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任创新：理论与实践

随着科技进步给人们生产和生活的诸多方面带来一系列重大变革和深远影响，人们在遇到各种社会问题时也越来越习惯于向科技创新寻求解决方案。在很多领域，科技创新甚至成为了摆脱困境的最主要出路。在古代，面临严重干旱时，许多民族都寄希望于原始宗教的祈祷仪式来求得雨水；而现代社会则通过建立在科学的气象观察基础上的人工增雨技术，或者地下水开采等技术来解决缺水问题。从气象的预报到震灾的防控，从控制生育、延缓衰老到治疗疾病，人们不再过度依赖宗教、文教、手艺乃至哲学思辨等传统，转而仰仗科技创新来解决难题，且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以致有人认为科技在当代有被神化的趋势。

然而，科技创新为一些社会问题带来解决方案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不容忽视的新问题。例如，荷兰为应对能源和环境危机，曾强制推行智能电表，以提高电力生产调度的效率，但是却遭到民间团体的强烈反对，原因是智能电表会方便黑客了解家中是否有人以及家中在使用哪些装置等隐私信息（Jeroen van den Hoven，2013）。与此类似，近年来在农作物的转基因技术应用中产生了广泛的争议。尽管许多农业科技专家公开支持转基因技术，甚至发表了相关实验数据来证明其无害，但是许多公众和民间团体仍认为其在人体健康、农业生态等方面的潜在威胁不可排除，同时质疑科技界专家甚至国家机构人员与转基因技术企业存在利益关联，并反对在具备充足公信力的安全性数据披露之前贸然推进该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化。

智能电表和农作物转基因技术绝非孤立案例，而是近年来全球各科技领域涌现出的一大批充满激烈冲突的复杂伦理问题的代表。于是，在科技近乎被“神格化”的这个时代，科技在环保、就业、隐私等领域被部分人“妖魔化”的遭遇也在同时发生。在今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科技创新在解决个别具体问题的同时还可能造成一系列难以预料、难以预防、难以挽回的后果。对整个社会而言，科技创新不再是诺贝尔试验炸药这样可以封闭在偏僻小屋里隔绝风险的活动，而是完全可能对这颗星球的极大范围、全人类及今后的数个世代带来巨大影响的活动。

在公众越来越多地以混有期待和警觉的复杂目光审视科技创新的这个年代，从事科技研发的人群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不再像科技文明在启蒙初期时那样单纯。“科学的中立性”在许多人看来即便不是个笑话，也顶多是个老套的童话，某些深受其害的人甚至开始怀疑它是一个精心包装的谎言。这一态度转变背后有一定的社会原因，其端倪也不难分辨。今天的科技研发创新活动，已经成为一类高度专业化的职业工作，如果没有来自产业界甚至政界的资金支持或者政策倾斜等资源，很多科研项目根本不可能供养这样庞大且收入可观的研究人员群体，以及支撑他们所使用的昂贵的专业设备和物资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前科学时代的科技创新是为科技精英的求知欲和创造欲所驱使的大航海；而在后科学时代，这些远征船队背后出资人的意图更为清晰可见，科技创新团队甚至开始被贬低、矮化为开赴未知大陆的雇佣军。(www.xing528.com)

在科研人员与赞助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化的同时，科研人员与普通大众的关系则在特定意义上变得越发疏远。虽然全社会的科技素养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而逐渐提高，但是现代科研在广泛知识领域内突飞猛进的发展和隔行如隔山似的细分专门化，却令在任何一个具体的科研问题领域从事创新活动的个人或共同体都拥有一个难以与广大公众分享的、十分独特的知识集合。对这种信息不对称的体认，与对科研赞助意图的怀疑，共同导致了公众对科研人员及其活动的信任危机，同时也不断加剧着科研人员与社会公众的区隔对立。

随着这种对立的形势变得愈发严峻，科研责任的概念也愈发凸显。正因为科研人员所从事的科技创新活动可能会给普通公众的切身利益带来特定损害，普通公众也就对科研人员的活动施加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法律意义上的责任概念，也包含有向可能引起损害的一方施加强制压力的内涵。故可以说，科研人员的责任处境随着他们与社会公众日益深刻的区隔对立而变得日益艰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