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非洲两百年，桑卡拉：非洲的切·格瓦拉

1987年10月9日，在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举行了一场纪念古巴革命者切·格瓦拉的活动。格瓦拉生前以古巴革命和游击战争出名，甚至到非洲培训过游击队，却无功而返。他提倡暴力，不吝杀人，也死于暴力，可谓死得其所。但不知为什么，世界竟然把这样一个屠夫式的人物捧成了革命与自由的象征，在非洲也不例外。

在格瓦拉死亡二十周年时，布基纳法索总统桑卡拉决定举行纪念活动。在活动上，桑卡拉评价说：“格瓦拉教我们要从内心深处对自己的能力有充足的信心。他激励我们，给我们信念，坚信斗争是唯一的源泉。他是我们正在建造的这座自由世界大厦的公民。这是我们为什么说切·格瓦拉也是非洲人和布基纳法索人的原因。”

桑卡拉这么推崇格瓦拉，事实上，人们已经称他为“非洲的切·格瓦拉”。与格瓦拉一样，他也信奉社会主义，不拘小节，出口成章，是个偶像级的人物。

这个“非洲的切·格瓦拉”同样也死于非命：纪念活动刚过去一周，一场流血政变在布基纳法索爆发，桑卡拉和他的12名官员一起被杀害。

桑卡拉死后，他的尸体被肢解后埋葬，不准人们纪念。但到了2015年5月25日，非洲独立日这天，他的尸骨终于被发掘出来，成了人们纪念的圣物。据说，在尸骨中发现了十几粒子弹。

杀害他的是他的战友孔波雷。桑卡拉死后，孔波雷担任总统二十七年，才在群众示威后被赶下台。他下台前，整个西非，包括布基纳法索就已经开始纪念桑卡拉。孔波雷只好说桑卡拉是在交火中被误杀的。孔波雷下台的那一天，就是桑卡拉在国内封圣的时刻。

桑卡拉到底有什么魔力，让布基纳法索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如此纪念他呢？

原因在于他给非洲树立了一种理想。

非洲国家大都存在“裙带”式腐败的问题，桑卡拉却是个例外。作为总统，他的月工资只有450美元，家产不过是一套没有还清贷款的普通住宅和一辆最普通的小汽车。即便这点钱，还必须用到他收养的十几个孩子身上。

他不仅要求自己，还要求所有的官员都必须保持廉洁，坐普通车，不准受贿，不准坐头等舱。如果发现腐败，官员的财产会被没收，本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非洲从来都是各种疾病的高发地，许多孩子因疾病而夭折。政客们大都不去关心人们的健康。但桑卡拉是个例外，他在国内大规模推行疫苗计划，为儿童免费接种，并承认艾滋病对于国家的威胁，认真对待这个社会问题。

非洲的文盲非常多，各国政府也无力组织更好的教育。桑卡拉却推出了大规模的教育计划。

非洲的妇女地位非常低，桑卡拉却在每一次演讲中都不忘强调女性的作用。他在政府中招募了大量的女性工作人员，并禁止女性割礼，禁止一夫多妻。

他想做的事情太多，都带着很深的理想主义成分。布基纳法索位于沙漠边缘，他就提倡植树。这里的交通很差，他就提出了雄心勃勃的修路计划。总之，桑卡拉用他带有鼓动性的声音说出了人们希望的天堂社会，并想方设法去实现它。

正是这种理想吸引了全非洲的注意，人们把他当作一个理想的异类，一个圣徒。他身材高大，喜欢穿迷彩服和骑摩托，女性更是为他疯狂。

这个理想的异类虽然想做很多事情，却大都没有做成。如今在布基纳法索，你会发现即便是首都地区，还有很多街道是土路，房子破破烂烂，带着年久失修的痕迹，这和他当初的理想简直有天壤之别。

他曾经大力发展经济，但是，布基纳法索仍然是非洲最穷的国家之一。

但他当初的努力又留下了很多成果。比如，布基纳法索虽然贫穷，但整个社会面貌却要比旁边的国家强很多。这里街头很少有乞丐，穷孩子们顶着饮用水、香蕉和鸡蛋售卖，也不愿意直接向行人要钱，这和周围的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的学校更加干净，我住的旁边就有一所学校，每天传出的读书声、出操声，让我以为回到了中国。

这里的腐败也比其他国家少一些。从马里到布基纳法索的汽车路过边境时，我发现两边的军人面貌差别巨大。在马里出境处，边防官员一看我是个外国人，立刻毫不掩饰地告诉我：“给我5000（西非）法郎（折合人民币约60元），我就给你盖出境章。”当我拒绝后，他立刻把我的护照递出来，拒绝盖章。我在窗口央求了半天，他才给我盖了章。到了布基纳法索入境处，情况迥然不同，这里的设施也如同马里一样破烂。由于马里的反恐形势不乐观，边境属于强管控地带，布基纳法索穿制服的官员仔细检查了我的护照和签证页，询问了几个问题，随后微笑着给我盖章，并说：“欢迎来到布基纳法索！”由于刚在出境时被索贿，在这一侧却遇到如此友好和专业的官员，竟让我有些不适应。

