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维度框架：负责任创新实践与理论

（一）四维度框架

为了进一步阐释“负责任创新”理念的内涵，理查德·欧文、杰克·斯蒂尔戈（Jack Stilgoe）、菲尔·麦克诺滕（Phil Macnaghten）等人提出了一个包含四维度的框架。在欧文等人编写的《负责任创新》的文集中的第二章（Owen et al.，2013b），他们把这四个维度表述为预期（Anticipatory）、反思（Reflective）、协商（Deliberative）、反馈（Responsive）。而随后在2013年发表在《研究政策》（Research Policy）的一篇文章中（Stilgoe et al.，2013），他们进一步发展了负责任创新的四维度框架，对四个维度的表述做了一些调整，分别是预期（Anticipation）、自省^[6]（Reflexivity）、包容（inclusion）、反馈（responsiveness）。

组成这个框架的四个维度起源于科学技术的新领域的公众讨论中生发出来的一组重要的问题。由于负责任创新理念希望将各个利益相关者及广大公众的价值、关切融入到科技创新的过程中，围绕着科技创新主题的各种形式的公众参与、对话活动就是获取公众意见和价值取向的途径。麦克诺滕等人（Macnaghten et al.，2014）对英国的17个与科技相关的公众对话活动进行了分析，总结出一组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并把它们分别归类到与创新的产出（products）、过程（processes）或目的（purposes）相关的三组里（如表2.2）。

表2.2　向负责任创新提出的问题

资料来源：由（Stilgoe et al.，2013）中的表翻译

这些问题能够大致上反映对于科研和科技创新的社会关注和利益诉求，负责任创新希望能够将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讨论整合到创新的过程中去。这四个维度的框架有助于提出、探讨并回应这些问题。

（二）预期

负责任创新理念中强调对于科技创新的“责任”的理解从一种回溯式（retrospective）的责任转变为一种前瞻式（prospective）的责任，即从关注责任的“归咎（imputability）”和“交代（accountability）”（Grinbaum et al.，2013）方面转向更为重视的“关心（care）”和“响应（responsiveness）”方面。因此，负责任创新必须要包含向前展望的维度。但是预期不同于预测（prediction），后者是根据已有的知识和信息尽可能准确地描绘将要发生的情形。对科技创新的预期，包含着跟技术预测的目的不一样的内容。加斯顿（Guston，2013）用体育锻炼来打比方：人们在健身房做各种运动，锻炼身体的各项机能，并不是为了将来有一天把这些拉伸或者负重的动作运用在现实生活中，其目的在于让身体能够应对各种不在自己预测之内的突发情况。预期就跟锻炼类似，朝向的是不确定的未来。对科技创新的预期活动需要描述和分析那些在经济、社会、环境或者其他方面可能产生的各种效应，但是关键不是在于找到哪种描述是更准确的，而是探索、开拓，通过在各种可能性中畅游，让人们学会如何更好地在未来的新状况中生存，在技术上、社会结构上，以及个人心智上锻炼人们应对各种新状况的能力。因此，尽管预期着眼的是未来，落脚的却是当下，是要在此刻为不确定的未来做好准备工作。预期激励研究者和研究机构思考“如果……会怎样……”“还可能有什么别的样子”等这类问题，去考虑创新过程中将会遇到的偶然性，同时也会激励人们去积极参与建造他们想要的未来。预期的维度提供一个空间使得议题得以浮现，探索那些可能的效应和影响，否则这些议题、效应和影响就可能不会被发现，或者很少被讨论。这就为对创新的目的、承诺、可能的效应等方面进行反思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切入点。预期不可避免地包含着预测的成分，因此，在预期活动中总要面对的是预测跟扩大参与之间的矛盾，因为预测倾向于不断缩小可能性的范围呈现一个具体的未来情形，而吸收多种视角来扩大参与则是为了将未来向尽可能多的可能性开放。

公众的上游介入（upstream public engagement）和建构性技术评估（Constructive Technology Assessment）这两种方法都包含对可能和想要追求的未来进行预期性的讨论。还有一个模式叫“实时技术评估（Real-Time Technology Assessment）”，后来又发展为“预期治理（Anticipatory Governance）”的框架，囊括了预见、介入、整合等方面。各种各样的预见（foresight）、技术评估、远景扫描（horizon scanning）、场景规划（scenario planning）等方法也可以用于预期活动。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狭隘地理解并使用上述方法，有可能会落入技术决定论的窠臼。所以，应用这些方法的时候，尽量向不同视角、需求和可能性开放，维持参与者的主动性和多样化是很重要的。

