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任创新：常规科学到后常规科学

20世纪80至90年代，福特沃兹和拉维茨提出用“后常规科学”这一概念来描述事实不确定、价值有争议、利害关系大且决策紧迫的问题情境中的科学研究（Funtowicz et al.，1991）。他们在风险评估模型中定性地区分出了三种类型问题的解决策略，在相互垂直的两个维度上分别是决策利害和系统不确定性这两项指标，指标由低到高划分了应用科学、专业咨询和后常规科学（图2.1）（Funtowicz et al.，1993）。传统科学的应用可以在决策利害和系统不确定性都比较低的情境下解决问题。随着决策利害或系统不确定性任何一个指标的提升，问题的解决进入到专业咨询的领域，如医生、建筑师、工程师的工作。而当决策利害继续增加，或者系统不确定性增大，超出了专业咨询的一般情境，则可以称之为“后常规科学”。典型的一个后常规科学的实例是全球气候变化议题。

“后常规科学”的命名，来自于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型中的“常规科学”的说法。在库恩的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科学发展模式被分为四个阶段：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和危机、科学革命，后三个阶段交替轮回。常规科学是某一轮回中的成熟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同一领域的科学家们有一个共同接受的范式，在这个范式的基础上界定科学工作的日常任务，即依照一套共同接受的提问方式和解题思路、方法来进行解谜题活动（库恩，2003）。常规科学生产出的知识质量即由认同这一套范式的科学共同体通过同行评议来保证。而在所谓“后常规”的问题情境中，常规科学范式中被忽略的不确定因素和对所负载的价值的择取凸显。进行研究的提问方式、研究方法和解题思路都不再是确定无疑的，而是可以质疑的。存在着不同的提问方式、研究方法和解题思路，选取其中的哪些来开展研究要依照不同的价值取向。由于素材和方法的取舍，研究所得出的事实存在着不完备性和不确定性。

图2.1　三种类型的问题解决策略

资料来源：由（Funtowicz et al.，1993）图翻译

后常规科学适用的问题情境主要是为了解决健康和环境的相关问题而进行的科学研究。这类情境将科学研究还原到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自然和社会系统中，并且与人类的价值密切相关（Funtowicz et al.，1993）。(www.xing528.com)

在为保护健康和环境的这一类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科学研究中，典型的特征是事实不确定、价值有争议、利害关系大、决策紧急。传统里关于“硬性”的客观的科学事实与“软性”的主观的价值判断这两者之间的二分在这里被颠覆了。常常是我们不得不基于无法弥补的“软”的科学依据来制定“刚硬”的政策决定。理性的政策决定经常要求必须有“可靠的科学”，但这一需求可能悄悄地隐藏着对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有决定性作用的价值选择。在此情况下，还希望科学以求真为目标是偏离重点的，甚至可以说是对实际任务的转移。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科学知识够“真”够“确定”，而是要求科学知识的质量，即相关的科学信息如何更适用于当下的问题情境，并可以在这一具体情境中采用。

在此，需要对知识的不确定性和质量做一个区分。混淆不确定性与质量，认为不确定性的减少意味着质量的提升，是一种“天真”的观点。确定性低的信息或许有很高的质量。例如，不同研究者对喜马拉雅山区人均薪材消耗量的估计值相差将近100倍，但所有重大研究结果都表明喜马拉雅山上的森林采伐问题存在并且亟待解决。相反，高确定性的知识也有可能质量很低。例如，由于温室效应，科学家预测未来40年间地球的温度将平均上升0到10摄氏度。这一预测结果几乎可以肯定是真实的，但是在此范围内，真实结果的微小差别却关系到是否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我们从这一预测结果中得到的关于现实世界的信息很少（冯拖维克兹等，2005）。

在现实的不同领域中对不确定性有不同的控制需求。因此，传统科学研究中通过控制变量、简化情境来获得的确定的知识也许并不能满足后常规问题情境中的质量需求。不确定性的减少有可能是以牺牲情境相关性为代价的。高质量的后常规知识需要的是确定性和相关性同时落在某个特定区间内。

而且，传统科学研究往往忽略在问题、路径和材料的选取中所负载的价值判断。然而在价值有争议的情境中，后常规科学需要考虑这些价值因素。研究中的价值选取会直接影响到知识的质量。所以价值也成了科学知识质量控制中一个新的标准。

在与传统科学理念相符合的常规科学研究中，同行评议能够保证科学知识的质量。科学共同体对于统一范式的认同，接受相同的学科训练，使得他们对价值、问题、方法、材料的选取趋于一致。而在后常规科学的问题情境中，接受专业训练的科学家们，要遭遇不同的价值取向，要面对不同的需求。不同专业的意见可能有冲突，专家与决策者之间的需求可能有冲突，专家、决策者与其他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需求、价值都可能有冲突。解决这样情境中的某一具体问题所需要的知识的质量，不仅仅取决于专家的意见，还要考虑到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立场和需求。因此，专家共同体内部的同行评议不足以保证科学知识的质量。要提高科学知识的质量，就需要将各利益相关方的信息、价值、立场都吸纳到科学知识生产的过程中来。只有充分整合了这些相关因素的知识才是具体情境中高质量的科学知识。所以，后常规科学的质量控制需要一个“扩展的同行共同体（extended peer community）”，将所有受到该事务影响并愿意参与对话的人都纳入进来，经过充分的信息交流形成“扩展的事实（extended fact）”。扩展的事实不仅包括专家知识，还包括地方性知识甚至某些机密信息。不同种类不同渠道的信息以各种方式影响着科学知识的质量（Funtowicz et al.，1993）。

科学共同体划定了内行与外行的边界。在为科学限定的自由疆域之内，通过自身的诚信来保证其产出率。然而，科学知识的高风险（对外部的影响力大）和不确定性（产出率得不到保证）打破了这一边界。内行与外行的边界被模糊了，从而自我管理的边界也模糊了。打破了自治的边界之后，扩展的同行共同体构成了一个模糊、流动的缓冲带。这个缓冲带的建立要求相应的政治组织形式，如听证会、共识会、焦点组、大众科学等，需要专家和政策制定者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重新界定彼此的权责关系。例如地方专家和大众知识的出台，减缓了科技专家作为科学知识供应者的责任，这种责任部分地让渡给参与各方，包括吸纳知识形成证据的政策制定者。扩大的同行共同体相互制约，权利也重新分配，包括监督权（研究的某种透明度）、发言权（不同立场的意见）、批评权（开放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