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非洲：兄弟民族的冤冤相报

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有一个地方，所有来卢旺达的游客都必然会去拜访。

这个地方位于首都郊区的一座小山上，远远地对着市中心的高楼群，这些高楼大都建于1994年之后。

小山上绿树成荫，种植了许多花卉，显得幽静和平。但安宁之下，墙上的文字却提醒游客，这里是大屠杀遇难者埋骨的所在。

山头上分布着许多集体墓穴，大多数墓穴都覆盖着石板或者水泥，只有少数的墓穴是用玻璃罩住的。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墓穴内部黑色的布盖。不时有游人带来整束的鲜花放在墓穴旁边。

在墓园的一面墙上，刻着几排遇难者的名字。按照设计的本意，是要把所有死难者的姓名都刻上。但这项工程并没有完成，大概死亡人数太多，搜集人名的工作不易进行。

墓园中埋葬的主要是从首都附近寻找到的遇难者遗体，其数目超过了10万。同等规模的墓地在全国还有六处，至于小型的丛葬墓更是不计其数。没有人知道屠杀中死亡的具体人数，但普遍估计死亡人数在80万上下。

墓园里有个关于大屠杀的纪念馆，出于对死者的尊重，不让拍照。里面搜集了许多照片、遗物，讲解着事情的来龙去脉。纪念馆本身也可以看作是民族和解的产物，它的资料中一个核心的观点是：杀人者与被杀者实际上是同一个民族的不同分支，是兄弟，而不是敌人。

当然，这样的说法有事后粉饰的因素，更可能的情况是：这是两个处于分化初期的族群，还没有成为两个民族，但又有一定的隔离。

人们常常把民族想象成静态的群体，但其实民族是动态的。

实际上，每一个民族都有着分化的历史。也许几个民族拥有共同的祖先群体，到了后来，由于他们分布的地区不同，产生了地理上的隔离。这种隔离又造成了各自内部封闭的婚姻，从而有了少量的遗传独特性，加上封闭产生的文化差异，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

另外，同一个社会中不同的阶层，如果中间缺乏婚姻流动性，也会形成一定的差异，也有可能形成不同的民族。

这个过程是缓慢进行的，很难说哪儿是起点，哪儿是终点。即便进程开始，也很难说结果会怎样。比如在印度，阶层隔离已经数千年，但是上层的婆罗门和下层的首陀罗仍然是一个民族。蒙古人分散在整个欧亚大陆，在阿富汗的蒙古人就形成了独立的民族哈扎拉族，但在中国云南的蒙古人还叫蒙古人。云南蒙古人与北方蒙古人的差异，也许并不比哈扎拉人与北方蒙古人小，只是因为习惯问题，人们把哈扎拉人当成外族，却把云南蒙古人当作本族。

卢旺达和布隆迪的胡图族和图西族就可能是处于分化初期的同一个民族。他们的祖先都是班图人。当班图人到达这个地方后，在习俗上开始和其他地方的班图人有了分化。在这里，统治阶层之间相互通婚，形成了图西人群体，而被统治阶层则被称为胡图人。充其量来看，图西人就如同西方世界内部通婚的贵族和国王阶层，而胡图人就是普通的民众。西方贵族虽然骄傲，却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属于一个与普通民众不同的民族。

但西方人来到卢旺达后，却在错误理论的指导下，认为图西人是从北方来的先进民族的后代，而胡图人则是更加落后的当地人的群体。这并不是事实，但当这种理论被灌输给当地人之后，民族的界限就在无意间形成了。

如果没有这种错误的理论，也许两者并不会完全封闭，从而可以像印度那样长期共存，有一定的隔离，却又并非完全独立。

西方人到来之前，两者之间是存在一定的转换关系的。人们将某家人称为胡图人，而将另一家人称为图西人。但也许过些年，随着社会地位的升降，这种称谓就会改变。但西方人到来后，为了区分民族，采取了更加精确的记录系统。比如，比利时要求他们在身份证上都要写上每个人的民族，一旦身份证件上写上了民族，那么这个人就再也摘不掉被强加的身份了。

