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7日，西迪布济德市26岁的蔬菜水果小贩布瓦吉吉早上醒来时，还对生活充满了渴望，他的目标是买一辆运货卡车，好好做生意，供养家里的8口人，甚至还要帮助一个妹妹交大学的学费。可是中午时分，他却将自己身上倒满了汽油，纵火自杀。
如果用普通人的眼光看，这完全是一场普通的执法事件。
这天早上，一名市场执法者、45岁的女官员哈姆迪负责在路上执法，她发现了布瓦吉吉的小摊，走过去检查他的证件。按照该市的规定，摆摊是需要证件的，证件需要由市场执法部门签发。布瓦吉吉没有这个证件，哈姆迪按照规定扣押了布瓦吉吉的蔬菜水果。据称，为了进货，布瓦吉吉花了200美元。
布瓦吉吉之前曾经被抓过一次，他依靠行贿给了警察约7美元，就要回了自己的货。这一次，他还想按照上次的办法来做，可哈姆迪拒绝了他。
哈姆迪的大公无私招来了小贩的反抗，随后他们发生了言语的冲突（也可能有肢体冲突，但不确定）。哈姆迪叫来了警察。经过认定，哈姆迪没有任何错误，小贩就是缺乏证件，属于非法经营，于是货物被没收。
布瓦吉吉还是不死心，他跑到当地市政官员那儿继续申诉，依然没有效果。法律就是法律，没有证件就是没有证件，一个小贩没有权利去质疑政府法规的权威性。
到这时，早上还幻想着买车养家的布瓦吉吉却突然损失了宝贵的200美元，他自杀了。这种自杀到底是一时钻牛角尖，还是的确舍不得200美元？到底是政府错了，还是小贩错了？不同立场的人仍然可以争论，但是，革命却等不及争论的结果，突然间爆发了。
一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执法事件为何会演化成一场革命呢？这要从阿拉伯人的经商传统，以及突尼斯的政治结构说起。
在伊斯兰国家访问时，不管是在阿拉伯，还是在非洲，我都能强烈地感觉到作为一个商人的自豪感。比如，在摩洛哥城市非斯，街头的一名商人这么告诉我：“对于穆斯林来说，商人是最有尊严的职业，甚至超过了国王和总统。”
在中国古代，商人一直是受到压制的。但在穆斯林国家，却恰好相反。
穆斯林最初的来源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在发明这个宗教之前，一直以沙漠地区的中间商自居。由于沙漠缺乏生产商品的条件，他们就把从中国、印度来的货贩运到地中海沿岸，一直把做买卖当成天经地义的事情。
先知穆罕默德也出身商人世家，他的老婆曾经是一个有钱的寡妇，也是靠商业而发家致富的。《古兰经》整部书都是以商人社会为底本来规范人们的生活和言行的。
比如，正是因为经商存在不确定的风险，所以阿拉伯人不断地向安拉祈祷，祈求安拉保佑。也只有商人能够一天五次向安拉祷告，因为在看店的时候，他们总是能够抽出时间进行简单的祷告。甚至在有的集市上，一到祈祷时间，整个市场的男人们立刻停下手里的活儿，在德高望重者的组织下就地祷告。如果是农民和工人，由于工作更加紧张，就很难抽出时间来进行五次祷告了。
穆斯林商人的信誉特别高，以突尼斯为例，除了少数以外国游客为目标的商店之外，这里的大部分店铺都是言无二价，不作假，老板也是只要承诺就一定做到。每个商人都显得如此骄傲，将经商看成天赋人权，没有人也没有政府能够剥夺。
在北非世界，一个传统的城市总是围绕着一个叫“麦地纳”的区域，这里是老城区，或者保留了完整的传统生态的地方。
麦地纳由城墙环绕，城中清真寺点缀其中，城市里处处是蜘蛛网一般的小街道。最大的麦地纳位于非斯和马拉喀什两座城市。在非斯，我和两位日本人曾在城中迷路，转了两三个小时都没有找到出路。天黑后，不得不找人把我们带出来。在麦地纳里，每一条小街上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店铺，它们有的卖纪念品，有的卖当地人也需要的传统手工业品，还有的卖从中国进口的各种塑料产品、衣服。从早到晚，城里都熙熙攘攘，让人惊叹于穆斯林的活力。北非的老城保留着传统的模样，不需要做任何的改变。
在阿拉伯世界，小贩虽然社会地位不高，但仍然受到人们的尊重。他们也从来不认为自己的生活是别人给的，养活自己在他们看来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每一个小贩都盼望着有成长为大商人的那一天。布瓦吉吉也不例外，即便在他死亡的那天早上，也仍然盼望着做一个成功的商人。
布瓦吉吉在自杀后，并没有马上死亡。他住院时，突尼斯的最高领袖、总统本·阿里甚至跑到医院去看他。总统认为自己已是仁至义尽，并没有做错什么。但是，真的是这样吗？这就牵扯到了事件的第二个层面：突尼斯的政治层面。
