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十年前有人问我,当一个地区寻求民族独立时,我是支持还是反对,我会选择支持。我常举的例子是荷兰和比利时。历史上,荷兰和比利时曾经属于同一个政治区域,名为勃艮第尼德兰,或者低地国家。16世纪,荷兰和比利时所属的区域都归属于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皇权。后来,这个区域的北部(现代荷兰区域内)挣脱了皇权,建立了联省共和国,南部(现代比利时区域内)则仍然从属于皇权。经过两百年的变迁,原本属于一个政治单元的两块地方已经生长出不同的性格。
拿破仑战争后,战胜国考虑把两块区域重新合并成一个国家,毕竟在历史上它们曾经是统一的。但合并过日子时,两块区域的人们却发现他们已经过不到一起去了,无法建立一个兼顾双方利益的政治架构。于是它们再次分了手,成了两个国家。分手过程不免冲突,但仍然是相对高效、具有绅士风度的。分手之后,两国都保持了繁荣,也保证了人民生活的稳定。
这可以看作一个政治分家的最好例子:分家后,各过各的日子,同时保持了良好的亲戚关系,形成双赢的局面。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分家并不意味着末日,反而能够减少双方的摩擦,保证本区域内政治的稳定。
十年后的现在,荷兰和比利时的例子仍然成立,可我的看法却有了变化。这个变化,源于我对世界上更多例子的观察,其中最典型的是非洲的埃塞俄比亚。
我访问埃塞俄比亚时,观察到一个特殊的现象:在东非,埃塞俄比亚有着天然的优势和非常明显的劣势。
先说劣势,这个国家地处高原,缺乏令其迅速致富的自然资源。
但它的优势同样明显。最大的优势在于人口。作为非洲人口第二大国,它的人口超过了一亿,具有良好的工业化前景。周围的国家(除了南面的肯尼亚)都是前工业化国家,对于所有类别的工业品都很缺乏,因此只要埃塞俄比亚能够生产出来,就可以销售出去。
作为东非的中转中心,埃塞俄比亚的政治家也下了大功夫来打造加工制造业,大修公路等基础设施,引进中国资本,一片忙碌的景象。
但在这繁荣之中,埃塞俄比亚却受到了一个重要因素的制约:要发展加工制造业,必须从海外进口大量的原材料和设备,这就需要一个良好的海港。可惜的是,埃塞俄比亚是内陆国家,一个海港都没有。它的周围,却有好几个国家穷得只剩下大海了。
埃塞俄比亚的北面是一个叫厄立特里亚的国家,这个国家简直不能称为国家,它的存在仿佛是专门和埃塞俄比亚过不去。它的领土只是一长条海岸,除了海岸啥也没有,也没有耕地,但它恰好把埃塞俄比亚与大海分开了。东面则是另一个长条形国家索马里,在经济上一穷二白时,却拥有大量的海岸线。
这些国家不仅把埃塞俄比亚变成了内陆,而且和埃塞俄比亚冲突不断,绝不允许埃塞俄比亚借用它们的港口设施。结果成了典型的双输:埃塞俄比亚缺乏港口,只能求助于弹丸小国吉布提,才勉强和大海沾了边;而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空有海岸,却没有内陆纵深,只有沙漠没有耕地,照样无法取得经济发展。
如果埃塞俄比亚与其中一个国家(比如厄立特里亚)合并,让人口和资源自由流动,那么埃塞俄比亚得到了港口,厄立特里亚得到了人口和耕地,双方都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偏偏是国境的限制,让双方都找不到出路。
这还不是最大的悲剧,如果翻开历史会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距现在仅仅二十多年前,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竟然真的是一个国家。1993年,厄立特里亚才作为一个国家诞生。
厄立特里亚从埃塞俄比亚独立时,甚至得到了埃塞俄比亚的衷心祝福,双方发誓要像朋友和兄弟一样团结友爱,让非洲之角充满和平与友谊。
这时统治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的两个领导人都是武装斗争出身,身上自带光环,美国总统克林顿甚至不吝赞美之词,将他们与乌干达的穆塞韦尼、卢旺达的卡加梅并列为非洲的新一代领导人,对他们充满了希望。
然而,五年后,两个兄弟国家突然大打出手,双方一共数十万人死亡。这场战争让当年的兄弟恨不能老死不再相见。更要命的是,厄立特里亚的存在彻底锁死了埃塞俄比亚的前景,让它成为一个内陆国家,想要发展更加困难重重。而厄立特里亚在政治强压下,也进入了历史的停滞时代。回想起当年分家时的快活,人们不禁唏嘘,如果当年不分家多好啊!但已经没有了回头路。
厄立特里亚在历史上曾经与埃塞俄比亚属于同一个文明,大部分时间还是同一个国家。埃塞俄比亚是个基督教国家,靠海的厄立特里亚地区虽然受到了很深的伊斯兰教影响,但整体上还是基督教更占优势,也就是说,两个地区没有宗教隔阂。
