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非旅行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每个国家的危险又有所不同。
在坦桑尼亚，最主要的危险出现在海滨城市达累斯萨拉姆的街道上，这里是抢劫的高发区域。
一位中国朋友告诉我他的经历：当他前往南非大使馆，试图申请南非签证时，就在使馆区，突然一辆面包车在他身边停下，借助车的掩护，一名黑人用刀逼迫着他上车。
一旦上了车，他就只能听人摆布了。“使馆区并非空无一人，在车外就时常有人走过。但他们把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不敢喊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车外的人走近了，又走远了。”
在车上，几个黑人叫他打开背包，把包里的东西一一拿出来检查。这里的抢劫是很有规矩的，比如，笔记本电脑是一个人的重要资产，往往存储了许多个人资料，因此不能被抢。再贵重的相机对于相机里的照片而言，也显得不那么重要，所以黑人示意他把存储卡取出来留下，他们只带走了相机。他们打开钱包后，把所有的卡片（身份证、信用卡、打折卡等）都留下，只拿走现金，给被抢者省去了补办卡片的麻烦。
检查完毕，黑人将其他东西留下，让他把护照、银行卡、存储卡、笔记本电脑，以及其他不值钱的私人物品装入包内带下车。等他下了车，黑人又甩下几张当地的钞票，供他坐车前往银行取款。
他坐在路边，连报警的欲望都没有，甚至有点“盗亦有道”的感慨。“只要留下了护照、银行卡，能够继续上路，人们就在庆幸活命之余，懒得纠缠下去，与警察打交道也许比劫匪更加麻烦。这群惯犯看来学过心理学，才能做得如此巧妙。”
在坦桑尼亚北方的邻国肯尼亚，除了容易遭遇抢劫，还多了一份警察的威胁。首都警察的眼睛直盯着游客，只要游客犯一点错，他们就会立刻出现，将游客“绳之以法”。我的另两位中国朋友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恰好就遭遇了警察的“打劫”。
当他们在首都用手机拍摄照片时，突然跳出来两个穿制服的人，二话不说就把他们铐在一起。“我们以为遭遇了假警察，立刻高举起铐在一起的手，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大声叫‘Help！’由于是在闹市区，周围的人一下子聚拢过来。我们继续高喊要打电话给中国大使馆。两个穿制服的人在旁边看着我们的表演，大笑起来，把他们的手机递给我们，调侃说用他们的电话打便宜。这一下反而轮到我们语塞了，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中国大使馆的电话。他们不是假警察，而是真警察。”
他们之所以被铐起来，是因为不小心拍到了一栋不知是什么的建筑，这个建筑恰好是警方不允许拍照的。至于哪些建筑不让拍，名单并不公开，游客也不知情，只有警察才能根据名单随时抓住倒霉的游客。
这两位朋友在长时间的讨价还价之后，付出了几十美元的代价换得了自由。“在这里，司法是没有用的，多如牛毛的规矩如同是一张罗网，你总会不小心触到罗网的某一根线。如果走司法程序，你的损失会更大，大使馆更是帮不上忙。”
就在这两位朋友出事两个月后，我也到了内罗毕。我和两位朋友在车站旁的大街上也遇到了两个穿制服的人，他们把我们叫住：“中国人，你们违法了。”
“我们没有违法。”我回答说。
“我看见你们拍了那儿！”一个人指着旁边的一栋建筑说。
我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连相机都没有拿出来。这时他要检查我们的相机和手机。就在朋友想递给他的一刹那，我突然明白：如果递给他，就麻烦了。他们会扣住相机，逼迫我们留下，直到找到我们的过错。即便我能保证自己足够谨慎，没有留下把柄，却很难保证别人不小心犯了过错。我用手拦住了朋友拿着相机的手。
“你们不是警察，你们是骗子，我们不能给你！”另一位朋友恍然大悟一般说。
穿制服的两人笑了起来，他们邀请我们一同去不远处的警察局，好报警验明他们的身份。不能去，一旦进了警察局，就很难顺利出来了，我心想。
“朋友！”我伸出手，做出和解的姿态和其中一人握了握手，盯着他的眼睛，诚恳地说，“听着，我们是朋友，我们只是路过，去车站赶车，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请让我们走吧。”
两人对视了一眼，他们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说，接着笑了。“我们是朋友。”他们心照不宣地说，挥了挥手让我们离开。
在肯尼亚西面的乌干达，问题同样出在军人与警察身上。但乌干达穿制服的人显然没有肯尼亚人那么娴熟，给人留下了更多周旋的余地。
入境乌干达时，刚刚过关还没有走到移民办公室，在边界线上站岗的士兵就先发话了：“中国人，我今天一天又饿又累，你给我点钱买咖啡喝。”
“不，我只是个普通游客，不是商人，游客是不用给钱的。”我回答，并伸出了友谊的手。
他显得有些迷糊，不知道为什么普通游客就不应该给钱。当他还在纠缠于逻辑上的合理性时，我已经走了过去。(www.xing528.com)
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一辆警车上的两名警察突然让我停下，示意我踩到了旁边的草坪。我才发现，原来当地人走的一条小路本来是一块草坪，现在已经没了草。我以为那是一条路，就跟着当地人走在没草的草坪上。警察准确地从几十个当地人中认出了身为外国人的我。
