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25日,突尼斯的共和国日,议员穆罕默德·布拉米正带着他的妻子和女儿开车外出。突然间,一辆摩托车疾驰而来,追上了他的汽车,摩托车后座上的人向他连开14枪。当天,这位人民运动党的领袖死在了医院。
这次政治暗杀,与当年早些时候发生的另一次暗杀一起,将突尼斯的民主化进程彻底推入了危机之中。2月6日,另一个反对党领袖、民主爱国运动党的贝莱德,几乎以一模一样的方式被刺杀。
在两人被刺杀前,突尼斯已经成了2011年席卷阿拉伯的革命的最后样板。穆罕默德·布拉米被暗杀前的一个月,埃及国防部长塞西发动政变推翻了穆尔西,建立了强人政权。突尼斯这个革命的首发地和堡垒,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人们对台上的温和穆斯林政府正在失去耐心,担心它的无能和腐败无法给突尼斯带来安全和繁荣。这两起政治暗杀,更让人们对当时的政府彻底失去了信心,他们纷纷走上街头,像埃及人一样,逼迫政府下台。
那么,这块阿拉伯革命最后的热土,也会和埃及一样重走回头路,告别革命,拥抱强人吗?
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是,当埃及穆尔西政权被推翻的时候,人们回头看一看突尼斯,发现埃及的问题也恰好就是突尼斯的问题。与埃及一样,在突尼斯执政的竟然也是穆斯林兄弟会!
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出现几十年后,除了在本国发展,还成功地将宗教理想输出到了整个中东地区,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分支机构。这些机构与埃及本部保持着或多或少、若即若离的关系,又有很强的独立性。
在突尼斯,穆斯林兄弟会的这个分支被称作复兴党(Renaissance Party或者Ennahda Movement,简称Ennahda)。在本·阿里执政时期,这个组织也被定成了非法组织。随着“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原政权被推翻,各地的穆斯林兄弟会纷纷从地下变成了地上。穆斯林兄弟会的突尼斯分支,也摇身一变组织了政党复兴党,并一跃成了突尼斯的最大政治势力。
革命后,突尼斯决定成立一个制宪大会,负责制定宪法和选举临时总统。这个制宪大会有217个席位,由人民选举决定。复兴党一举获得了其中41%的议席(89席),远远把其他政党抛在了后面,第二名的共和党只获得了13.4%的席位。
随后,复兴党和共和党、 劳工自由民主论坛三大党派组成联合政府,由共和党党首蒙塞夫·马祖吉出任临时总统,而实权则落入了复兴党手中,由该党推出总理并组内阁。到这时,同样是推翻独裁,同样是宗教保守派的穆斯林兄弟会获得了新政权,突尼斯革命与埃及革命的发展惊人一致。
与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一样,复兴党也是温和的宗教保守派,并不主张暴力,试图通过合法途径慢慢地回归宗教社会。然而当它上台后,宗教主张中与民主政治不协调的因素逐渐凸显出来。
突尼斯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是制定新宪法。这个宪法如果规定了政教分离原则,就是世俗的;如果加入了太多的宗教成分,必然引起宗教回归。所有的人都知道宪法的重要性,都不想在宪法问题上让步。于是,制宪大会立刻陷入了激烈的争吵和四分五裂的状态。
在这样的状态下,执政困难重重。埃及的穆尔西无法解决这些困难,让埃及的经济举步维艰,渐渐失去了民心。突尼斯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最初,人们预期一年内就能制定宪法,并根据宪法进行真正的民主选举。但一年过去了,政治僵局仍然存在。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每个人心中的民主都是不一样的。世俗左派希望建立福利政府,世俗保守派更强调经济自由,温和的宗教保守派认为宗教化并不妨碍民主,而极端的宗教派则试图否定民主原则。世俗派、温和派的信心都在政治死锁中被消耗殆尽。