但自从意大利占领了厄立特里亚,这个地区的自我意识就在意大利的有意培养下产生了。二战后,埃塞俄比亚坚持收回厄立特里亚,但这里出现了一股游击队,试图将厄立特里亚分裂出去。它们无法成为主流,只能边进行游击战争,边等待机会。
如果埃塞俄比亚能够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和发展,那么,厄立特里亚的分裂情绪经过短暂的复苏之后,必然会被统一的好处所取代。如果能够经过两代人的时间,等那些在统一时期出生的人长大,成为社会中坚,厄立特里亚将不会再想着分家单干。
问题出在了埃塞俄比亚一方。埃塞俄比亚经过了几十年的混乱,到20世纪90年代已经成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这时,不仅厄立特里亚的反叛加剧,就连埃塞俄比亚的其他地区也加入了叛军的阵营。
在厄立特里亚,反叛者的首领叫伊萨亚斯·阿费沃尔基。阿费沃尔基之所以被列为新一代,有一个重要的指标,他本人是本土培养的大学生。他就读的大学是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海尔·塞拉西一世大学(皇帝被推翻后,改称亚的斯亚贝巴大学)。但在读了一年之后,阿费沃尔基决定加入对埃塞俄比亚的武装斗争,就辍学了。
这位游击队的领袖与中国还有着很深的渊源。1967年,他曾到中国接受了两年的培训,目的是增强他的政治理论与武装经验。
2013年,埃塞俄比亚选出了新总统(象征性的国家元首)穆拉图·特肖梅,他同样来过中国。他的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还担任过埃塞俄比亚驻中国大使。相邻的两个兄弟死敌的元首都有过在中国受教育的经历,这也可以看出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提升。
在皇帝时代,游击队的影响力还很弱小,也没有多少国家愿意提供帮助。但当杜尔格推翻了国王之后,阿费沃尔基领导的游击队突然间成了香饽饽,他被卷入了世界反布尔什维克的大潮之中。
由于苏联给杜尔格提供帮助,美国人就必须资助反对杜尔格的阿费沃尔基。在西方的支持下,阿费沃尔基将来自厄立特里亚的三支游击队整合起来,形成了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Eritrean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简称EPLF)。
但EPLF并不是唯一一支反对杜尔格的军事武装。在埃塞俄比亚北部,还兴起了另一支反抗游击队,这支队伍的士兵大都出自与厄立特里亚接壤的一个地区——提格雷,提格雷地区只占埃塞俄比亚总面积的二十五分之一,却由于出了这支抵抗力量,一跃成了埃塞俄比亚政治权力最强的地区。
提格雷的反抗军称为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igrayan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简称TPLF),同样受到了西方的支持,可以说是EPLF的兄弟军队。它们同文、同种、同宗教,唯一不同的只是在地域上一个出自厄立特里亚,一个紧邻着厄立特里亚。(www.xing528.com)
TPLF的领导人叫梅莱斯·泽纳维,同样是一名大学生,就读于海尔·塞拉西一世大学。不同的是,当泽纳维就读时,已经是皇帝统治的最后时期。两年后,埃塞俄比亚爆发了推翻皇帝的社会革命。在这次革命中,泽纳维组织了一个提格雷人的联合组织,在首都相当活跃。
革命推翻了皇帝,却成就了杜尔格。当军人出身的杜尔格上台后,泽纳维又将目标变成了推翻杜尔格。这时的组织已经变成了TPLF。
最早的TPLF给自己设定的目标与EPLF是一样的,就是从埃塞俄比亚独立出去,成立一个新的提格雷人的国家。如果这个目标得以实现,那么埃塞俄比亚将变成更加零星的碎片。
但TPLF比EPLF更加明智的地方,在于他们很快认识到,如果从埃塞俄比亚的母体之中脱离出去,小小的提格雷将活得更加艰难,最好的办法是推翻统治全国的杜尔格,建立一个由TPLF掌控的埃塞俄比亚。
在与杜尔格的斗争中,TPLF与EPLF并肩作战,最初EPLF更加强大,它把武器送给弱小的TPLF。它们又共同从西方接收武器,与杜尔格政权做斗争。
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杜尔格终于支撑不住了。
但这时,TPLF与EPLF的目标分歧显现了出来。
TPLF以解放整个埃塞俄比亚为己任,目标是推翻杜尔格,建立一个民主制的统一国家;而EPLF则对埃塞俄比亚不感兴趣,它们只想获得厄立特里亚地区的独立。随着门格斯图的逃走,双方进入首都,到底如何协调目标,就成了两支武装最紧要的任务。