他们示意我到警车上去说话。有了在肯尼亚的经验，我自然不会上当。一瞬间，我成了不会英语的中国人，微笑着用汉语告诉他们我一天的行程路线，他们无奈地用英语一次次向我讲解，说我违法了，希望我上车。但我总是微笑地用汉语告诉他们：我喜欢乌干达，今天去了国王陵墓。
乌干达的警察没有肯尼亚的蛮横，由于沟通不畅，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当我确保没有危险之后，和他们挥了挥手离开。他们在背后无奈地说着：“Chinese， no English…”
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在肯尼亚，也许我就没有那么容易蒙混过关了。
在乌干达的邻国卢旺达，我和朋友们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抢劫，其经过已经在第八章中叙述过。与其他国家比起来，这个国家的政府更加高效和透明，但民间的贫穷仍然让许多人不得不铤而走险。虽然胡图族和图西族目前已经和平共处，但由于历史原因所造成的隔阂仍然能够被感觉到。幸存的图西人都受到了较好的照顾，不管是政府层面，还是图西社区的自救，让人们逐渐走出了哀伤。但那些底层的胡图人仍然缺乏必要的生存技能，也缺乏资金。他们有的不得不给“图西主子”们打工。由于残存的意识形态，开商店、开工厂并不被认为是公平交易，而被认为是剥削工人，胡图人的怨气并没有完全得到消解。
在卢旺达的邻国布隆迪，情况更加糟糕。
一个中国小伙子在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开了一家超市。小伙子曾经是通信公司中兴的员工，被外派到坦桑尼亚和布隆迪几年。由于喜欢上了非洲，辞职后他选择在偏僻的布隆迪开了一家叫“新中国”（New China）的超市。
商品大都从中国进货，从廉价的布料，到便宜的电器，再加上一些从亚洲进口的食品，让这个小超市在物资匮乏的当地显得琳琅满目。
然而，机会往往也意味着风险。就在我见到他的前一天，这个小小的超市刚刚遭遇了一场失败的抢劫。
劫匪非常大胆，在夜间，几个黑人翻进了超市的院子里，拿着大锤，想打开超市朝向院子的门。所谓超市，实际上是当地一家带院子的小别墅，用来开超市的几间房子在院子靠街的一侧，也是通往街上的通道。院子的正中心则是主人住的两层小楼。中国小伙子租下了整个院子，但小楼里只住了他一个人。一个当地的门房住在超市旁边的一间小屋里。
劫匪在院子里敲击超市的铁门时，黑人门房从小屋里出来，拿着砍刀与劫匪对峙。至于中国小伙子，他只能从别墅的窗户里看着这一幕，不敢出去。因为他一出去，反而可能会酿成流血事件。警察局的电话也打不通，在需要时，这里的警察总是找不到。
对峙之下，劫匪选择了撤离，超市里的商品保住了。我去时已经是第二天白天，黑人门房认为这个工作危险大，正准备辞职。也就是说，当天晚上，将只有中国小伙子一人看守整个院子。
但小伙子仍然显得很冷静。他告诉我，他已经找过警察了，警察已经将新中国超市纳入保护范围。劫匪不敢随便抢劫警察保护的目标，这可能意味着超市暂时获得了安全。但这也意味着，“新中国”超市必须向警察支付一笔不菲的费用。在这里，投保险是没有用的，只有警察的保护才有用。
与其他几个国家比起来，布隆迪至今仍然是政府最弱、安全最没有保证的国家。
虽然混乱，但在旅行中，我又总能体会到非洲的秩序正在形成。非洲之所以混乱，是因为在后殖民时代，虽然它们独立了，但每一个独立的碎片都积累了大量的问题，信仰、种族、经济、国家之间，存在着大量的摩擦，非洲的国家不得不花时间来缓解这些摩擦。
但经过了几十年，一些矛盾较少的国家已经度过了摩擦最剧烈的时期，步入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时期。它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将成为带动整个非洲和平与发展的核心，发挥重大作用。
如果把非洲比喻成一杯水，它最终会凝结成更加稳定的冰，那么在水变成冰的过程中，一定是局部先形成一批小的冰核，这些冰核逐渐扩大，直至扩展到整个水杯。
以东非为例，政治较为稳定的肯尼亚和文化教育水平较好的坦桑尼亚，已经成了区域性的发展引擎。它们都经过了政权的和平轮替，独立后只有小冲突，没有大规模的内战，人民和政府之间已经有了较为良性的互动。
肯尼亚已经成了外国资本进入非洲的重要通道，而坦桑尼亚则成为东南部非洲发展的火车头，让东非成了非洲最有希望的地区之一。虽然乌干达、卢旺达也在快速发展，但它们的体量太小；虽然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和卢旺达总统卡加梅都很优秀，但他们都长期执政，还无法预期是否能做到政权平稳轮替，因此，东非最有前景的国家仍然是坦桑尼亚和肯尼亚。
在其他区域内，也各自产生了当地的龙头国家，比如在西非，龙头国家非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莫属。而在非洲之角上，经历过不少灾难的埃塞俄比亚正在全力追赶，它的定位是区域性的加工制造中心，以及全非洲的空中交通中心。在南部，南非仍然是整个非洲范围内的明星，它可能暂时还处于衰退中，但如果能够度过行政退化期，这个拥有丰富资源的国度就可能再次崛起。而在北非，摩洛哥和突尼斯也在竞争，古老的埃及虽然处于革命后的虚弱状态之中，但没有人能够小觑。
围绕着这些国家，非洲的发展已经开始起步，虽然未来仍然会有混乱，但比起前几十年，已经充满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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