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任创新：科研人员责任的历史讨论

回顾科研人员的责任问题在历史上的讨论，可以从两条线索追溯：一条是关于研究的规范和诚信问题，另一条是讨论科学家（scientists，由于惯例维持这个翻译，在不同的语境中分别有一般科技工作者和著名的“大家”的不同含义）的社会责任。这两条线索侧重不同，但也互有关联。

近现代科学发展的早期，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启蒙主义的视角，认为科学就是对真理的追求，这在本质上就是有益于社会的，由此科学家最主要的责任就是去追求并不断扩展他们的学识。浪漫主义思潮对于科学认识论和工业实践的批判对上述启蒙主义的科学家责任的观点有所质疑，但是这些思想上的质疑在科学家当中没有什么影响。（Mitcham，2005）总体上来看，在20世纪之前，对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的讨论是比较少的。

对科学家的社会责任话题的关注和讨论，一方面，伴随着20世纪科学自身的发展以及科学所支撑的技术对经济、军事、政治的影响扩大而来。英国学者贝尔纳在其发表于1939年的著名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的绪论中就明确指出了这方面的因素对于科学家态度的影响：“过去20年的事态……使科学家们深刻地改变了他们自己对科学的态度……”（贝尔纳，2003）这些事态包括逻辑学对于数学基础的动摇和重建，量子力学的创立，生物化学和遗传学的发展等，“这些都是在科学家们个人一生中相继迅速发生的变化，迫使他们比前几个世纪的科学家们更深入得多地去考虑他们自己的信念的根本基础”（贝尔纳，2003）。另一方面，则是战争使得知识直接被用于为军事目的服务，经济危机让科学进展受阻，法西斯主义的迷信和野蛮行为等社会因素带来的影响（贝尔纳，2003）。国内学者莫少群（莫少群，2003）将20世纪初至二战前这段时期的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讨论的基本论题总结为科学事业与外部社会的关系及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而争论的焦点则表现在科学家面临战争形势如何处理其科研活动与政治立场、国家利益及战争动员之间的关系。科学家的责任是为国家利益服务，还是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又或是视战争的目的而定？

以曼哈顿计划为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科学家大规模参与到军事武器的研发过程中。核武器所展现出来的巨大和可怕的力量，使得科学家及其研究工作对政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影响力前所未有地表现出来。核武器的开发和使用，虽然加速了战争的结束，但同时也导致了灾难性的破坏，人们更是担忧它的不当使用可能带来毁灭世界的危险。因此，科学家对于核武器的研发，始终抱有道德上的矛盾心态。战后，以跟曼哈顿计划相关的科学家为首，在世界范围发起各式各样的和平运动，这是科学家以群体的身份主动参与到社会和政治事务中。这些运动中诞生了《原子科学家通报》、世界科学协会、帕格沃什会议等，通过召开会议和发布宣言等方式，来表明科学家团体在研究本职工作之外，也对科技成果的应用所带来的重大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对世界和平与人类全体利益的影响——负有责任。（莫少群，2003）

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随着生物技术和电子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新的科研成果应用于社会中带来了新的问题。这些新的问题又引发了科学共同体内外关于科学家社会责任的热议。这一时期的两个标志性事件，一个是由卡逊（Racha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所引发的生态环境思潮与环保运动，这关系到科学家是否要为科技发展所带动的工业生产对环境的破坏负责，或者是否要对维护自然界的生态环境负有责任；另一个是1975年阿斯拉姆会议上，分子生物学家对于重组DNA研究是否具有潜在的生物危害的讨论，以及随后引发的关于科学家对于科技的社会风险、人类进步、科学家的自我约束与立法控制等方面的责任的有关争论。（莫少群，2003；Mitcham，2005）

在科学家的行为规范这条线索上，最著名的当属“默顿规范”，即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人默顿概括的科学家的共同精神气质和行为规范——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或翻译为“祛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后来又补充了一条独创性。默顿规范并非某个具体科学研究团体的明文训诫，而是默顿通过对于科学的社会组织与功能的研究总结出来的制度性要求。这套规范能够有效地控制科学研究中的投机和不端行为，从而保障科学知识的质量。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默顿认为这是内化于科学家团体中的精神气质。从这个角度看，科学家的责任就在于遵循这样一套规范，生产出高质量的科学知识。

