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1895—1990）
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江苏无锡人。历史学家。曾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清华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西南联大等，1948年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有专著达80种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等。
钱穆是现代有名的国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位藏书家，他的藏书之爱跟其早年经历有较大的关联。如果追溯到五代时期，钱穆也是正统的名人之后，因为他是吴越武肃王钱镠的第三十四世孙。
到了明代晚期，钱镠的第二十八世孙钱心梅，从浙江临安搬迁到了江苏无锡附近，于是钱心梅被无锡钱氏视为始祖。钱心梅很有经济眼光，他发现当地有很多的荒地没有开发，并且这些土地都很肥沃，于是在此大力发展农业，最终使他拥有了良田十万亩，由此而成为当地的巨富。
钱心梅有七个儿子，而后分家产，七子成了七房，故其所住之村有一座桥就叫“七房桥”。光绪二十一年（1895）七月，钱穆就出生在七房桥旁的老宅之中，他们兄妹九人，钱穆排行老四。在他七岁那一年，父亲从荡口镇聘来一位姓华的家庭教师，华老师每天教钱穆识字，并且识字的数量每天都有所增加，钱穆的聪明让老师很高兴。可惜当年年底，这位老师因生病不能继续执教。于是钱穆的父亲钱承沛就到荡口镇又找到了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同样姓华。
然而这位老师不愿意在两个镇之间来回跑，看来钱承沛对这位老师很满意，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全家搬到荡口镇。为了孩子的学业而进行搬迁，这种做法颇似今日之父母，宁可花很高的代价也要买学区房。
光绪三十年（1904），钱穆和长兄一同考入了荡口镇果育学堂。此学堂乃是华子才所创办，此人三十三岁中举之后，不想出外做官，于是他返回家乡用家祠来办学。原本学校只招华姓子弟，后来这个子弟学校改为地方学堂，于是兼招他姓学生。到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钱穆又跟长兄一同考入常州府中学堂，他在此校的同学有很多后来都成了名人，比如瞿秋白、刘半农、刘天华等等，该校的校长屠孝宽乃是著名学人屠寄之子。钱穆在此校学习四年，而后经过屠孝宽的介绍，转到南京钟英中学继续学习。
但不知什么原因，此后不久钱穆就中止了学业。民国二年（1913），他又返回了荡口，而到果育学堂去任小学教师，此时的果育学堂已经改名为鸿模小学。民国七年（1918）夏，钱家在七房桥的老宅发生了火灾，故家中人全部迁到了荡口。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钱穆还在县立第四高等小学做兼职教师，而到此时他辞去了兼职，专门在鸿模小学做教职工作。正是这段任职经历，使得钱穆读到了大量的国学著作，因为鸿模小学内有一座规模不小的藏书楼。
陈燮君、盛巽昌主编的《20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一书中有罗义俊所撰《钱穆：从乡镇图书馆长到世界级学者》一文，该文中写道：“荡口是苏南大镇，鸿模学校为晚清举人华鸿模所创的华氏义学，1909年，钱穆即于此小学毕业。华氏乃荡口望族，家富藏书。1917年，校董兼校长华绎之捐巨资，兴建一幢五间二层的新楼，命名为‘鸿模藏书楼’，尽庋家藏图书供师生阅读。据钱穆回忆，当他任教鸿模时，藏书楼楼门不轻开，但华绎之是他常州中学时的同学，对他信任有加，破例给了一把藏书楼钥匙，任凭自由进楼读书。钱穆因此得以在书海驰骋。诸如遍读颜元、李塨的书，江阴南菁书院刻本的叶适《习学记言》，这些著述对他日后形成的新儒学思想甚有影响。”
藏书楼不同于公共的图书馆，虽然是学校所办，但平时并不开放。幸而钱穆跟校长曾经是中学同学，因为这层关系他有了书楼的钥匙。钱穆从小爱看书，而今这一楼的书任他随意翻阅，对于一位爱书人来说是何等酣快之事。更为难得的是，因为他的爱书，后来他竟然成了一个乡镇图书馆的馆长。上书中谈到了钱穆的这个机遇：“1919年秋，二十四岁的钱穆由荡口转任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校长，不久又兼任泰伯市图书馆馆长。泰伯市图书馆于1920年由市扇东（市长）、邹茂如等创建，木楼两层，占地三丈见方，傍第一初级小学而起，是20世纪20年代无锡四大图书馆之一，为后来的无锡县民众教育馆前身。馆藏图书达一万余种，其中有康熙时编、雍正四年（1726）印行的《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全书目录就有四十卷。此书全国仅印64套，作为一个乡镇图书馆就设置一套。阅览室还订置《新青年》《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杂志。”