各种预期实践需要挑选好时机，如果在科技创新过程中的过早阶段进行，人们对于特定科技活动还没什么概念，对于可能的产出、效果、影响都很难想象，这样的预期意义就不大；而如果在过迟阶段，就很难对创新过程进行有效的干预（Rogers-Hayden et al.，2007）。然而，在体制上和文化上对于预期可能是有抵制的。加斯顿就指出，科学家可能出于维护自治而有意识地抵制科技预期实践（Guston，2012）。

（三）自省（reflexivity）

与反思（reflective）相比，自省（reflexivity）更强调对自己的行为和状况进行思考、觉察甚至是采取相关行动^[7]。负责任创新既需要行动者层面的自省，也需要制度机构层面的自省。制度层面的自省就像是把一块镜子放在一个人的面前，让他从镜子里观看自己的活动、承诺和预设，从而能够意识到在知识上的局限，并且要留意到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特定理解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家在专业上经常会进行自省，波普尔（Karl Popper）认为这样的自我批评是科学的一项组织原则（波普尔，2005）。但是负责任创新所要求的并不仅仅是专业上的自我批评。韦恩（Wynne，2011）把基于责任的自省称为是一项公共事务，科学工作者、资助者、管理者以及其他与科技创新治理相关的机构都应该进行自省活动。与预期相类似，自省的意义更多也是作为一种能力的建设——一种把科学实践与更广泛的社会价值系统联系起来相互参照的能力。

团体的行为准则（Codes of Conduct，简称CoC）或许对自省能力的建设有用。很多科学家、工程师、医师团体的行为准则中会有团体及其成员的社会责任的说明，带有行业自律的性质。近年来学者们比较关注在实验室层面来尝试建设自省能力，一般是由社会科学家、哲学家参与到实验室层面的科研工作中来进行。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进入到自然科学和工程研究的实验室中，尝试了多学科合作、培训、中游调节（midstream modulation）、伦理技术评估、访谈和对话等各种各样的方法（Berne，2006；Fisher et al.，2006；Doubleday，2007；Swierstra et al.，2009），给STS领域的民族志实验室研究带来了“介入转向（interventionist turn）”。他们的探索性研究实践表明，这些方式都有可能成为自省能力建设的工具——不仅是对科学和工程研究人员，也是对人文社科学者。(www.xing528.com)

同时在行动者和制度机构层面建立自省能力，意味着对之前的道德上的分工（division of moral labor）重新进行思考。原先很多人，包括科学家在内，认为科学研究工作是跟道德无关的，即便科研中会包含价值取向，或者研究的产出会带来伦理方面的影响，也应该交由专门的伦理学家来发现、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负责任创新的自省维度要求扩大或者重新界定科研人员的角色责任，使得“只需要做好本职工作”的角色责任与更大范围的伦理责任之间的边界模糊了。这就需要把具体科研实践放在一个大的科技创新治理过程中来考虑。

（四）包容

同是指向公众参与协商的部分，包容侧重于意见和视角的多样性，而协商（deliberative）侧重于不同意见和视角的沟通整合。负责任创新中的包容维度强调的是向与科技创新的利益相关者以及更广泛的公众开放对话和讨论，以此让社会的愿景和价值嵌入创新过程中，让创新的产出获得公众认可和接受，并且为社会需求服务。从政策制定者的方面来看，这是寻求与科技相关的政策和治理的合法性，以及民主政治的新方向的需求^[8]。对于科学共同体来说，也需要各种与公众的交流和对话来重新获取公众的信任和支持，例如英国的“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运动。而公众以及相关的社会团体也表现出对于科技创新及其政策的关注以及积极介入的态度。这当然与科技创新的过程和产出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广泛和深刻有关。欧盟所倡导的负责任研究和创新的理念中很重要的内涵是“为了社会的科学（Science for society）”和“与社会一同的科学（Science with society）”。从公众那里广泛的聆取、吸收各种愿景、目的、问题、困境，包容地将这些视角纳入集体性的协商讨论中，并以此作为科技创新过程和治理中的必要组成部分，便体现了科学“与社会一同”从而迈向“为了社会的科学”（Owen et al.，2012）。

