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任创新：关注未来，面向非对等责任

格林鲍姆等（Grinbaum et al.，2013）所谓的前瞻性责任指的是“非对等的家长式责任”。但他认为责任从回溯到前瞻的变化是伴随着现代社会取代传统社会出现的，现代社会中非固定的角色责任以及后果论责任观就是前瞻性的。这两个方面的确是前瞻性责任的理论渊源。但是前瞻性的凸显则是由于知识的不完备和创新带来的不确定性——这一点正好是第二节里所描述的当下科技活动的突出特征。

创新是创造未来的活动，带来新事物，改变世界。创新是朝向未来的，所以与创新相关的责任也是朝向未来的，是对未来的责任。

为什么在现代社会要把责任和技术创新联系起来？西方社会从古代到现代的变迁，从与责任相关的主体的角度，责任可以归结为“从神圣团体到至高无上的个体”。古代西方社会的文化把世界视为一个神圣的团体，道德的基础是上帝指派给系统中各个个体的命令。遵守道德、正确行事就等同于在系统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个人行为的判断标准取决于他在等级秩序中的地位对他的要求。因此，判断行为对错的标准在本质上是道义论的，即相当于一个先在的规则。随着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神圣团体”解体了，责任的含义也转变了，个人成为道德主体，可以自行决定做什么，并为其行为负责。工业社会有各种各样的劳动分工，个人会有多个不同的私人和公共角色。角色责任指完成个人在社会中嵌入的角色的职责，但这显然不够。阿伦特对艾希曼的分析指出，艾希曼的行为是履行作为一个纳粹军官的职责（duty），而这无法让其逃脱道德审判。因此，个人行为的道德意义让我们看到角色责任与更宽泛的责任之间的距离。某些职位并不仅仅是要去扮演角色，而是一个人从属于其中的职业，需要有职业判断。这些职业判断无法还原为固定的条规。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个人的道德判断主要依据行为的后果而不是是否符合事先的规定。后果论道德哲学的典型是边沁的功利主义，而后果论推导出来的是，个人应该以其为社会带来的福利来评判其行为，要超越他所扮演的任何特定角色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个人直接对社会本身交代，不用对某个神圣或世俗的外在权威交代。于是可以用现在进行时或将来时来描述“负责”。道德主体要修正或无视事先的规定和预期。然而功利主义道德主体的一个问题是，为了对行为进行选择或判断，需要预见任何行为的任何后果，否则无法克服知识上的不确定性。这一点被称为“道德运气（moral luck）”。个人要负责决定何时预见足够了，何时必须停止讨论并采取行动。现代社会的特征是创新依靠科学知识。创新在本性上会生产无知，无知会损害人们负责任行动的能力，因为无法确定其行为后果的具体证据和标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对某一创新造成的未来效应的无知，逐渐从例外变为常规。后果论伦理要求精确地计算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以此作为负责的证据，但随着现代技术创新的复杂性增加，不确定性提升，这种精确计算已经做不到了。（Grinbaum et al.，2013）

欧文等人（Owen et al.，2013b）指出前瞻性责任两个相关的维度分别是关注（care）和反馈（responsiveness）。这两个维度使我们得以反思科技创新的目的，澄清我们想要科技创新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关注的维度），并通过界定创新的目标以及创新的道路如何演化，反馈到各种不同的观点和知识中。(www.xing528.com)

反馈是使得选择可以保持开放的关键维度，它是技术锁定和路径依赖的解毒剂。要一边不断发现，一边不断修正错误。不仅要对变化的信息环境做出反馈，而且很重要的一方面是，要反馈到公众、各利益相关者的观点、视角、框架之中。也就是说，需要有协商互动（deliberative）。这就将协商民主原则引入反馈维度之中。需要广泛进行这样的协商互动，不单单是寻求对于科技创新的各种目的和想要的产出的不同观点的理解，而且能够有助于建立新的议程来设定科技创新的方向。

支撑负责任创新框架的是责任的关注和反馈这两个维度。对比之下，负债、问责、归咎这几个责任的维度则是基于知识的，而且是回顾性地应用于事实发生之后。责任的这几个维度有很丰富的历史，在历史各个时期或多或少地指导和限定人们的行为，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这种对等性的责任（尊重相互的权利，如果违反了法律就要进行问责）是基于同时代的人居住在相对靠近的环境中，而人们的行动很少会对世界大范围的产生不可逆转的效应。而当今科技创新的行动后果却不是这样有限。创新是一项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面向未来的集体活动，它使我们居住的世界变小了，变得相互依赖了，变得不确定了。所以之前占主导的、对等性的、后果论的责任观点就不够了。需要考虑非对等的、面向未来的责任。由此我们找到了关注的维度和反馈的维度，并以此作为RI框架的基石。在此对RI给出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负责任创新是一项集体的承诺，通过对当前科技创新的反馈的责任来关注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