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环境对伦理参与能力的影响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大的体制环境是影响伦理参与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包括国家或者学科及行业的总体研究导向、氛围，经费与资源的分配，发表和评价机制，竞争压力等。

在访谈中最突出的一个现象是受访者常常会对“体制”产生不满，认为有很多繁琐的行政事务，如考核、填表、开会等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至于连科研的工作都会受到影响，更不用说有心思去反思研究的社会意涵以及“研究本职”之外的更广泛的社会责任。例如，受访者16提道：“包括一些体制，像我们老师也一样，我对科研很感兴趣，我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给你的环境，有一些机制方面（的影响），难以潜心地做这个研究，因为你还要应付很多其他的事情。……没有意义的这种会议比较多……考核的频率比较高，填表……院系一层一层的，各自有不同的要求……经常觉得浪费时间。”受访者18表达了类似的不满：“科研环境最不好……不是好好地整科研，光想弄一个管理政策，去年搞什么岗位之类的，那两三个月根本没有想怎么搞科研，就一天到晚想怎么搞那些。……考核指标又不是特别促进科研的，所以很累的。……不像国外那样让大家一心一意地搞科研，……管理层的想法还很多，行政部还做不了服务，……办事的效率很低。”

有的受访者对于在高校中从事科研工作，需要同时兼顾研究和教学两项重任也表现出疲惫，他们往往会比较羡慕在类似于中国科学院这样的研究机构中工作的同行，不用承担“额外”的教学任务。例如受访者16说：“教学工作量这一块的任务也挺大……想搞科学研究的老师要付出的精力比较多，教学占去了（很多时间）。”受访者24说：“很费精力的，有的时候这个体制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承担很多的教学任务，教也是很重要，传播职业思想，像普及也非常好，研究生普及，他们可以当作种子传播出去，但是很影响科研，科研是整体的，现在我们需要好好干。”

但诚如受访者24所言，教学其实是科学事业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不少受访者在谈及他们心目中的负责任的科研时，都会提到培养人才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意义。那么，除了通过让青年人参与科研实战来获得研究技能的培训之外，传统的教学自然也是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方式。当下很多高校要朝着研究型高校的方向发展，认为教学和科研可以相辅相成。那么，为什么科研人员会对教学任务感到不满，认为教学影响了科研呢？或许与诸多受访者所反映的当下科研竞争激烈，科研人员生活压力大的状况相关。

上文中曾经提到受访者18在面对诸多研究中需要去应对和解决的实际问题时，表示有心无力。她反复提到“没有精力”“顾不上”“考虑不了这么多”，因为她正面临着急需通过获得国家科研项目和发表文章来评职称的状况，否则就可能需要转岗，不再从事科研活动。在访谈不同专业、不同机构、不同地域的受访者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种来自经费、评价、竞争的压力不是个例，而是较为普遍的状况。在综合实力不是太强大的研究机构里，获得国家级课题和大规模经费的难度相对较大，因为从事研究的基础条件（包括设备、团队等）不是太好。综合实力较为强大的研究机构聚集了更多更好的物资和人力资源，也就自然而然地聚集了更多的研究项目和研究经费，但相对的，随着考评“门槛”和周边同行竞争能力的提升，科研竞争的压力更为巨大。

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总体的收入水平在逐渐增加，但是相比之下，很大一部分的普通科研人员的收入水平却并不高，尤其是在科研机构聚集的大城市，消费水平又比较高，因而科研人员的经济和生活压力也较大。受访者16就说：“教师的工资普遍很低，因为生活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压力，除了‘百人、千人计划’那是完全不一样，年薪很高，一般的老师才几千块钱，我们学校的教授也就五六千块钱，这个是很低的，平时你能潜心搞科研吗？想方设法地通过其他的增加一点收入，因为要还房贷什么的，这个收入太低了，国外是不用担心的，他们的收入很高，老师不会在生活方面有困扰。”

于是就表现为受访者所反映的“学术界浮躁”。教书育人也好，对研究意义的反思也好，更为创造性地去履行伦理参与的责任也罢，都不能直接服务于这种浮躁氛围下的“单向度”竞争，不能对以文章数量和经费数额来衡量的科研产出造成“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科研人员对发文章、拿项目之外的更多反思意识和参与行动表示“不关注”或者“无能为力”。这是由科研的经费分配、评价和收入方面的体制环境造成的。还有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社会风气和舆论环境等更为宏观的因素，也可能对科研人员的伦理参与意识和行动产生影响。(www.xing528.com)

受访者17从事的是与环境科学相关的研究，她坦言，要履行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跟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政府的政策导向以及国民的素质都有关系，科研人员的行动能力处于这些诸多方面的条件限制之中。她说：“在这个阶段可能还是追求经济效益。但是到一定的时期肯定要考虑，环境的效益也到了必须考虑的阶段。可能现在处于一种转型时期。……其实环境很多方面，不管是环境政策，还是环境标准、环境监测方面，全部是属于政府行为，不是说我们科研工作者怎么样，而是政府能不能意识到这个问题。与其我们跟企业打交道，还不如让我们给企业扫盲，告诉他们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了，让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完了以后他们去制定一些东西，企业必须去搞。整个环境就是这样。……从企业的角度来讲，企业肯定是追求最大利益，尤其当国民的素质还没有达到‘我要怎么样，我要造福人类，我要造福什么’的时候，只是追求GDP的时候，只是追求经济效益的时候，你让他通过科研工作来履行，他觉得你很幼稚……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所谓的专家也比较多，但是真正的要认真做科研这些，或者真正地去思考的，有点社会责任心的专家也少，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去选择……”