20世纪，经过了纳粹德国的人种论，西方已经从根子上开始否认人种有优劣之分，但他们在非洲种下的理论却早已生根发芽，引起了连锁反应。

卢旺达和布隆迪本来是德国的属国，德国在一战战败后，比利时接管了这两个地区。作为保护国，它们各自保留着自己的国王。

卢旺达与布隆迪命运的不同，源于两个地区的国王对待民族的不同态度。总结起来，就是越开明的国王带来的灾难越大。

卢旺达国王穆塔拉三世（1931年到1959年在位）是一个开明的国王，他是卢旺达第一个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的国王。由于在国王统治的早期卢旺达遭受了巨大的饥荒，痛定思痛之后，他进行了土地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授予胡图人更多的政治权利。

如果这个过程能够缓慢地顺利进行，那么经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胡图人的政治地位可能会逐渐得到强化，并最终与图西人拉平。但胡图人却等不及了，由于他们人数更多，占了80%以上，便寄希望于通过现代的投票制度来直接获取统治地位。

比利时人在统治初期依靠国王进行统治。到了末期，他们认识到胡图人的政治意识已经兴起，且胡图人又是大多数，于是立刻转而支持起胡图人来。这一系列的改变最终颠覆了图西人的统治。

1961年，卢旺达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废除了国王，实行民主制。在一个文盲占据了领导层的国家，这等于是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判处所有图西人死刑或者流放。

从1959年开始，随着胡图人得势已成定局，图西人开始了大逃亡。他们逃向了与卢旺达接壤的四个国家：乌干达、坦桑尼亚（坦噶尼喀）、布隆迪和比属刚果。到了1963年，一小支图西武装试图打回卢旺达，胡图人开始了对图西人的第一次系统迫害，这次迫害造成了数千人死亡，也是图西人的第一次受难。

而在布隆迪，政治上却要保守得多，统治的图西人时时刻刻以邻国卢旺达为警钟，意识到如果放松统治，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布隆迪的图西人由于没有放松，胡图人一直是被统治阶层。到了独立后，国家先是保持了王国体制，后来则由图西人发动了政变，废除了王国制度，建立了由图西人控制的共和制。

1972年，布隆迪的胡图人举起了反抗的大旗，但被镇压了。在镇压过程中，大批的胡图人被图西人控制的军队杀死。死亡人数无法统计，可能在数万到20万之间。

布隆迪屠杀是这两个小国悲剧性种族屠杀的第一幕，被人们称为“布隆迪第一次种族灭绝事件”。屠杀事件发生后，虽然图西人保持了政权，但在国内和国外的双重压力下，图西人的政权变得越来越不稳固。

20世纪80年代，对布隆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上台了。皮埃尔·布约亚是军人出身，依靠政变上台。他敏锐地感觉到图西人无法再这样维持统治了，必须做出改变，要在政治结构上反映全国的人口比例。

于是，布约亚大胆地推出了改革举措，决定修改宪法，实行民主政治。在他的努力下，1993年，一名胡图人通过竞选成了总统，并组织了一个胡图人和图西人共存的领导班子。布约亚功成身退，但这只是他第一次离开政治舞台。

事实证明，政治要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得多，胡图族总统被极端图西人刺杀了，这导致了布隆迪的又一次种族冲突。这一次，是以胡图人屠杀图西人为主，也包括图西人对胡图人的反击。1994年，布隆迪胡图族的第二位总统又死于卢旺达灾难，于是屠杀继续。这一次的屠杀被称为“布隆迪第二次种族灭绝事件”。

虽然也有数万人死亡，但布隆迪第二次种族灭绝与同时期的卢旺达事件比起来，仍然得不到世界的关注。同样是1994年，卢旺达事件终于让世界开始正视起这两个民族数百年的恩怨。

