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任创新实践范例，研发资助与风险预期

接下来简单地介绍几个例子，他们分别反映了从项目资助、申请、研究等科技研发过程中的不同侧面去有意识地探索更为负责任的创新的方式。每个例子里都体现了上述四维度框架中的一个或几个维度。这些探索为将来负责任创新理念的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例1：研发资助方向的公开讨论

英国工程与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Engineering and Physic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简称EPSRC）是英国国内各高校中纳米技术研究最大的资助机构。该机构在2008年组织了一次关于医疗健康领域的纳米技术资助方向的公众讨论，旨在通过讨论获取公众的意见，并结合研究人员、工业界代表以及临床医生的意见，来制订资助计划。研究人员、工业界代表和临床医生的意见综合起来，提出了六个可能的应用领域：用于诊断的纳米技术，包括在病人体内进行监控和体外进行分析两个方向；对病原体的环境控制，主要针对在物体表面检测并消除病原体的综合解决方案；关于再生医疗的纳米技术，主要指制造功能性的智能工程纳米材料，用于引导细胞互动和控制组织生长；药物输送纳米技术，把药物输送到难以到达的组织，以及一些新出现的药物的给药需求；“诊疗一体”的纳米技术，将诊断和提供疗法集成到一个自动化设备中。公众就这六大领域进行具体的讨论。讨论的结果显示：首先，在纳米技术的应用方面，关于医疗和健康的应用领域被认为是应当优先发展的，公众普遍比较支持在这个大的方向上进行资助；其次，人们希望这些技术的进展能够有助于更多地掌控自己的健康和生命，而不是越来越难以自己掌控；再次，人们也关注什么人能够从这些科技研发中受益，尽管从原则上人们并不反对商业和私人部门参与新技术的开发，但人们还是希望对科学的公共投资能够真的让公众受益。在上述可能的六大应用领域中，公众给出了一个希望优先发展的排序。排在第一位的是将纳米技术应用于对疾病的预防和早期诊断，对于严重的疾病进行更好的靶向药物输送排在第二位。“诊疗一体”的技术方向是科学家们很感兴趣并希望能够优先发展的，但是公众在这个方面最为担忧，认为这有可能降低人们对自己健康和生命自主权的掌控度。（Bhattachary et al.，2008；Jones，2008；Sykes et al.，2013）

在这个例子中，公众参与讨论可能的应用领域，体现了包容协商以及预期的维度；公众讨论的结果能够直接影响资助计划的决策，体现了反馈的维度；EPSRC组织这样的活动，科学家和企业界代表也参与进来，并根据协商讨论的结果进行了调整，体现了自省的维度。

例2：科研申请中的风险预期

作为英国最大的基础研究公共资助机构，EPSRC于2009年进行了一项负责任创新的尝试性实践。这一次是在将纳米科学用于二氧化碳的捕捉（固碳）和利用的领域进行科研资助。这个方向既涉及纳米科技，又涉及全球气候工程，这些都是对于环境、健康、社会有巨大影响并具有不确定性的新兴科技领域。EPSRC要求该项目的正式申请书（从20份公开提交的申请中遴选出来的10份正式申请书）必须包含一份表格形式的风险清单。这份风险清单要求申请者对他们计划要做的研究的广泛影响进行反思，指出有哪些潜在的效应，对相关的风险进行定性评估。具体的要求包括：指出任何潜在的环境、健康、社会或其他方面的效应，或者创新过程中可能导致的伦理关切；为上述所有效应各提供一份定性风险鉴定书，包括与之相关的不确定性的级别（例如，效应A：低风险，高不确定性）；认定项目中的何人将会负责管理这些风险。这是EPSRC首次进行这样的尝试。风险清单将会跟其他的申请材料一起提交给项目委员会进行评议。委员会在常规的主要标准（例如科学上的卓越和经济效益）之外，将这份风险清单的评价作为考察项目申请书的次要标准。提交上来的10份风险清单中，被指出的效应大多数都局限于合成、操纵纳米颗粒以及组装原型器件过程中暴露在纳米材料中对健康的影响，并且申请者对这些影响的评价大多是低风险、低不确定性，因为现有的措施能够很好地保护相关研究人员并处理废弃物，能够满足相应的风险管理。很少一部分提及对自然环境的潜在影响，而未来的社会影响则基本没有被指出。在项目的后续回访中，申请者表示，风险清单对于引发关于研究的广泛效应的意识和思考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并且也是管理已知潜在风险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但是对于未知的和无法预计的长期效应，风险清单能起的作用就有限了。于是，部分申请者在计划书中提出让工程和物理科学之外的其他学科来帮助识别研究过程中突现的、广泛的环境和社会效应。他们提出了采用实时技术评估（RTTA）、建构性技术评估（CTA）、产品生命周期评估（life cycle assessment，简称LCA）、公众参与等应对方式。（Owen et al.，2010；Owen et al.，2013）

如果说例1主要反映的是对创新的目的（purpose）进行反思，例2则主要集中在创新的产出（product）方面。项目申请中的风险清单通过对研究产出的风险预期，触发了申请者进行自省，他们提出了一些能够体现包容协商的应对方法。而对风险清单的评价成为审核申请计划的次级标准，体现了反馈的维度。(www.xing528.com)

例3：实验室内的微观调节

由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资助的社会技术整合研究（Socio-Technical Integration Research，STIR），于2009年至2013年在北美、欧洲和东亚的11个国家的30个实验室开展了参与式研究。这些实验室的研究领域包括与纳米相关的物理、生物、化学、材料、医学、制造、生态毒理，以及生物技术、遗传学、合成生物学等。STIR的项目设计是由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进入自然科学实验室，通过观察以及与实验室科研人员的互动交流，触发关于正在进行的研究的伦理和社会意涵的思考，扩展研究的决策空间。该项目是基于“中游调节（midstream modulation）”的理论框架（Fisher et al.，2006）。在科技创新过程中，相对于制订和申请研究计划的“上游”和对研究产出进行监管的“下游”来说，在实验室中执行具体的研究课题和微观决策可以算是“中游”。中游没有上游的开放性和多种可能性，但是比上游有更为具体的研究和技术内容，而跟下游已经成型的产品相比，中游处于尚未确定的状态中，还可以进行选择和塑造。故而中游尚有不少可以进行调节的空间，但并不适用下游产品监管的硬性标准，而更适合于情境化的、灵活的“柔性”干预（“soft”intervention）（Fisher et al.，2013）。STIR的参与者在进行互动交流的过程中，借助一种半结构式的决策框图（STIR protocol）（如下图），来讨论并思考研究的目的、产出和可选的技术方案，在推进研究工作的同时将关于环境、社会和伦理的考量纳入进来。（Schuurbiers et al.，2009）

图2.2　STIR决策框图

资料来源：根据（Owen et al.，2013b）的表及STIR项目内部资料绘制

实验室内的社会技术整合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塑造学者和科研人员的自省能力。而在使用STIR决策框图的过程中，也有对产出的预期维度，以及在拓展可选方案时尽可能考量多种可能性的包容协商维度。STIR参与者记录的项目中科研人员根据互动交流的结果对实验设计、研究方向、安全措施的调整，这些都体现了微观层面的反馈行动。在第五章中将会对STIR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更为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