这或许就是桑卡拉留下的那点希望，我边回到车上边这样想。在他之前，非洲被当作一个希望渺茫的大洲，人们最缺乏的是信心。桑卡拉把建设天堂社会的信心教给了当地人，让他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在桑卡拉的鼓励下，人们学会了自力更生、努力工作，每个人都勤劳、乐观，而不是靠天吃饭，懒洋洋地等待着世界银行的援助。

谈到桑卡拉，就必须谈到布基纳法索的前身上沃尔特。它的名称得自于一条河流。沃尔特河从北向南，三条支流白沃尔特、红沃尔特、黑沃尔特都发源于现在的布基纳法索境内。于是，法国人把这里划成了一个殖民地，叫上沃尔特。三条沃尔特支流最终都流入了现在的加纳境内，汇成了沃尔特河主道，流入了大西洋。

上沃尔特属于法属西非的一部分，在1960年与西非其他国家一起取得了独立。首任总统莫里斯·亚梅奥果随即冻结了多党制，建立了一党制，国家陷入了不稳定状态。直到1966年军队发起了不流血政变，放逐了亚梅奥果。但军人也一直无法重新建立稳定的民选政权，上沃尔特又在1980年、1982年相继发生两次不流血政变。

到了1983年，桑卡拉上台了。他属于1982年政变组织全民拯救委员会（Council of Popular Salvation，简称CPS）的左翼，在与党内右翼的斗争中脱颖而出，被任命为共和国总理。很快他又在斗争中失势，被逮捕了。他之所以快速失势，是因为他的左倾倾向已经让原来的当权阶层无法忍受。在政治上，他主张彻底改造社会经济，采取国有化措施；在外交上，他亲近泛非主义者（比如利比亚的卡扎菲），排斥原来的殖民主义国家。法国可能也参与了对他的废除行动。

但桑卡拉已经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在民众的压力下，他被释放了。1983年 8月4日，他发动了一次新的政变，这一次终于流血了，在交火中有十几人死于非命。布基纳法索对不流血的政权更替早已习以为常，人们这时才知道，原来政变有时候也会流血。

桑卡拉成为总统一年后，将国名从上沃尔特改为布基纳法索，意思是“正直者的土地”，表明要和之前的历史决裂。

桑卡拉之所以民心所向，和这个国家独立后的失败经历有关。亚梅奥果上台后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没有给普通人带来好处。独立后，国家立刻变成了一党制，加上无数的政变，国家经济被一小撮社会高层所绑架。这样的资本主义没有展现出具有竞争力的一面，反而充斥着许可证制和权贵经济。

法国人虽然让布基纳法索独立了，但仍然控制着西非国家的经济和外贸。法国人始终是高人一等的存在，这让普通人感觉独立和不独立没有什么区别。(www.xing528.com)

既然原来的路是一条死路，一个人突然提出来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自然会吸引人们的注意。

桑卡拉上台后，立刻开始了对于布基纳法索的改造。除了那些提倡廉洁的措施之外，对于社会经济有重要影响的政策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谢绝外援，自力更生。桑卡拉说过：“我们国家生产的产品是足够我们生活的。只是因为我们缺乏组织生产的能力，故而不得不向人家祈求食物。正是这种祈求，往我们的精神里注入了乞丐的基因。”

谢绝外援，自力更生，这看似不合理，但在布基纳法索又带着一定的合理性。殖民地原来的宗主国法国离开后，仍然通过经济联系控制它。虽然法国不能强迫布基纳法索只和自己做生意，但它通过与布基纳法索高层领袖的联系，控制了外贸领域。这使得布基纳法索从来没有实现过真正的贸易自由，它必须把初级产品廉价卖给法国，再从法国进口昂贵的工业品。

桑卡拉提倡自力更生，更多是为了打破与法国以及欧洲的强绑定，降低法国对于国家经济的控制。

当然，为了做到自力更生，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于是就有了第二条。

第二，加强对社会和经济的控制。为此，桑卡拉建立一党制，废除反对派，甚至把儿童也组织成少先队进行思想灌输。事后，人们指责他独裁，主要原因就是他对于反对党和工会的镇压。

在获得了强控制之后，他开始实行土地改革、全国性扫盲、提升公共健康、与沙漠化抗争、加强女性权利等政策。它们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时间长了，反作用也极其明显。与其他实行类似政策的国家一样，他的措施无法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反而挫伤了那些最具进取精神的人的积极性。到最后，反而是商品奇缺、物价飞涨。