在卢旺达，从1973年开始，就一直是胡图人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将军执政。将军依靠政变上台，推翻了另一位胡图人统治者卡伊班达。

哈比亚利马纳在政治上依靠法国，经济上依靠外援，对内则是完全的一党制。他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网络状社会控制系统，将每个人都纳入党的掌握之中。这个唯一的党叫全国发展革命运动（National Revolutionary Movement for Development，简称NRMD），掌握着从人的生老病死到选举、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在他的统治下，图西人一直是低一等的存在，不仅受到压迫，还由于党的强控制力，变得无所遁形，随时都有受到迫害的可能。

但这样一个统治者却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追捧。最支持卢旺达政府的是法国人。由于法国人和英国人存在着竞争，卢旺达原本是比利时的被保护国，说的是法语，被法国当作了对抗英国的桥头堡。东非大部分国家都说英语，找到一个同盟并不容易，所以法国放纵独裁政府，并投入了大量的金钱来维持哈比亚利马纳的统治。

由于得到了高额的援助，卢旺达的经济显得一枝独秀，人口增长迅速。但这样的好日子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结束。一方面是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另一方面，则是卢旺达赖以出口的咖啡突然间价格大幅下跌，咖啡农赚不到钱了。还有一个原因则是政治上的，这时国际上恰逢一个自由化的时代。随着东欧剧变，国际上出现了一种独裁不再被容忍，并强迫独裁国家转型的潮流。

在多方的压迫下，哈比亚利马纳做了相互矛盾的两件事：第一，同意开放党禁，进行整治改革；第二，由于感到地位不稳，他决定祭出永远有效的大旗——种族主义，宣传图西人的阴谋。

在哈比亚利马纳的鼓动下，“胡图力量”出现了。“胡图力量”是胡图人中的激进派组织，它的唯一诉求就是消灭图西人，防止图西人重新掌权。

这个组织掌握了一部分武装，同时拥有广播、报纸，它们开动一切宣传力量煽动胡图人的恐惧和仇恨情绪。最典型的是，它们的一份杂志发出了所谓的“胡图十诫”。

即便现在“胡图十诫”已经成了禁忌，但偶然遇到年纪稍大的卢旺达人，只要打开话匣子，仍然能够听他们背出其中的一两条。由于当时十诫是被当作真理灌输的，几乎涉及从人际关系到经济、军事、安全乃至政治的各个方面，短短的二十年根本不可能完全将它们从人们的脑海中抹掉。

“胡图力量”大肆活动的同时，一部分图西人也帮了他们的忙。这些图西人来自邻国乌干达。

在乌干达的穆塞韦尼革命时期，有许多流亡的卢旺达图西人曾经加入了穆塞韦尼的起义军。当穆塞韦尼成为总统后，这些图西人受到了优待。但时间长了，乌干达人和卢旺达人发生了冲突，这让军队中一部分图西族将领意识到，乌干达毕竟不是家乡，只有回到家乡，老死在家乡，才是他们最大的愿望。

于是，从乌干达南部的森林中，走出了一支图西族的武装，号称“卢旺达爱国阵线”（Rwandan Patriotic Front，简称RPF）。他们越过与卢旺达的边界，试图趁卢旺达经济不好、国内动荡的时候抢夺政权。

这支武装本来会成为卢旺达胡图政权的重大威胁，但这时法国人出手了，他们和比利时人、扎伊尔人组成了联军帮助哈比亚利马纳守住了政权，将图西族武装赶到了卢旺达北部的丛林之中。

在卢旺达的北部城市鲁亨盖里以西，有一个著名的火山群，主峰卡里辛比达到了4500米。即便是夏天，山顶上都常常有积雪。火山之下是茂密的热带丛林，这里是著名的山地大猩猩的栖息地。游击队躲在这里，法国人无法进入进行清缴，才让他们得以保存了实力。