在组织公众参与的实践方面最为活跃的是丹麦、荷兰等国家。丹麦技术管理委员会（Danish Board of Technology）将公众讨论作为技术评估的重要因素，发展出公民听证会（Citizen's Hearings）、共识会议（Consensus Conferences）等途径，在丹麦国会、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之间进行沟通。这些方式传播到欧洲各国甚至世界各地。丹麦成为了最近十几年间使用广泛参与来评估新技术风险和社会影响方向的领跑者。荷兰在公众参与科技协商方面也进行了很多制度上的创新尝试，发展出了建构式技术评估（Constructive Technology Assessment，简称CTA）、参与式技术评估（Participatory Technology Assessment，简称PTA）、价值敏感设计（Value Sensitive Design）等若干理念。英国在“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背景下也组织了很多和公众对话、公众参与的活动。（Sykes et al.，2013）

这些实践为负责任创新的包容维度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诸多理念和方法都可以采用。而这些实践中所呈现出的各种争议和问题也是值得注意并吸取教训的。斯蒂尔灵（Stirling，2007）借用菲奥里诺（Fiorino，1989）提出的三分法——规范的、工具的、实质的——来分析赞成公众参与的不同动机。规范的动机指的是公众参与这种理念和形式本身就是应该的，是正确的，因为这体现了民主、平等、公平、公正这些价值理念。工具的动机指的是政府借这些形式来宣传政策，获取公众的信任，避免政策推行过程中遭受公众反对。而实质性的动机则指的是通过公众参与活动，的确有多样化的知识、多元的价值引入到决策过程中，这样可以产生更多的或许是新颖的政策选择。可以看到的是，上述多种公众参与实践一般都是由诸如丹麦技术管理委员会、英国专家资源中心（Expert Resource Centre，由于前身是Sciencewise，简称Sciencewise-ERC）这类半官方机构组织的，从参与人员的构成、活动方式、议程设置到成果展现方式都未有一定成规，而是由这些组织方来主导，所以难免会有成为工具性的过场形式的风险。负责任创新的包容维度需要公众参与活动，产生更多的具有规范性和实质性意义的成果，而不是停留在工具性方面。公众参与的过程本身也会生发出一些问题，例如，讨论过程中专家与外行之间的知识壁垒问题对于讨论效果的影响，讨论过程中突显出来的权威人物的作用，强调多样化的视角是否会放大差异和少数派的观点，讨论的结果是否能够对科技政策和创新过程产生实质性的作用。在最后这一点上，如果经过了诸多讨论，但是不能产生有效的影响，会对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产生打击，让人们产生一种宿命论般的无力感，奉行犬儒主义的态度（Sykes et al.，2013）。卡龙等人（Callon et al.，2000）发展了一套评价公众参与对话的质量标准，包括“深度（intensity）”，即从多早开始有公众来参与，讨论的群体的构成得到多少关注；“开放性（openness）”，即群体的多样性和代表性；“质量（quality）”，即讨论的针对性和连贯性。而针对讨论产出的效用问题，也许还要加上“反馈性（responsiveness）”这条标准（Sykes et al.，2013）。

（五）反馈（responsiveness）

反馈维度从字面上看包含两个方面：回答（answer）和反应（react）。这一维度强调的是，人们不仅要预期，提出多样化的问题和视角，而且要在预期和包容的基础上进行自我反省，还要将反省的结果应用于实践，去影响科技创新活动的路径和方向。也就是说将上述几个维度落实到具体的政策或行动中。负责任创新理念的反馈维度体现在宏观层面是要让创新能够回应（be responsive to）整个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在微观层面是公众参与实践所提出的各种需求能够得到政策或创新行动的响应。负责任创新需要及时响应在时代发展中突显出来的新知识、新视角、新观点和新规范。这应当是一个以动态的能力进行互动的、包容的、开放的适应性学习的过程。反馈维度在负责任创新的框架中至关重要，甚至在很多时候是对很多活动的实质有决定性意义的维度。如上文所述，欧洲各国在公众参与活动上进行了很多的尝试、探索和形式创新，但是如果在政策和创新行为上得不到明确的响应，就会让各方参与者怀疑甚至是失望，这些实践也就难以为继。所以欧文等人在这个框架中特别强调反馈的重要性，把反馈（responsive）作为负责任创新理念中重构“责任”概念的两个新维度之一。除了作为新的责任观念的一个内涵之外，还需要制度化的反馈（institutional responsiveness）。麦克诺滕等人（Macnaghten et al.，2014）通过对英国科技治理中的行动者的经验研究，提出推进制度化反馈的几条影响因素：①审慎协商的科技政策文化环境，强调自省性学习和反馈性；②开放的组织文化环境，强调创新、创造力、跨学科、尝试和冒险；③顶级的领导能力，致力于公众参与、开放和透明，并代表公众的利益。从中可以看到，反馈性与自省的能力密切相关。