以上的这两段经历，对钱穆而言十分重要，而后他的很多学术成果都是由这些经历而奠定了基础。《20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一书写道：“钱穆在此期间，夜以继日埋头于图书馆。他自称：蛰居穷乡，却未尝敢一日废学。晨昏读古人陈编，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授课之暇，则读报章杂志。乡郊小学十年，他在图书馆读了很多经史子集古籍，和全部严译西学名著，还读了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这样的新学以及《东方杂志》。1918年，他将由鸿模藏书楼得来的知识，著作《论语文解》付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这是钱穆出版的第一本学术著述。在任职泰伯市图书馆期间，连续在李石岺主编的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及《青年论坛》发表文章。在赴杭州采购图书时，曾获得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石印本，因泰伯市图书馆须庋藏木刻大字本，此石印本乃归他私有。钱穆后来回忆说，这是为他日后撰写《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张本。”
再后来，钱穆到苏州中学任国文科主任，在此期间，他开始大量撰述。比如当时商务印书馆正在出版《万有文库》丛书，此馆约钱穆撰写两部书，题目分别是《墨子》和《王守仁》，对于这样两部重要的著作，钱穆竟然以每周一本的速度将其写了出来，可见其写作速度是同样之惊人。
钱穆的学问渐渐为人所知，而后顾颉刚推荐他到广州中山大学和燕京大学去任教。1930年，钱穆来到了北平，由此而开启了他的大学教书生涯。而在这个阶段，钱穆大量写书，为此也需要广泛的购书，以给自己的撰述积累资料。
从1930年入京，到1937年秋离开北平，钱穆在京有八年的时间，在这个时段内他除了教学读书，剩余的时间基本是泡在了琉璃厂和隆福寺的旧书店中。他买书数量巨大，在这个阶段他究竟买到了多少书呢？刘宜庆所著《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实录》一书中有《战时联大学者与藏书的命运》一章，该章中写道：“时间虽短，但钱穆淘得古书二十万卷左右，五万多册，其中不乏珍本孤籍。如此坐拥书城，却也来之不易。钱穆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于书。然而‘苦中作乐’，如钱穆在《师友杂忆》中所写：‘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平时，钱穆常谈笑说：‘一旦学校解聘，我就摆一旧书摊，可不愁生活。’1937年，钱穆匆匆忙忙南下时，将二十余箱书籍交于某宅主保管。”
五万多册、二十万卷的藏书，这可是不小的数量，需要几间房才能放得下。而钱穆仅靠薪水收入就能买到如此数量的藏书，由此可知当年的教授收入是何等之高。而他所买的这些藏书，并非全是通行本，其中也有难得的善本。刘宜庆在该书中又写道：
钱氏原藏有《三朝北盟会编》钞本半部，出自浙东某名家，纸张墨堪称一流。1937年春，钱穆在琉璃厂发现此钞本的另半部，喜出望外，想买下合璧，为摊主察觉，欲购之，摊主问购此残本何用？钱穆说，此书纸张、字样、墨迹、书品皆佳，虽残本，置案头，亦堪供欣赏。书商久默不语。其后，钱穆委托书友代购，书商终不肯出手。无可奈何，与此书失之交臂。
虽然这部书未能合璧，但这样大部头的精钞本即使不全，当年也会是不小的价钱。
对于钱穆藏书的情况，马嘶所著《学人书情随录》中有《钱穆五年购书五万册》一文，此文中首先提及：“钱穆从1930年来北平，到1937年冬离平南下去长沙临时大学，在北平共住了8年。是他一生中着意购藏旧籍、买书最多的时期，这些书便成了他藏书的基础和主体。”
这段叙述也是说钱穆在北平总共生活了八年，那为什么该文的题目又说购书期限是五年呢？马嘶在文中接着写道：“从1933年到1937年，这5年中，钱穆经常奔走于琉璃厂、隆福寺之间，悉心访求古籍，各书肆的老板和店员皆与他相熟。他教学、研究、著述所需之书，他便打电话到各书肆询问，店中如有此书，便给他送去；如一时没有，也要注意搜求。逢星期天，总是有十几家书铺的伙计给他送书来。他的书斋里放了一个大长条桌，书商们把带来的书放在桌案上即去，等下个星期天再来时，钱穆便将所要之书留下，不要之书退回，如此循环不已。”