这其中,矛盾最为激烈的是世俗左派与极端宗教派,世俗左派希望毫不妥协地把民主原则贯彻下去,并打碎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依靠穷人和劳动者建立政权,而极端宗教派则把世俗左派当作最大的敌人。
两位被暗杀的政治家都属于世俗左派,而制造谋杀的人则是极端宗教派。执政的复兴党政权属于温和宗教派,然而,由于这个政党的群众根基在于虔诚的伊斯兰信徒,他们不敢对极端宗教派采取措施。
经济政策的无能、社会稳定的逐渐丧失,终于也让突尼斯人民忍无可忍。在埃及人走上街头、协助军方推翻穆尔西统治一个月之后,突尼斯人也走上街头,要求保守的复兴党政府下台。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国家的民主革命也将以悲剧告终。
然而,人们却忽略了突尼斯社会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成熟的社会组织。到了他们出手的时机了。
虽然埃及和突尼斯的革命进程看上去如此相似,但埃及社会是个两极分化的社会。分化的两极中,一方是前政权的既得势力组成的上层结构,另一方是带有宗教化倾向的底层百姓。长期在台上的穆巴拉克不允许任何成熟的反对势力存在,使得人们把执政者及其阶层赶下台后,找不到任何有执政能力的人来接替下台的人。群众只能在推翻还是接受一个政权这个两难选择中做出抉择。
在突尼斯,当政治家们陷入僵局无力解决政治死锁时,一种平行的权力却在发展之中。首先出面的是突尼斯总工会(Tunisian General Labour Union,法语简称UGTT)及其领导人侯赛因·阿巴西。
在西方世界,工会往往是一个与现有社会结构对抗的角色,他们善于搞罢工和游行。然而,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工会都是世俗派和民主派。当突尼斯进入危急时刻,要么陷入宗教恐慌,要么回归强人政治,工会领导人阿巴西意识到,要保住革命的成果,必须由工会和其他超越党派的世俗性组织联手,来推动变革,避免像埃及那样走回头路。
为什么是总工会?因为突尼斯总工会成立于1946年,会员有50多万,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它深入到了全国各个行业之中,拥有着卓越的动员能力。也只有总工会出面,才足以与复兴党这样同样拥有强大群众基础的组织相对抗。
阿巴西还意识到,仅仅靠工会组织是不够的。工会虽然强大有力,却缺乏足够的财富支撑。阿巴西此刻想到的是另一个组织,也是工会的长期对手:突尼斯工商界联盟(Tunisian Union of Industry, Trade and Handicrafts,法语简称UTICA)。
UTICA的成立只比总工会晚了一年,拥有17个行业联盟、24个区域联盟和216个地方联盟,代表了突尼斯全国15万的工商阶层。
如果说总工会是“咱们工人有力量”,那么工商联盟就是“金钱就是力量”。如果两者能够结合起来,就有了逼迫政治家们妥协的力量。
但是,总工会与工商联盟长期以来一直是对头。总工会代表了雇员,是政治上的左派,而工商联盟代表了雇主,是政治上的右派。突尼斯的企业家大都信奉伊斯兰教,这既是一种保护色,也与工会的世俗派倾向相对立。同时工商联盟还与前独裁者政权藕断丝连,其前任领导人与独裁者本人就是亲戚,在革命中被迫辞职。
到了2013年,工商联盟由一位女企业家瓦迪德·布查玛维伊领导。幸运的是,布查玛维伊和阿巴西一样看到了政局的危险。她意识到,如果现在不出手拯救革命成果,让突尼斯陷入彻底的失序,首当其冲遭受损失的就是突尼斯的工商业和中产阶级。
以叙利亚为例,当叙利亚陷入内战后,社会已经没有发展经济的空间,大批的工商业人士要么逃离该国,要么被各种军事集团胁迫而倾家荡产。突尼斯绝不能走向这条路。
两个曾经对立的组织决定联手,这是全国对话联盟能够形成的关键性一步。
在获得了工商联盟的支持后,阿巴西将目光转向了两个更加专业的伙伴:突尼斯人权联盟(Tunisian Human Rights League,主席是阿卜杜萨特拉·本·穆萨),以及突尼斯律师联盟( Tunisian Order of Lawyers,主席是查基·塔比布)。
