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SI研究所的负责任创新理论与实践

“负责任创新（Responsible Innovation，简称RI）”是近年来欧美国家学术界和政策圈兴起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并没有一个得到一致认同的确切定义，并且时常跟一些相近的概念如“负责任研究与创新（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简称RRI）”“负责任发展（Responsible Development）”“负责任研发（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并提、互通、混用。这其中又以RI和RRI两个词组最为热门，大致上在英美两国使用RI较多，在欧洲大陆的欧盟各成员国使用RRI较多。这大概是由于：在英国，RI理念的主要研究和倡导者理查德·欧文（Richard Owen）在他参与的相关政策文献、研究课题、发表文章和论文集中使用的是RI这个提法；在美国，学者大卫·加斯顿（David Guston）及其团队通过承建由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负责任创新虚拟研究所（The Virtual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Innovation，VIRI），并主编《负责任创新期刊》（Journal of Responsible Innovation）这本新发行的学术刊物，从而确定了RI这个用法；而在欧洲大陆，在尤瑞恩·范登·霍文（Jeroen van den Hoven）及冯尚伯格（Rene von Schomberg）等人的不断提倡之下，“负责任研究和创新”这个词组不断出现在欧洲2020战略目标以及Horizon 2020计划等政策和研究文本中，从而固定下来。

“负责任创新”^[3]这个概念既出现在政策文献中，也出现在学术期刊、文集、研讨会的文本中。它既是一个新兴的政策用语，也是一个学术界所关注的概念，或者可以说，这是一个政策与学术研究“共同生产”出来的一个词汇。可以看到，RI/RRI概念的主要倡导者，英国的欧文、比利时的冯尚伯格、荷兰的范登·霍文、德国的格伦瓦尔德（Armin Grunwald），美国的加斯顿等人，都是同时在学术圈和政策界有门路和影响的人物。^[4]正因如此，这个词汇——没有一个得到所有人一致认可的确切定义——的模糊性，反而使其具有解释的灵活性，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沟通学术界与政策圈的“边界对象（boundary object）”。据追溯（Owen et al.，2012），早在2003年，大卫·加斯顿就提出了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建立多个“负责任创新中心”的想法，来进行多学科交叉的ELSI研究（Guston，2004）；德国学者托马斯·海斯托姆（Tomas Hellström）提出“负责任创新”的框架来对系统性创新中复杂的技术和风险问题进行评估和管理（Hellström，2003）。^[5]

作为一个含义宽泛而模糊的理念，“负责任创新”融汇了最近几十年在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科技政策研究、创新管理研究、科技哲学和伦理学等若干相互关联的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成果。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科技伦理的几个分支——生命伦理、环境伦理、工程伦理、责任伦理、科研诚信——分别揭示了科技创新活动对人、自然、社会和科研活动自身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问题、争议和担忧。贝克所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将这些问题联系起来，描绘了一幅由高度复杂的、与社会政治结构交织在一起的技术系统所带来的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世界图景。

科技的社会形塑研究揭示了无论是科学知识还是技术创新的生产和应用过程，都包含着社会、文化和价值的因素，因此为了生产出更好的科技和构建出更好的社会，人们有意识地对科技社会互动生产的过程进行反思和改进。然而，技术发展的实践活动有一定程度的不可逆转性——当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与复杂的自然和社会因素咬合在一起，造成了所谓的技术锁定，很难对其进行改动。所以需要在技术尚未被完全锁定之前对其发展方向进行调整设计，对科技的早期介入、社会技术整合、价值敏感设计等都是在“趁技术未完全锁定就进行调整”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ELSI研究源自1970年国际上关于基因研究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讨论。1990年美国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ELSI部分是首次在国家支持的大科学计划中包含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部分，它所带来的多学科交叉的视角、针对具体科学研究的反思、积极回馈实际政策的关怀，成为了随后对纳米科技、合成生物学、全球气候工程等诸多新兴科技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参考模式。新兴科技的ELSI研究所提出的关于科技与社会的互动、科学家及政府与公众的沟通协商的许多思考和实践，都成为了负责任创新理念构成研究的重要资源。(www.xing528.com)

技术评估的理论和实践是负责任创新的另一个重要的来源。源于1960年的技术评估活动，通过对技术应用给自然、社会、经济、文化带来的影响进行预见性的系统分析和综合考量，为科技工程决策提供意见或者提出替代性方案。吸收了SST、公众参与、中游调节等理论资源的建构式技术评估、参与式技术评估、实时技术评估等理论和实践，构成了负责任创新框架中的重要内容。

公众参与和介入（public participation，public engagement）以及治理（governance）是政治学与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概念。“治理”突出的是去中心化的、分散的网状权力分配和决策模式，与以政府为中心的“统治”模式形成对比。对科研规划、投资和技术应用所进行的各种公众参与和介入活动是政治决策民主化的形式。

在战略创新管理、创新研究（包括创新的民主化这些概念）和开放式创新这些领域的很多方法及其应用也对负责任创新理念的形成有相当重要的贡献，比如说，强调创新中用户的角色和创新治理机制的作用。

融合了上述诸多脉络的理论反思与实践经验的“负责任创新”这一套话语是伴随着世纪之交欧美等国家支持的大规模的纳米科技研究计划而兴起的。纳米科技的大型研究计划在政策层面的话语中将转基因作物研究在欧洲引发的巨大争议引为前车之鉴，特别提出要重视科技发展所关系到的明显和潜在的影响，强调社会对于科技创新的容纳和认可，也就是所谓“负责任的发展”。近几年，“负责任研究和创新”在欧盟政策语境中成为显著的话语，也是由于诸如转基因作物、合成生物学、地球工程这些伦理上有争议的科技创新领域的管理成为重要的政策议题，随着人们逐渐意识到当今社会的科技创新将会在全球范围造成深远影响，这些都促使人们在政策层面来讨论和重新思考科学与创新政策的线性模式，科学的社会契约，以及以风险管理为主导的创新治理范式。在合成生物学和地球工程等新兴科技的发展计划中，倡导负责任创新的趋势愈发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