体现反馈维度的形式有很多，在政策中应用风险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在研究开发中遵循特定的行为准则（CoC），将某些社会价值和需求嵌入技术标准中都有相应的途径。还有针对新兴科技的研发活动和产品上市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包括法律法规、行业准则等），根据社会需求制定专题研究计划，增加治理的开放性和透明性的各种途径。策略性微小空间管理（strategic niche management，简称SNM）（Schot et al.，2008）是一种不仅吸纳多样性，而且进一步在科技创新过程中培育多样性的方式。这种方式为新技术创造一个实验性质的微小空间（niche，在商业术语中翻译为“利基”），让技术、用户、监管策略在其中得以共同进化。新技术在投放到市场之前先在这样的微小空间中缓冲过渡，这就使得技术和社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能够通过互动反馈来改进自身，相互适应。上文中提到过的价值敏感设计也能够作为一种体现反馈维度的方式，因为它强调批判性地分析技术和工程社会中的价值因素，同时积极主动地参与设计过程中的价值择取和塑造。

除了麦克诺滕等人提到过的文化、制度、领导力、公开和透明等因素之外，推进负责任创新的反馈维度还需要考虑科技创新的战略性政策中暗含（或明确指出）的价值、原则，而这些因素与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化价值体系、政治经济发展总体状况、大政方针等有关。例如，美国的科技创新政策需要考虑如何保持世界科技的领先水平，发展中国家需要考虑如何追赶世界领先国家，近年来欧洲国家需要考虑如何使科技创新刺激经济增长。这些因素塑造和支撑着具体的政策行动。忽视这些背景性的政策动力，就不容易对政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六）四维度的整合

上文分别阐释了四个维度各自在负责任创新框架中的意义及其实践方式。从欧美各国已经发展出的一大批实践方式来看，预期、自省、包容、反馈这些理念在科技创新及其治理中的意义和作用已经有了十多年的理论和经验的探索。负责任创新理念之所以建构一套包括这四个维度的框架，所要强调的是这四个维度的相互关联和整合。上述探索性的实践活动有的体现了其中的一个或多个维度（这四个理念本身得以实践当然也很重要），但是对于负责任创新这个目标来说，可能还不够。因此，就需要对整个科技创新体系及其治理架构进行调整，将四个维度从制度上整合到科技创新的整个过程中。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小到一项具体技术或产品的研发流程，大至全球科技创新治理体系，都可以根据“预期-自省-包容-反馈”这一套负责任创新理念进行重构。

这四个维度的理念本身就有相互呼应和需求的部分。预期通过畅想未来建设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的能力，需要通过包容地参与和协商来扩充想象的空间和塑造表面合理性（plausibility），需要通过自省来将对未来的想象映射回当下现实，需要通过反馈来将预期作为塑造当下以及未来的真实行动。自省也需要对目标和效果的预期，需要包容的多样性视角提供立场的转换，需要反馈到行动中。包容地协商也是对科技创新的未来进行预期从而探讨各种目的和价值，需要参与者有自省的能力才能从多方立场的不同的争议走向协商，然后还需要将协商的成效反馈到塑造技术发展路径的行动中。而反馈是建立在预期、自省、协商的基础上。

然而，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这几个不同的维度之间也可能存在张力，它们可能在一项具体的行动中分别指向不同的方向，这可能会带来新的冲突。因此，需要或隐或显地来平衡协调这些张力，这对于将负责任创新落到实处很关键。这也说明了从制度上保障一个整合四个维度的总体框架对于负责任创新的理念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