于是,一名女商人、一名工运分子、一名人权活动家、一名律师,这四个看上去不搭界的人走在了一起,他们联手改变了突尼斯的政治进程。四个组织代表了突尼斯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他们以法律为武装,并拥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他们超越了政党的功利性,只想保持住突尼斯的稳定和革命成果。
2012年9月,突尼斯全国对话联盟成立的时候,突尼斯的政坛正处于危险之中,人们纷纷上街游行要求执政党下台,然而执政党复兴党却坚持不下台。与复兴党对立的大部分是世俗性党派,他们或左或右,但首先防范的是复兴党回归宗教政治。不过,反对派们很难与复兴党达成和平协议,看上去似乎只有学埃及暴力推翻政府一条路可走。
与此同时,反对派42名制宪大会议员辞职,使得制宪大会陷入了停摆状态,政治彻底陷入僵局。
9月17日,对话联盟第一次亮相就展现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以阿巴西为主角的联盟领导层意识到,以往革命之所以失败,在于人们往往有要推翻的目标,却没有新的建设目标。以此次危机为例,人们明确的目标就是要推翻复兴党政府,但推翻之后如何建立新的政府,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www.xing528.com)
对话联盟不想以一种含混的方式出现,所以在亮相伊始,就以中间人的身份抛出了一份明确的路线图。他们把自己定位成中间人,而要撮合的双方则是执政的复兴党政府以及反对派。在路线图中,他们明确提出撮合的目标有四点:
第一,由于执政不及格,现任政府必须下台,但如何让其体面地下台?不能简单用反对派替换掉现任政府(复兴党绝不会接受这样的条件),而是要在公正选举的情况下,让现任政府把权力交给一个重新选举(或推举)的中立政权。
第二,既然要组成新政权,那么必须协商出明确的选举(推举)步骤和日期,并着手组织。
第三,突尼斯的新宪法还久拖未决,双方要求差别很大,对于新宪法制定也必须有明确的日期要求。
第四,各方必须做出保证,支持突尼斯民主化转变中要经历的各种步骤和措施。
由于有明确的目标,并且这些目标和建议都是公正的,对话联盟一炮打响,很快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在参加制宪大会的各个党派中,绝大部分都同意支持这个路线图。由于局势恶化得很快,现任政府知道与其等待被推翻,不如体面下台。9月28日,复兴党政府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同意留下三个星期讨价还价的时间,如果三个星期内能够敲定路线图上的各个细节,那么政府将在三个星期后辞职。
绝大部分党派支持路线图,同意谈判,以及政府同意谈判取得成果后辞职,这是对话联盟获得的第一个胜利。
然而事情并没有如此顺利。三个星期过去了,政府却没有辞职。
问题出现在,政府与反对党之间没有达成令双方都满意的协议。对复兴党来说,他们知道一旦离开了权力,许多政治要求就会被搁置,因此希望趁在台上时把宪法确定,在宪法中可以塞入一定的对宗教进行保护的条款,避免突尼斯走向完全的世俗化。对反对派来说,在自己上台后再制定宪法更加有利,也更能巩固世俗化成果。
双方僵持不下时,以阿巴西为主角的对话联盟作为中间人决定利用场外因素进行施压。10月23日,已经等不及的民众开始了密集的游行,呼吁复兴党政府下台。第二天,总工会号召举行全国性的总罢工,来逼迫政府做出选择。
在对话联盟的软硬兼施之下,复兴党政府被迫再次回到了谈判桌。10月25日,谈判继续,人们焦急地关注着谈判的进程。
谈判的焦点仍然在宗教问题上,双方已经同意了信仰自由。作为回报,世俗派也做出让步,承诺给宗教以一定的特权,避免宗教完全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如果仅仅从政治学角度看,这种承诺是一种退步,然而,真正的政治往往就意味着一定的妥协,为了和平地向民主转变,这样的代价有时不得不付出。
到了12月,谈判已经跨过了无数暗礁,如等不及的人们发动的新罢工,极端派别的恶意破坏。此时新的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重大议程出现:复兴党政府辞职后,新的总理人选是谁?