美国并不想看到自己支持的两个武装开始火拼。在美国人的调解下,TPLF和EPLF决定妥协,将厄立特里亚问题交给厄立特里亚人自己解决,发起了一场公投决定厄立特里亚是去是留。这次妥协,也是泽纳维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争议。
在埃塞俄比亚,泽纳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虽然他是赶走杜尔格、恢复埃塞俄比亚常态化的功臣,但还是有很多人不喜欢他。至少有三名埃塞俄比亚人跟我谈到,泽纳维是一个出卖了国家利益的罪人。其中一个人也说到了泽纳维的难处:泽纳维实际上掉进了自己的立场之中,他依靠美国和厄立特里亚推翻了杜尔格,当然不能和厄立特里亚翻脸,只能眼睁睁看着领土分裂。
1993年,厄立特里亚正式独立,它的独立受到了泽纳维的祝福,双方信誓旦旦要成为好兄弟。
泽纳维和阿费沃尔基两兄弟没有想明白的是:虽然分裂成两个国家,但两国必须齐心协力,才能共同发展;否则,分裂对于两国都是巨大的失败。
厄立特里亚获得了所有海岸地区,这意味着埃塞俄比亚成了内陆国家。对于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大国,必须发展工业才能取得经济上的持久进步。可是发展工业需要海港,所以,哪怕厄立特里亚独立,埃塞俄比亚也必须使用它的海港设施。
而厄立特里亚除了海洋之外,缺乏耕地和内陆,也缺乏人口。当厄立特里亚守着海洋和荒滩时,也是死路一条。两国必须达成足够的谅解,让国民、物资和资本在两国间能够较为自由地流通,才能使两国经济都得到发展。
如果有足够的经验,双方的政治家应该敲定自由贸易条款后,再庆祝赢得政权,取得独立。但双方都沉浸在战胜了敌人的喜悦之中,谁也没有关注未来怎么办。结果,更大的敌人反而隐藏在胜利的背后。
首先出问题的国家是厄立特里亚。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民主制已经成了主流,埃塞俄比亚的泽纳维顺应了这种趋势,建立了一套民主制度,试图直接过渡到主流之中。
在厄立特里亚,获得了胜利的阿费沃尔基却对民主毫无兴趣。取得独立,已让他心满意足。于是,一党制、终身制成了这个年轻国家的基础。厄立特里亚向着闭关锁国滑去,成了最封闭的海岸地区。
在厄立特里亚走向封闭的同时,埃塞俄比亚却经受着另一种阵痛。由于历史上它是帝国模式,围绕着中心民族,有一系列的小民族存在,这些小民族并不希望受到埃塞俄比亚人的统治。在皇帝时期他们反抗,到了杜尔格时期仍然反抗,到了泽纳维时期,他们还不甘于保留在联邦之内。
最具有反抗精神的是东部的穆斯林,以及南部的奥罗莫人,只要这些地方的反抗不被平息,埃塞俄比亚的离心力过大,就很难形成有效的民主制。泽纳维也逐渐变得大权在握,对于民主的信心正在丧失。
更大的冲突发生在两个兄弟国家之间。1998年,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的边界冲突终于爆发了。
两国的边境问题原因如下:它们还是一个国家时,由于它们属于帝国的两个省,省之间的界线曾经经过了一些调整和争议。如果还属于一个国家,这都是小事。可一旦独立,原本的省界成了国界,冲突立刻爆发。
如果放在世界战争史上,这次战争并不是什么大事。简单地说,厄立特里亚侵略了埃塞俄比亚,但被体量更大的敌人击退了。
但这次事件造成的影响却是两国关系的彻底破裂。泽纳维由于当初同意厄立特里亚独立,在国内成了不受欢迎的人。随着厄立特里亚封闭了边界,埃塞俄比亚的进出口成了一个大问题,国家经济也陷入了困境。
厄立特里亚更是雪上加霜,作为战败国,它不仅没有捞到任何好处,为了封住国内反对者的口,阿费沃尔基向着强权越滑越深,没有人再把他的统治当作非洲新一代的希望,反而是看到了一出老剧本。
2014年,当我访问埃塞俄比亚时,大量的厄立特里亚人正偷偷越过边界,来埃塞俄比亚求生。由于厄立特里亚的经济极端困难,它已经养活不了它的人民。但埃塞俄比亚也是移民输出国,两年前刚经历了一次饥荒。在饥荒的最高峰时期,女孩子为了一美元就可以出卖自己的身体。饥荒过后,虽然埃塞俄比亚依靠着吉布提和索马里兰接近了海洋,完成了一定的工业建设,但比起它曾经拥有的潜力,显然发展得还不够。如果当初没有分裂,那么它将走得更稳,而厄立特里亚人也能找到一条发展之路。
两个难兄难弟之间的挣扎仍然没有结束。这让我意识到,除了荷兰和比利时这样极少的例子,更多的例子表明,当一个国家分裂后,两个碎片之间的旧有矛盾让它们不可能和平相处,必然会成为敌人。当人员、资金和物资三个要素不能自由流动时,分裂所造成的必然是双输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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