然而，自默顿规范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被提出之后，科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都对这套规范是否在科学的日常实践中得到过遵循一直有争论。科学研究中的不端行为时有发生，大量的欺诈、造假等科研不端行为被媒体曝光，引发了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各国的政府机构、科研管理部门以及科研界自身都越发重视这个问题，并开始提倡科研诚信（research integrity）和负责任的研究行为（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我国对于负责任的研究行为的界定包括：“坚持客观性，对科学真理负责；坚持人道主义，对人类负责；坚持社会公正，对社会负责；坚持可持续发展，对生态环境负责。”（科学技术部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2009）

美国学者斯丹尼克等（Steneck et al.，2007）在一篇回顾美国负责任研究教育的历史的文章中总结到，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科研不端行为暴露在公共视线以来，有大约十年的时间，美国的科技政策界和科学共同体并未重视对于普通科研人员的负责任研究行为的教育。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如何界定、发现、调查和惩处科研不端行为，因为大家还普遍认为不端行为在科研工作中是罕见的，大部分科研人员通过一般的学科训练都能清楚如何规范、负责地去从事研究，整个科学共同体依然保持着一个较高的道德水准。然而，随着科研不端行为的持续出现，科学共同体也终于意识到有必要通过专门的教育方式来向全体科研人员宣传负责任的研究行为，增强诚信和责任意识。因此，从1989年美国医学会（IOM）发布的一份名为《健康科学中的负责任研究行为》的报告开始，美国的负责任研究行为的正式教育就得到了重视并逐渐发展起来。美国的国立卫生院（NIH）和自然科学基金会（NSF）都通过相关政策来推动负责任研究行为的教育和培训。

尽管防范和惩处科研不端行为和倡导、推进负责任研究行为紧密地关联在一起。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科学共同体和科研管理部门通过政策和教育体制的建设来倡导负责任研究行为，相比之前仅仅关注对于不端行为的查处和惩戒来说，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从认为不端行为是罕见的例外、科研人员普遍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准，到积极地反思科研活动当中的种种问题，通过教育的方式来明确和提高科研人员的责任意识，便是此种进步意义的体现。

负责任研究行为包含哪些内容？对科研人员提出了怎样的责任要求呢？美国公共卫生署（PHS）对于负责任研究行为教育的政策要求中提出的九个核心领域（PHS，2000）颇有代表性，这九个领域包括：

①数据获取、管理、分享和所有权；

②导师与受训者的责任；

③发表和署名；(www.xing528.com)

④同行评议；

⑤合作研究；

⑥以人类为研究对象；

⑦涉及动物的研究；

⑧不端行为；

⑨利益和承诺中的冲突问题。

从这九个核心领域来看，负责任研究行为的教育重点关注的是所谓“科研活动本身”，即从如何保障准确、可靠的研究成果（关于数据处理和研究对象），如何维持科研生产的质量控制和共同体关系（关于同行评议、合作研究、利益冲突），这些方面来说明科研人员的责任，这与默顿规范的内涵是一脉相承的。

与上文所回顾的历史上关于科研人员的社会责任的讨论相比较而言，负责任研究行为所强调的重心是科学的“内部责任”。这种科学研究活动的“内/外”二分法暗含的是20世纪中叶以来的“科学的社会契约”思想，即在科学与社会的其他部分之间划出一条界线，界线之内是科学知识生产活动，在这里，科研人员们以内部的同行评议的方法来进行自我管理，并保证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有利于社会的科学知识，从而换取社会对于科学活动的公共资助和不干涉。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二章第二节中所介绍的模式2科学、后常规科学、后学院科学和“研究”等概念，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描绘当今科学与社会不再能够界线分明，而是复杂深刻地交织在一起。科研活动的内外之分在一定意义上也受到了冲击。

在这样的时间变迁之中，负责任研究行为教育对于科研人员的责任所包括的内容也有了发展。国际上广为流传的负责任研究行为指南——美国科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委员会编写的《怎样当一名科学家》，在其第二版中有专门章节介绍“科学的社会基础”和“社会中的科学家”。在其第三版导言中更是明确指出，科学家不仅对同行、对自己有义务，而且还有服务公众的义务。该书第三版的最后一章谈论社会中的科学家问题时，举了美国科学家盖斯顿作为落叶剂的发明者如何不断争取禁用这一有毒化学品的事例，并引用他的话说：“我本以为，只要不参加任何不好的研究项目，就可以避免牵涉到科学对社会有害的后果中来。但后来才知道没那么简单……唯一的办法是让科研人员一直参与，直到彻底解决问题。”（美国科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委员会，2009）

我国科技部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所编写的《科研诚信知识读本》当中，谈到负责任研究行为时，也包括了对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负责。（科学技术部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