这个人必须是双方都接受的,又能保证政治进程顺利演进的。对话联盟把目光投向了一个名叫迈赫迪·朱马的人。
为什么是朱马?因为他是一个参加了复兴党政权的独立派。朱马是工程师出身,一直独立于政治之外。直到2013年初,由于复兴党政府需要一个懂工业的人管理工业,朱马才离开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加入了复兴党政府担任工业部部长。对于世俗派来说,他是一个独立人士;对于复兴党来说,他曾经参与过复兴党政府,这样的双重身份保证了他得到双方的承认。
即便朱马当选,也并非没有争议。在参与对话的21个政党中,只有9个政党对朱马投了赞成票,剩下的12票中,有7票弃权,2票选了其他人,还有3个政党没有参加投票。
2014年1月9日,权力终于完成了和平交接,复兴党的阿里·拉哈耶德政府集体辞职,朱马的过渡政府接任。
朱马政府上任后,突尼斯的民主化进程继续向前。1月24日,涵盖着妥协精神的新宪法以200票赞同、12票反对、4票弃权获得通过。
宪法的诞生,为新的民主选举奠定了基础。2014年12月,根据新宪法的精神,突尼斯举行了新的选举,再次完成了权力的和平交接。白发苍苍的老政治家埃塞卜西当选总统,此时他已经88岁了。他拥有几十年的政治经验,为人正直、有责任感。老政治家的智慧让突尼斯渡过了险关。这样的做法看上去不那么浪漫,却足够审慎。这个政权也许并不完美,某种程度上,它继承了前朝的统治机器,但是,这样做避免了改朝换代时的行政脱节,却又加入了足够的民主色彩,避免重归强人政治。它比革命前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也比其他国家的混乱更可取。
到这时,对话联盟的路线图得以完满实现,而这时也是对话联盟退出历史的时刻。如果不是201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这个短暂存在的组织,或许人们已经逐渐将它遗忘……
突尼斯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中东的故事也没有结局。
突尼斯对话联盟并非“阿拉伯之春”参与者中第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事实上,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发生的当年,时年32岁的也门女活动家塔瓦库·卡曼就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
然而,四年后,卡曼的家乡并没有如期实现民主化,而是陷入了内战和外国干预之中。推翻了总统萨利赫后,新总统哈迪无法获得全国性的支持,最后被国内的什叶派推翻。为了防止什叶派扩张,也门的邻国沙特领头入侵了这个国家,开始了无休止的轰炸行动。
新的国内冲突也把卡曼置于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她想维持革命的成果,另一方面她要反对新总统哈迪对革命的破坏,同时她还要防止什叶派的暴力夺权,甚至有消息说她暗地里希望沙特干预也门的政治。
在埃及,新的强人塞西已经稳定了政局。随着社会逐渐稳定,埃及的经济开始复苏,害怕了混乱的人们宁肯忍受新的强人政治也不想再革命。
在叙利亚,血腥的内战仍在继续。利比亚在经历了内战之后,有了和平的迹象,但稳定何时能到来仍然是个未知数。
即便在突尼斯,人们也只能说,它刚刚渡过了一次危机,至于未来会不会有其他危机,并不好说。
实际上,进入2015年后,从政治危机中摆脱的突尼斯刚松了一口气,就发现这个国家已经进入了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当中。这次经济危机除了政治原因,还和国际大环境有关。随着中国经济的放缓和世界经济的不景气,人们对矿业需求下降,矿石价格暴跌,作为矿业大国的突尼斯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之一。
除了矿业,旅游业曾在突尼斯位居前三,却因为不甘心退出政治进程的伊斯兰极端派在2015年制造了两次针对外国游客的屠杀事件,将突尼斯的旅游业打入低谷。
人们预计,突尼斯的经济复苏仍然需要许久才能到来。如果经济长期陷于停滞,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预期,那么民众很可能会把对社会的不满变成对现政府的不满。可以说,突尼斯的未来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但不管怎样,突尼斯全国对话联盟,这个在短短几个月内发挥了重大作用的联盟,向我们展示了突尼斯社会的成熟度,让我们又看到了巨大的希望:希望它仍然能够成为“阿拉伯之春”的正面样本,告诉人们除了革命,更重要的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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