图西族游击队RPF的出现，让“胡图力量”等组织更加大肆宣传图西人的威胁。也就在这时，他们开始准备对国内的图西人采取暴力。(www.xing528.com)

图西族游击队总是时断时续地进攻胡图政权。国内的民主进程又迫使总统做出更多的让步。国内的民主反对派又和图西族游击队取得联系，试图建立更广泛的联合政府。国际社会也给哈比亚利马纳施加压力，使得总统与反对武装必须做出妥协。

1993年，各方终于在坦桑尼亚城市阿鲁沙签订了《阿鲁沙和平协议》。即便总统哈比亚利马纳并没有准备履行这个协议，但他仍然被极端胡图人视为种族的背叛者。

与此同时，邻国布隆迪的第一任胡图族总统被杀，导致了大规模的种族冲突，更让“胡图力量”认为是时候行动了。

1993年，屠杀图西人已经成了一种阳谋。几乎每一个人都预料到这样的屠杀将会发生。“胡图力量”公开呼吁杀人，胡图人开始有计划地下发砍刀，并统计生活在周围的图西人人数。

基于《阿鲁沙和平协议》，联合国决定在卢旺达驻扎一支维和部队。但这时，索马里维和事件的恶果出现了，美国人刚刚经历过摩加迪沙惨案，对派兵不感兴趣。其他国家也认为卢旺达是个没有什么利益可图的小国，不愿意出兵。

更麻烦的是法国人对联合国事务的干扰。即便到了今天，卢旺达虽然是法语国家，但几乎所有的民众都对法国人充满了愤恨。在首都基加利，一位商店店主告诉我：“法国人是非洲最大的敌人，凡是他们参与的事情，都不会有和平。”

卢旺达人之所以如此怨恨法国，就源于在法国大屠杀中参与的罪恶。除了出兵帮助胡图政权镇压图西人之外，作为常任理事国的法国还在联合国负责说服其他国家不要出兵。它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想让其他国家插手自己的势力范围。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埃及人加利同样不想管卢旺达的事，他也是胡图人的支持者，甚至在做埃及副外长时，曾经与卢旺达现政府存在利益关系。一般情况下，联合国秘书长可以任两届，而加利是罕见的只任了一届的秘书长，也是唯一一个被安理会否决连任两届的秘书长。

联合国经过东拼西凑，最终派来了一支1000多人且毫无战斗力的部队。他们主要由比利时人和孟加拉人组成，领头人是加拿大人罗密欧·安东尼厄斯·达莱尔。

即便这样，这支部队也数次受到警告。达莱尔更是直接警告联合国，屠杀已经迫在眉睫。他不断地请求增兵以维持秩序，但他的要求被忽视了，没有更多的士兵被派来。

就在联合国部队一筹莫展之际，情况却突然间恶化：1994年4月6日，在坦桑尼亚参加完会议后，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胡图族）和布隆迪总统恩塔里·亚米拉（胡图族）乘坐同一架飞机，同机上还有卢旺达的7名政府高官。飞机在回到卢旺达上空时，突然一枚导弹从机场军营附近的一个山头上发射出来，将飞机击落，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这件事造成了布隆迪冲突再起，而更重要的则是这成了卢旺达大屠杀的信号。

这枚导弹是谁发射的，至今仍然没有定论。事后看，可能是对于哈比亚利马纳缓和政策不满的极端胡图组织。但在事件刚发生时，不管是胡图人，还是法国人，都异口同声地宣称是北部的图西族游击队干的。

从这一天开始，卢旺达被淹没在了血泊中。几乎所有的胡图人都成了谋杀图西人的罪犯或者帮凶。他们手持砍刀，有计划地将所有遇到的图西人全部杀害，试图将这个兄弟民族从地球上抹去。

除了杀害图西人，他们还杀害温和的胡图人。当时国家的总理是一位胡图族女性，当她试图恢复国家秩序时，也一并遭到杀害。联合国部队派了10名比利时士兵去保护她，这10名士兵也遭到杀害。