突尼斯刚刚从法国独立时，是一个国王制国家，但是国王制仅存在了短短一年，就被哈比卜·布尔吉巴废除了。于是，突尼斯和摩洛哥这两个原本类似的国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摩洛哥保留了国王，而突尼斯选择了共和。(www.xing528.com)
布尔吉巴类似于土耳其的凯末尔，是个坚定的世俗主义者、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的强力者。
他通过选举上台，却建立了一党制，把自己改成了终身总统。他在宗教上打击那些伊斯兰势力，明确要求突尼斯变成一个世俗性的国家，同时大力提倡保护妇女权益。今天，我们去往摩洛哥和突尼斯，还能感觉到摩洛哥是一个传统的伊斯兰国家，而突尼斯则已经变得更加世俗化，这就是布尔吉巴的功劳。
但布尔吉巴在经济上支持国家控制。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之后，突尼斯的经济也出现了问题。这时，由于他的身体已经垮掉，医生判断他的精神已经不再适合执政。于是，1987年，总理本·阿里废除了他，接替他担任了总统。
在阿拉伯革命之前，本·阿里已经执政了二十多年。他虽然是一个强权者，但在突尼斯的发展问题上，却是很有功劳的。他在任时，开始大规模发展私营经济，引进外资、搞活开放，使得突尼斯人的日子比在布尔吉巴时代好过多了。
但问题出在本·阿里的维稳思路上。本·阿里在威望上已经不如布尔吉巴。突尼斯不是一个适合搞个人崇拜的国度，强如布尔吉巴，最终还不是下了台，更何况第二代的本·阿里？
可是，本·阿里却认为，为了维持突尼斯形势一片大好的发展环境，必须保证政治的长治久安。为了保证政治的稳定性，就要求反对派继续闭嘴，等突尼斯经济搞上去了，成了发达国家，那时反对派再想说啥就说啥吧。
为了让反对派暂时闭嘴，本·阿里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建立了超过突尼斯财政承受能力的警察力量，进行维稳工作。
当数量庞大的警察队伍建立后，接下来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警察也是人，也需要吃饭养家。警察的数量一多，依靠政府财政吃饭的人数就大大增加了。
由于突尼斯的财政并不算宽裕，总统不得不采取另一个做法：让警察自己去找食养活自己。也就是说，因为付不起高工资，政府给警察的薪水是比较低的，但是警察可以通过一定的罚款来补贴自己。
如果要获得更多罚款，那么必须与许可证制相配合。这种制度的特征是许可证多，规矩多，需要交钱的项目多，一旦没有许可证，就要罚款。
这样一来，警察就可以通过罚款获得足够的“合法收入”。比如，如果警察向某个小贩直接要钱，那是腐败，可是一旦政府规定，从今往后禁止小贩在街上摆摊，除非有许可证，如果没有，就要没收或者罚款，这就让许多小贩处于“非法经营”的状态，而警察可以“合法”地运用权力来获得收入了。
布瓦吉吉就死在了这样的“合法”没收之下。甚至到他死时，政府还认为自己是没有错的，有错的是那些违反政府规定的人。
总结起来，突尼斯的状况就是：维稳必须要有超过社会承载能力的警察力量，为了养活大批警察，又必须让他们自己获得一定的收入，而警察为了获得收入，必须将许多生意变成非法，再从将非法变为合法的过程中获得薪水之外的收入。政府必须允许警察这么做，并在必要时为警察背书。
但政府没有想到的是，突尼斯虽然经过了世俗化，但仍然是一个以信奉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人们心中经商自由的信念还在。而政府一旦为警察背书，就必须为警察所有的行为负责；一旦有人死去，人们对警察的怒火必然会转移到政府头上。
另外，由于小贩的行为的确是非法的，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都得夹起尾巴做人，看上去警察可以为所欲为，这就产生了社会超级稳定的假象。
可是，一旦人们对于警察和政府的怒火爆发出来，就会立刻席卷全国，形成一次失控的革命（脆断）。
那么，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发生脆断呢？
答案是：在维稳经费出现困难的时候。由于警察以维稳为目的，这样的警察执法效率会越来越低下，但是花钱能力却越来越高。有一天，当政府财政出现困难，即便加上警察罚款收入也依然无法保障警察的执法积极性时，社会就会出现脆断现象。这时一个小小的火星，都会引起整个社会的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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