用这些词汇（包括对NSF与STIR关系的凸显），都是试图在语言上搭建沟通的桥梁，强化文化上的类同，弱化差异。试图让参与STIR的科研人员理解，嵌入式人文学者的工作方式，与科研人员的实验室工作方式是类似的，都是做“实验”，都按照特定的“程式”，都涉及“催化剂（如化学实验）”和“对照组（如医学实验）”之类的东西。这些词汇在STIR中的出现和保留，或许是费舍尔在前期研究的33个月“嵌入”工作耳濡目染留下的印记，或许是为了与科研人员沟通合作的精心设计，但无论如何，反映了社会技术整合中词汇的文化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