以粮食为例，在改革之初，由于把土地平均分给农民，粮食产量立刻大幅增加，看上去布基纳法索距离粮食自足已经近在咫尺。但时间长了，当政治进一步干扰到人们正常的经济行为时，粮食产量又开始下降。

但是，在社会领域内，桑卡拉的教育、健康、反腐政策，又让人们看到了社会变革的苗头，这些是桑卡拉改革的好的方面。

第三，在外交上向苏联、中国、古巴、利比亚等国家靠拢，斥责殖民主义。桑卡拉试图实现全非洲的大联合，对那些与宗主国保持强联系的国家都嗤之以鼻。

在西非，大部分原殖民地国家与宗主国法国都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一旦国家发生宪政危机，总是要法国来干预。如果有叛乱，法国也会出兵镇压。至于经济联系，法国也插手了很多事务。西非国家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很弱小，离不开法国的输血。桑卡拉却认为这些国家缺乏骨气，他不断地批评这些国家的领导人。

到最后，布基纳法索成了整个西非的异类，受到了其他国家的疏远。

1987年，桑卡拉曾经的战友孔波雷发动了政变，布基纳法索再次流血，桑卡拉死于非命。孔波雷上台后，将桑卡拉的措施一一废除，法国人兴高采烈回来的同时，孔波雷也再次宣称要依靠国际组织的“输血”。在西方看来，布基纳法索仿佛走了三年的弯路，再次回到了正确的道路上。但孔波雷统治了二十七年，布基纳法索仍然是最贫穷的国家。

也许桑卡拉的经历说明了非洲的悲剧所在：不管采取什么体制，都无法摆脱经济上的困境。如果采取资本主义，在普遍的“裙带”式腐败下所形成的权贵阶层，会将全国的资本留在自己手中，让绝大多数民众无法得益。如果利用集权打碎权贵的束缚，“国家”这个概念又会作为最大的权贵，控制人们的方方面面。

如果桑卡拉不死，也许经过多少年后，他的改革措施仍然不会有理想的结果，但是正因为他适时地死去，他给非洲留下的就只剩下对于美好生活的激励了。

2014年，孔波雷在人们的抗议声中下台。此后，布基纳法索进入了一段过渡时期，并预定于2015年进行一次公平公正的大选。但是，第二年布基纳法索再次发生了不流血政变。

这次发动政变的，是孔波雷曾扶持过的一个特殊部队。孔波雷在普通军队之外，建立了一个总统安全团。安全团的指挥官认为他们在新政府下受到了政治歧视，决定发动政变。

政变的军人很快发现，他们成了全国喊打的落水狗。虽然他们控制了过渡政府的所有高层官员，但是群众却对孔波雷独裁心有余悸，纷纷爆发了抗议。到最后，就连其他正规军队也选择不支持总统安全团，向首都集结施压。

政变军官迅速转变立场，结束了政变。2015年大选照常进行。这一次，人们选出了一个与军队没有联系的人当总统，布基纳法索进入了一段孔波雷离开后的政治蜜月期。

在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听着旁边学校里琅琅的读书声，我时常在想，桑卡拉、尼雷尔这样的人到底是帮助还是阻挠了社会的发展。

按照经典的说法，他们实行的计划经济和政府强管制是必败无疑的政策，只会对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的损害，从而让社会步入停滞，甚至倒退。

但在非洲这个特殊的大陆，他们却又表现出极强的正面性。换句话说，在同样的国家，即便换上另外的人、另外的政策，恐怕也不会比他们做得更好。后殖民地留下的不平衡仍然存在，人们的教育素质仍然太低，“裙带”式腐败问题几乎一直在困扰着非洲。

对于非洲来说，最要紧的是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让更多的人读书识字，具备一定的技能。只有达到了这个条件，才能谈下一步的发展。桑卡拉、尼雷尔利用政权的力量强行推广教育，在短时期内提高了全国的文化水平，这或许是他们最大的贡献。

非洲的另一个问题是人心太散。一个国家内部部族林立，人们缺乏国家认同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部分非洲国家很难一开始就实行完全的民族自决，那样就意味着国家的解体。这就要求政府比其他地方要更加集权一些，等到国家认同感建立起来，才可能推行更加民主的做法。但如何把握两者的过渡，又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桑卡拉与其他领导人不同的是，他用理想鼓舞人，很少动用暴力去惩罚普通民众。在他任内，布基纳法索没有发生过屠杀、监禁事件。正是因为他的谦逊与温和，布基纳法索才有了如今的性格。经过二十多年的颠簸之后，布基纳法索也来到了发展的大门口，人们信奉和平，珍惜来之不易的稳定，以独立自主的态度面对着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桑卡拉留下了一段特殊的红色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