受访者19从事的是生命科学方面的研究，他谈到实验对象保护等方面的伦理规范时就说，在我国，相关规范的制定、实验伦理的意识和行动，都是在科技研究越来越国际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科技越发展，跟国外越接轨，你越来越觉得这些东西重要了。（提问：不关注科技伦理没有办法融入国际的科技大环境）对。你说你这个机构再好，别人知道你这个动物是这样养的，不是很规则的、很标准的动物房但按照一套动物的伦理操作规程，别人觉得你这个东西一钱不值，科技越发展就会感觉到这些东西越重要。同时科技越发展，人们会越来越重视这个东西。”

社会的舆论环境对于科研人员参与公共交流和协商的意识和行动明显地会造成影响。上一节中提及有的科研人员不愿意或不敢跟媒体和公众打交道，因为他们对很多媒体不信任，认为媒体很容易断章取义或者有意无意地夸大和歪曲事实，从而也间接地导致了科研人员与公众之间的不理解和不信任。于是有的科研人员就抱着“能不惹事就不惹事”的心态，对媒体“能躲尽量躲”。即便有的科研人员有意愿通过媒体进行公共交流，也是声明要“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去做。有调查表明，当下我国部分媒体从业者的科学素养较低，这对于增进科技相关议题的公共讨论会有一定的不利影响。如果媒体能够提升整体科学素养，以负责的态度来参与沟通，尽量消除科研人员与媒体之间的猜忌和不信任状态，对于科技创新事务的开放协商以及科研人员的伦理参与将会有比较好的影响。受访者17对媒体的作用表示了重视和期望：“媒体很重要，媒体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很多无法解决的事情通过媒体就能解决。中国媒体的功劳肯定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媒体在这样的时期，法制不是特别健全，很多道德、标准、伦理完全没有建立起来，现在是多元化，这样一个时期我觉得媒体的责任非常重要，媒体应该引导一种正能量。”

除了起到组织和连接作用的媒体之外，公众的角色也是舆论环境的重要构成部分。出于对公众的理解能力和耐心的顾虑，也使得有的科研人员对参与公众交流的活动“避之不及”。受访者26的科研工作涉及环境风险的评估，当被问及风险评估中是否考虑公众的看法时，他回答说：“我们不敢去做，我们现在只敢做科研……中国部分的民众素质是参差不齐的，还有一些心理扭曲的什么小组和团体，利用你的东西扩大（影响力），对整个社会稳定问题影响是很大的。所以有些数据我们宁愿选择不公布。……民众对官方公布的数字不信任，普遍存在这么多问题。现在这东西也不是我们做科研的能够解决……有些涉及敏感的数据我们也不考虑公布，一个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像这种数据我们公布了，很多一传、二传就变味了。……首先政府公信力的问题，其次一个他们对这个东西的理解不够深……他看也看不懂，他也不会去看，就看那个数字就完了。……但是中国公众普遍有一个浮躁心理，听到前面后面有可能不听了……因为现在都很浮躁，整个社会都很浮躁，听不了，政府也没有那么多心思跟你解释那么多，告诉你没事就行了。”

另外一个有关的体制因素是应对现实问题的跨学科、跨行业的研究活动与我国的政府监管部门之间的对接问题。受访者25和26从事的是环境监测和风险评估方面的研究，他们在访谈中就指出，环境科学研究涉及环境、资源、卫生等各方面的综合因素，从项目申请、团队组建、数据获取到产出可能会分别归属科技部、卫生部、水利部、环保部来管理，但是不同部委之间的沟通存在一定的难度；对于规模并不是特别大的科研项目来说，要实现跨部门合作是较为困难的。受访者25提到他的研究中需要收集水资源方面的数据，环保部和水利部有两套监测数据，但涉及跨部门，某些也许很重要的数据无法获得。受访者26对于跨越不同管理部门的研究工作表示，由于不同部门之间的管理方式、关注重点和要求都有差别，会产生很多的问题：“环保部的项目跟卫生部的项目绝对不能结合在一起，因为很多他们自己的内部采购是多块，运行经费也不可能结合，但是科技部、基金委做不了那么大工作量的项目，基金委顶多做到一个小的科学问题，比较深的科学问题的探索，做不到这种跨行业的重大项目的实施……（跨部委联合申请项目）我们也做过，包括做基准的时候，我们想跟大的医学部合作，他们向上级提交报告的形式跟我们又不一样，我们给部里提供支撑的时候，他不在乎你怎么做，他只在乎这个东西对我的管理有什么支撑，他们只在乎这个。我们这两个项目一起做下来以后，两方所需要的东西不一样，又会产生分歧，而且还存在许多问题。如果是我们主导的项目，我们在项目实施方案的路线设计的时候，考虑卫生部门的东西会少。因为我们不懂，不会考虑；他们考虑的时候，对环境方面的东西不懂，这样的话一个东西不可能支撑两个部门的工作。我们现在也是在探索这方面的问题，现在基本上都是靠着自己的私人关系沟通交流……科技部能推动这方面的工作，当然也需要两个部门多多地交流和沟通。现在做的比较少，像北京大学做的，他们有优势，他们自己内部就可以消化，他们有医学，又有环境，可以一起消化，他们有这个优势。但是现在的科研体制又不太支持整个内部消化。就是跨单位、跨学科之间的交流合作，这样的话整个科研平台才能形成，这都有一定的优势、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