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桑尼亚尼雷尔导师的改革与挑战

在坦桑尼亚，除了出入国境有海关之外，在国家内部也设立了海关。

如果从坦桑尼亚的非洲大陆部分前往海岛桑给巴尔，到达桑给巴尔首府石头城时，海关人员会询问游客准备在岛上待多少天，并在护照上写上离境日期，盖入境章。虽然桑给巴尔属于坦桑尼亚，但一切手续都和进入另一个国家一样。

游客离开海岛时，海关人员还要检查护照，看游客停留是否超期。但这一次，他们不会在护照上盖离境章，这是境内海关与境外海关的唯一区别。

海关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桑给巴尔和坦桑尼亚的大陆部分曾经是两个国家，合并后，在制度上仍然有许多残留，海关检查就是其中之一。

1964年4月26日，非洲的东部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名字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它就是坦桑尼亚（Tanzania）。

在这之前，地球上存在两个国家坦噶尼喀（Tanganyika）和桑给巴尔（Zanzibar）。坦桑尼亚这个词实际上是由坦噶尼喀的Tan和桑给巴尔的Zan，再加上当作土地讲的词尾nia构成的。

担任坦桑尼亚总统和副总统的，分别是原来坦噶尼喀的总统尼雷尔，以及原来桑给巴尔的总统卡鲁米。

坦噶尼喀曾经是德国人的殖民地，一战德国人战败后，它的殖民地被转手，坦噶尼喀就成了英国的保护国。到了1962年，英国人将政权交给了一位名叫尼雷尔的黑人领袖。尼雷尔并不是一个强硬的民族分子，他选择保留作为英联邦成员的地位。第二年，坦噶尼喀旁边的岛国桑给巴尔也最终从英国独立出来。

桑给巴尔是阿拉伯人在东非的中心，一直由苏丹统治，英国人即便把它变成了保护国，也保留了苏丹的名义。然而独立后，苏丹统治并不长久，两个月后，它被推翻了。

推翻苏丹政府的是一位面目不清名叫奥克罗的乌干达人。由于桑给巴尔几百年来一直是由阿拉伯人统治的，参加政变的黑人明白，如果想让政变成果长存，除了大规模迫害和驱赶阿拉伯人之外，必须依附于更加强大的黑人政权。

在东非大陆上，有两个黑人“大国”，分别是肯尼亚和坦噶尼喀。坦噶尼喀离桑给巴尔更近一些，但肯尼亚在政治上更成熟一些。桑给巴尔必须选择其中一个组成联邦政府，才能抵消阿拉伯人几百年的影响力。

奥克罗想和肯尼亚而不是更近的坦噶尼喀联合，但不幸的是，他在一次对坦噶尼喀的访问中一去不复返。坦噶尼喀先是扣留了他，又把他驱赶到肯尼亚和乌干达，他再也没有回到桑给巴尔。

奥克罗亲手扶持的卡鲁米成了桑给巴尔总统。卡鲁米选择了与坦噶尼喀联合，他本人成了联合后的新国家坦桑尼亚的副总统。为了安抚桑给巴尔人，合并之后桑给巴尔仍然保持着很强的独立性。卡鲁米将岛屿当作自留地，继续驱赶阿拉伯人，实行一党制。直到几年后他被刺杀，坦桑尼亚中央政府才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

在合并中，受益最大的是原来的坦噶尼喀总统、后来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他由于使坦噶尼喀从英国人手中和平独立，声名大振。现在又和平地合并了另一个国家，更使他成了地区的领袖人物。

尼雷尔也不愧为领袖，在所有的非洲领导人中，他是最具有理想精神、最温和又最无私的独裁者。他平易近人、身无余财、善于鼓动，对理想充满了热情。他在处理国际关系上显得很温和，即便实行集体主义，也没有和西方政府彻底搞僵，为国家争取了大量的外汇援助。他的改革大业失败后，人们仍然爱戴他，相信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只是由于经验和知识不足的原因让他无法取得成功。

如同在其他地方，伟大领袖常常被称作导师，在坦桑尼亚，尼雷尔也有一个专门的名字：Mwalimu （斯瓦希里语中的“导师”）。

人类历史上出现过许多乌托邦理论，在非洲有一个最著名的理论，创造者就是尼雷尔，这个理论叫“乌贾马”。

所谓“乌贾马”，在斯瓦希里语中是“大家庭”的意思，它是一种集体农庄，象征着非洲特色的集体主义。

1967年，尼雷尔发布了《阿鲁沙宣言》，这份文件探讨了类似坦桑尼亚这样的不发达国家应该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虽然坦桑尼亚与世界关系很好，能够获得大量的援助，但尼雷尔却很清醒地知道，不能对外援形成依赖，因为一旦上瘾，则意味着大量的铺张浪费，以及高额的外债。

既然不能依靠外援，那么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自力更生。

在非洲，自力更生又必然以农业为主。由于还有许多人吃不上饭，只有把农业搞上去了，才能谈其他产业的发展。

但是，在一个刚刚成立的国家，人民的素质都还很低下，如何才能让他们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呢？显然必须靠政府的指导。于是，一个非洲特色“社会主义”框架就出现了。

尼雷尔的“社会主义”框架主要包括如下内容。(www.xing528.com)