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就在图西人最需要保护的时候，联合国却突然决定撤兵。这主要是因为比利时士兵的死亡，让比利时政府决定撤兵了。随着比利时的撤兵，联合国认定无法完成维和任务，决定将维和部队全部撤出。

达莱尔徒劳地想留住自己的部队。但联合国在法国和秘书长的影响下，几乎没有人相信这场大屠杀的发生。于是在最被需要的时候，联合国维和部队走了。

世界只是装作不相信罢了。实际上，所有的人都知道发生了大屠杀。最先知道的是法国，就在屠杀之初，法国人立刻派部队空降卢旺达，将法国侨民撤走。与法国人一块儿撤走的还有不少胡图极端分子，他们跑到法国后继续充当座上宾。

西方使馆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西方人撤离后，大批依托于西方人的图西人都遭到杀害。在法国使馆里也有几名图西族工作人员，他们恳求法国兵将他们带走，但还是被法国人扔下，全部遭到杀害。

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有一个著名的饭店叫千山饭店。到达基加利后，我的同伴一定要去拜访这家饭店。美国曾经拍过一部电影叫《卢旺达饭店》，原型就是这里。

在屠杀发生时，千山饭店经理保罗·路斯沙巴吉那一共保护了1268名避难者，让他们活了下来。他是一位娶了图西女人的胡图男人。

这家饭店极其豪华，有一个庞大的院子，喷水池、高档餐厅应有尽有，是外国人最喜欢的地方。屠杀发生时，由于外国人大都在这儿居住，联合国军也驻扎了士兵，许多图西人跑到这里来避难。

但不久，外国人就全撤离了。各国大使馆在撤侨时规定，不允许带走一个图西人。到这时，饭店里剩下的就只是灾民和维和士兵了。

接着，维和士兵也在联合国的命令下撤走了。卢旺达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灾民聚集点，它们大都在军营或者教堂里。但随着维和士兵和外国人的撤走，胡图人立刻进入聚居点，将避难者屠杀干净。那么，千山饭店的避难者如何避免了死亡的命运呢？

路斯沙巴吉那通过贿赂，以及与杀人者的私人关系，加上不断地隐匿避难者，一天一天拖延，直到北方的军队打过来，才让避难者找到机会逃走。

虽然救出了妻子和孩子，但路斯沙巴吉那的岳父一家却惨遭屠戮。妻子的父母、兄弟、外甥、外甥女都遭到了杀害。他的岳父甚至要付钱让杀人者快点把他杀死。如果不付钱，杀人者就先砍掉一只手，然后离开。等受害者受够了罪，再来砍另一只手。如此往复，直到受害者最终死亡。

在联合国部队中，只有负责人达莱尔不死心，他继续呼吁联合国进行干预。经过他的无数次争取，联合国终于再次决定派兵。但讽刺的是，联合国却发现，虽然通过了派兵决议，却没有国家愿意出兵。决议以无法执行而告终。

图西人受难的日子持续了一百天，才由于北方游击队打过来而告终。

胡图人屠杀图西人时，他们已经无力抵抗北方游击队的进攻。指挥北方游击队的就是后来的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

卡加梅所面临的国际压力极其复杂。一方面，“胡图力量”还在南方屠杀图西人，他不得不尽快进军，避免图西人被杀绝；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不仅不指责杀人犯，以法国为首的集团反而想尽一切办法保护杀人犯，指责是卡加梅的进攻造成了局势的混乱，辩称卢旺达没有大屠杀，只有战争。

当卡加梅的进攻已经注定胡图人的倒台时，“胡图力量”的主将们纷纷开始了逃亡之旅。与他们一起逃亡的还有胡图族的平民们。此刻的他们手上都沾上了鲜血，害怕图西武装回来后报复。他们将家中的东西席卷一空，开始了逃亡生涯。

