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纽约市公园及娱乐局实施“全面质量管理”技术为例。
纽约市公园及娱乐部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城市公共活动场所(包括公园、沙滩、操场、娱乐设施、广场等)的清洁和安全工作,并增进居民在健康和休闲方面的兴趣。
市民将娱乐资源看作是重要的基础设施,因此公众对该部门重要性是认同的。该部门面临着管理巨大的系统和逐步减少的资源。和美国的其他城市相比,纽约市的计划是庞大的。过去一年该部门将绝大部分资源投入现有设施维护和运作,尽管为设施维护和运作投入的预算同比削减了4.8%。
为了对付预算削减,并能维持庞大复杂的公园系统,该部门的策略包括:与预算和管理办公室展开强硬的幕后斗争,以恢复一些已削减的预算;发展公司伙伴关系以取得更多的资源等等。除了这些策略,该组织采纳了全面质量管理技术,以求“花更少的钱干更多的事”。
因此,该部门的策略是将全面质量管理逐步介绍到组织中。这种训练提供了全面质量管理的概念,选择质量改进项目和目标团队的方法,管理质量团队和建立全面质量管理组织的策略。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举措使全面质量管理在实施的最初阶段获得了成功。
有关分析显示了该部门实施全面质量管理所获得的财政和运做收益。启动费用是22.3万美元,平均每个项目2.3万美元,总共节省了71.15万美元,平均每个项目一年节约7.1万美元。这个数字不包括间接和长期收益,只是每个项目每年直接节约的费用。
在全面质量管理技术执行五年后,情况出现了变化。
由于该部门是政治任命的,以前的负责人落选了,新一任负责人就任后,TQM执行计划被搁浅了。新上任的负责人将其前任确立的全面质量管理技术看作是他能够忽略的其前任的优势。大部分成员没有完全理解或赞成TQM哲学,认为只是前任遗留下来的东西。但是新任同样面临着削减的预算和庞大的服务系统的问题,却没有沿用前任采取的管理办法,其采用的是私有化、绩效管理等手段。
通过分析来看,纽约市公园与娱乐管理局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城市公共活动场所(包括公园、沙滩、操场、娱乐设施、广场等)的清洁和安全工作,并增进居民在健康和娱乐方面的兴趣。该部门面临着如何以较少的资源提高服务绩效的问题。在前期该部门将“全面质量管理”(TQM)确定为一项重要举措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到后期因为领导人变更而放弃该工具改用其他工具。我们也用上述的理论框架做简要的分析:
首先,公园与娱乐管理局的目标是在面临预算削减的情况下,继续维持庞大复杂的服务系统。该局面临的问题是减少的预算和增加的顾客需求。市民将娱乐资源看作是重要的基础设施,因此,公众对该部门重要性是认同的。但是在采用何种方式实现其使命,及该城市应投入多少资源去实施其计划却很难达成共识,为设施维护和运作投入的预算同比削减了4.8%。因此该局的目标是以最小的成本达成目标。(www.xing528.com)
其次,公园与娱乐管理局在前期采用的最重要的一项政策工具是“全面质量管理”。“全面质量管理”有以下三个核心理念:
1.工作过程中的配备必须为特定目标设计。
2.分析职员的工作程序,以进行路线化的组织运作并减少过程变动。
3.加强与顾客的联系,从而了解顾客的需求并且明确他们对服务质量的界定。
实践证明,“全面质量管理”是一种有效的工具。有关分析显示了该局实施“全面质量管理”所获得的财政和运作收益。启动费用是22.3万美元,平均每个项目2.3万美元,总共节省了71.15万美元,平均每个项目一年节约7.1万美元。这个数字不包括间接和长期收益,只是每个项目每年直接节约的费用。
第三,公园与娱乐管理局在运用“全面质量管理”技术时考虑到组织路线的影响。在任何环境下产生真正的组织变化是困难的,工人们会对一系列的管理事项产生怀疑。因此该局的策略是将全面质量管理逐步介绍到组织中。这种训练提供了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和建立全面质量管理组织的策略。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举措使全面质量管理在实施的最初阶段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第四,公园与娱乐管理局在后期因环境改变而放弃“全面质量管理”工具。“全面质量管理”强调主要领导者的作用,这在政府部门是一个挑战。委任的领导人经常会落选,继任者都想证明他们的工作较之前任要有所改进,这常常会使新的管理者抛弃其前任的管理方法。在“全面质量管理技术”执行五年后,情况出现了变化,以前的负责人落选了,新一任负责人就任后,只把“全面质量管理”看作是前任遗留下来的东西,其大部分成员也没有完全理解或赞成TQM哲学。尽管同样面临着削减的预算和庞大的服务系统的问题,但该局却没有沿用前期采取的工具,而是采用“私有化”“绩效管理”等手段。
在该案例中,尽管“全面质量管理”这一工具与该局以“较少的成本维持庞大的服务系统”的目标是匹配的,而且该局在运用“全面质量管理”这一新工具时也考虑到组织路线的影响并采取了一定策略以减少推行该工具的阻力,从而使该工具在经过一段时间尝试后被证明是达成目标的有效工具,但最终却因为领导人的变更而被抛弃。可见,决策者选择政策工具并不完全是理性的,这个案例的意义在于展现了政策工具选择面临的政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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