第一，实行一党制。这一点是为了统一人们的认识，提高政府的效率。为了封住批评的声音，他甚至采取了预防性拘禁的手段，不用等待问题发生，只要认为你有问题，就可以抓人。

第二，在工业上，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必须以政府和公有制为主导。他把大量的银行、工厂都变成了国有企业，那些规模小、不重要的企业继续由私人掌握。奇怪的是，当其他国家试图进行国有化时，它们往往会引起巨大的反抗，但坦桑尼亚进行得却很平静。富人大多数是外来的白人和印度人，他们成了利益受损方，许多人选择了离开，但同情他们的人却很少，根本掀不起风浪。黑人大都是穷人，这个政策对他们影响不大。坦桑尼亚的工业本身也是小部门，政府的国有工业实际上许多是新建立的，私人感觉不到损失。真正对普通人影响大的是第三项政策。

第三，建立乌贾马。尼雷尔显然听说过其他国家的集体农庄，他的乌贾马也是依靠国家的强制力，让农民把土地聚集在一起，实行集体耕种。

有的国家的集体农庄在一两年之内就强行推行下去了，坦桑尼亚的乌贾马却推行了十年，才将人们都赶进了农庄。

不出所料，人们进入乌贾马之后也出现了严重的后果，社会经济出现了紊乱。成立农庄的目的是增加粮食产量，但尼雷尔显然高估了人心。进入农庄后，反而没有人干活了，偷盗盛行，磨洋工的现象严重。

除了农业，工业国有化也导致了大量的浪费。不管怎么强调纪律性，怎么实行一党制，仍然无法解决效率问题。

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已经看出，所谓的乌贾马和非洲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失败了。不仅别人看清了，就连创始人尼雷尔也看出来了。和其他非洲领导人不同，尼雷尔是一个勇于承认错误的人。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政策无法推行时，他辞职了。

但尼雷尔的政策是不是一点优点都没有呢？也并不是。

我在坦桑尼亚访问时，发现他的政策遗产至今仍然保留着。

第一，最大的遗产是教育，在非洲，坦桑尼亚的识字率是最高的。

对于后殖民地国家而言，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当地受教育程度太差，大部分人都不识字，根本没有办法融入现代文明之中。他们只能在家种地，不具有进入工厂的能力。

但在坦桑尼亚，由于采取了强制性的上学措施，集体农庄的孩子必须学文化。坦桑尼亚的识字率达到了90%甚至更高，在街头或者农村随便碰到的人都可以写字和阅读。当政府重新实行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之后，坦桑尼亚人大量涌入工厂和商业部门，他们接受教育的优势就发挥了出来。

可以说，虽然乌贾马的教育方式不适合培养大学问家，却很适合培养整齐划一的工人。首先要普及基本教育。当基本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再追求多元化，这也许是坦桑尼亚摸索出来的最大经验。

第二，坦桑尼亚的公共设施，包括医院、清洁水设备，甚至包括现在的电信设施，都处于非洲国家的前列。

第三，在尼雷尔的鼓舞下，坦桑尼亚人追求幸福的冲动要比别的国家更强烈。在其他非洲国家，哪怕发展较好的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人们也总是抱怨生活的艰辛，更多看到的是黑暗面而不是光明面，但坦桑尼亚人的精神状态却要好得多。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曾经有一个真诚的、善良的领导人。

第四，尼雷尔给坦桑尼亚留下了较为稳定的政治局势。对于一个新兴国家而言，最麻烦的是第一任领导人往往会长期在台上不肯退位，而以后的领导人又威望不够，很快出现党争，甚至引起整个社会的动荡。

但在尼雷尔的榜样之下，坦桑尼亚的政治局势一直是比较稳定的，有着较为正常的政府轮替，给国家的发展留下了好的环境。

它和国外的关系也一直很好，西方世界与俄罗斯、中国都把坦桑尼亚当作一个重要的伙伴，非洲几个内陆小国也把坦桑尼亚的港口作为与世界联系的重要枢纽。

1985年，改革失败的尼雷尔主动放弃了总统位置，将执政权交给了他的继任者。按照他本人的说法，他是一个理论家和思想家，却不是一个好的领导人。坦桑尼亚重回资本主义轨道，开始了经济自由化改革。

经济自由化让坦桑尼亚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这或许是因为尼雷尔时期的经济已经糟糕到了极点，稍作改变，就开始了报复性反弹。但问题也随之出现，许多儿童失去了强制性上学的机会，也就不去读书了。少了政府的强制医疗措施，各种疾病也频频爆发。这或许是问题的两极，要发展就必须忍受一定的不平等，而想强行弥补不平等又会阻碍发展。

但不管怎样，坦桑尼亚一直是非洲最令人尊重的共和国之一。也许真相是：对于刚刚独立的殖民共和国，要想完全不衰退是不现实的。政治家们能做的，是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同时，加强人才培养，让本国人能够尽快接手政局。只要政局足够稳定，有充足的人才，那么发展是可以期待的。

尼雷尔走了许多弯路，却保持了稳定，没有放松教育。这比起那些虽然有选举，却无法保证局势稳定，只能靠贿选和强迫来维持政权的国家已经好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