在卢旺达与刚果（金）交界的基伍湖北岸，有一座美丽的城市叫吉塞尼。在非洲，虽然有无数体量巨大的湖泊，但最漂亮的湖非基伍湖莫属。这个湖的面积不大，只有2700平方千米，与中国第三大湖洞庭湖相当。但由于它是一个高原断陷湖，比其他的湖水更清澈，也更深。在阳光的照射下，它如同一块巨大的蓝宝石。

在基伍湖湖边，有非洲最好的湖岸沙滩。从沙滩向东走，就是现在的刚果（金）的土地。虽然现在看上去如此安静，但在二十多年前，这里却是兵荒马乱之地。胡图人主要就是通过这个地点逃往不远处的扎伊尔。

屠杀开始两个多月后，法国人终于行动了。他们以“人道主义”为借口，向卢旺达出兵。此刻，联合国正愁没有国家愿意出兵，便做了个顺水人情，给法国军队披上了联合国的外衣。但法国出兵，却是去解救胡图族的杀人犯。

这次出兵将法国钉在了非洲的耻辱柱上，也让卢旺达人一提到法国，就切齿不已。法国人的军队从扎伊尔进入卢旺达，一路上，胡图人的逃难者跟随着法国人，挥舞着大小砍刀。在法国军队经过的路上，到处堆满了图西人的尸体。

法国人的到来只是延迟了卡加梅的进攻，却无法阻挡胡图人的失败。屠杀开始一百天后，1994年7月18日，图西人武装占领了卢旺达全境。此时已经有70%以上的图西人被杀死，数量据估计在80万以上。

这次事件中联合国表现迟缓消极。当所有人都期盼联合国出面时，它却毫无作为，甚至撤走了维和部队。当已经不再需要联合国时，它却派来了法国人帮助杀人者。

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因为自身的无能，再加上与美国关系闹僵，导致无法连任第二届。作出帮助杀人犯决策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在1995年下台，但作为欧洲国家领导人，却没有人能够审判他的罪行，他于1996年死于癌症。

2018年，卢旺达总统卡加梅谈到国际法庭时，仍然耿耿于怀地说：“国际法庭从来就没有公平，因为它只审判小国弱国的人，对于欧洲的罪犯它永远是无视的。”

卡加梅取得政权后，宣布加入英联邦，向英国靠拢，坚决与法国人划清界限。当然，他还要对屠杀者进行报复，这个报复没有落在参与了屠杀的普通胡图人头上，而是落在了邻国扎伊尔的头上。

在布隆迪，各种过渡政府如同走马灯般轮替，却都无力恢复国家秩序。这时，又是布约亚出手了，他再次通过政变上了台。

由于他是图西人，刚发动政变时，世界感到一阵震惊，害怕布隆迪会再次陷入大屠杀。但随后他们的心放了下来。布约亚第二次执政持续了七年（1996年到2003年），直到再次恢复了秩序与和平，才毫不犹豫地辞去了总统职位。

布约亚选择了一位胡图人副总统共同执政，并恢复了民选政治，促成了民族团结。他辞职两年后，一位父亲是胡图人、母亲是图西人的政治家当选了总统，布隆迪的政治和解进程持续了下去。

但如果认为，布隆迪国内已经走向了稳定，那么这种乐观也许太早。2014年我经过布隆迪时，看到的仍然是一片萧条景象。虽然布隆迪采用了民主政治的形式，但人们对于政府和军队的不信任仍然很强。社会秩序也很糟糕，抢劫时有发生。

到了2016年，布隆迪的局势再次恶化。这一次，是因为2005年选出的总统皮埃尔·恩库伦齐扎不肯下台，寻求第三任期导致的。局势骚动让数十万人逃离，数百人被杀。恩库伦齐扎在争议选举中连任。从表面上看，布隆迪已经从种族冲突变成了争取民主的斗争，但无法判断这种转化是长期的还是暂时的。20世纪90年代的大屠杀已经让布隆迪警醒，这也许只是一次长暂停，某一天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还会以暴力的形式再次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