看来钱穆是从1933年才开始大量购书，因为他很投入，所以跟一些旧书店老板的关系很密切，如此能够买到很多的好书，然而马嘶却说钱穆藏书刻意地不买珍本和善本：
钱穆购书以实用为原则，不是为藏书而买书。那些珍贵的宋元版书，他不要。不过，他也常常得到一些珍本孤籍，那多是由于书商不懂它的价值，他便以廉价购下。比如，他曾以极低廉的价格购得嘉庆刻本《读史方舆纪要》。还有一次，他在无锡的一个小冷摊上购得朱石曾《竹书纪年存真》一部，只用了几角钱。后傅斯年曾嘱北京旧书肆遍访此书，仍不可得。
◎钱穆旧居在食品一条街上
以我的理解，任何有眼光的大学者都会关注中国古书的版本问题，因为汉字属于表意文字，通行本有太多的错讹，以这种有错误之本来研究学问，很可能会让自己的研究成果出现瑕疵。像钱穆这样的大学问家当然会明白这一点，但毕竟珍善本一向不便宜。虽然在大学里做教授收入不低，然而大量地买进珍本，仍然会捉襟见肘，所以他只能以有限的钱，尽量地多买一些品种，而这种购买方式也只能以买通行本为主。这是一种现实的选择，而并非学人不喜欢真正的好版本。恰如马嘶在这段论述中所谈的，钱穆能以便宜的价格遇到珍善本，他怎么可能不买呢？(www.xing528.com)
可惜的是，1937年的日本侵华战争打乱了他的购书计划，而他通过节衣缩食购买的这五万多册藏书竟然全部损失了。马嘶在文中写道：“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钱穆匆匆离开北平，他无法携带图书，便特做了20多个大竹箱，将书装进箱中，存放于宅主人家，准备再回北平时使用。但经过了8年，到抗战胜利后，钱穆并未来平，而是去了无锡的江南大学，后又去香港办学。解放后，替钱穆藏书的宅主遂将此事告知钱穆的老友北大教授汤用彤。汤用彤怕以此获罪，遂嘱托一个相熟的书商把书取去，书商愿出百石米价，并答应不予售出，待他日钱穆来京时，再以百石米价赎回。但以后时过境迁，这些书也便不知下落了。”
五万多册藏书是个不小的数量，不可能就此而销声匿迹，后人打听不到钱穆藏书的下落，跟他不喜欢在书中钤盖藏书章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些书即便留传了下来，也无法得知它们是不是当年钱穆的旧藏。但是钱穆的手稿本或者是批校本，因为书中有他的字迹，所以还是能够辨识出来。刘宜庆在文中写道：“1937年，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版，此书是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讲稿，初讲之时正值‘九·一八’事变骤起。时在北大就读的杜道生，晚年回忆说，抗战开始，我们这些学生匆匆逃离母校，书籍大多散失，钱穆先生的《近三百年学术史》也在其中，真是惋惜。1958年，杜道生在一家旧书店发现了这本书，就买了下来。杜道生还有和他的藏书再续前缘的机会，而钱穆则没有这种可能了，钱穆自此一别古都，再也没有回到他魂牵梦绕的北京。主人与千辛万苦淘来的藏书分离，自然是痛苦的。”
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乃是一部重要著作，这部讲稿竟然也流散了出去，直到二十一年后才被发现，看来他的藏书的确是散掉了。而今流传的古籍中应当有一些也是他的旧藏，正是因为他不喜欢钤章，所以这些书无法辨识，对于这一点，其实钱穆本人也很清楚，因为他也曾在香港某处看到了哥哥的旧藏。刘宜庆在文中写到了这件事：
1949年后，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学院，培养了像余英时这样的著名学者。在香港时，钱穆的老友张燕谋为新亚研究所购得一部《资治通鉴》。钱穆一翻阅，认出了这书是他的长兄声一的旧藏，书上有其兄留下的痕迹，“手书书根，书中亦多先兄手迹”。这套书是钱穆从苏州家中带到北平的，竟然出现在香港的旧书市。钱穆面对散佚的书，仿佛回到战前的北平，不由得想起其五万册藏书的命运。钱穆藏书，绝不加盖私章。他曾在北平收藏一部谭延闿的旧藏《皇清经解》，上有谭延闿的藏书印。钱穆不盖藏书章，觉得每一部古籍“无不经前人藏过”，“何必多增一印，以供他日别人之多一嗟叹乎”。
钱穆来到香港后创建了新亚书院，虽然他个人的藏书损失了，但他还是要筹集资金为该书院大量地买书。罗义俊在《钱穆：从乡镇图书馆长到世界级学者》一文中提道：“1949年10月，钱穆与唐君毅、张丕介诸教授创办香港新亚书院。1956年1月，由钱穆规划的新亚书院在九龙农圃道筑造新舍，学校图书馆占地最广，教室其次，办公室又次，院长办公室最小。此时，他又规划逐年扩充图书的数字，手订的《新亚书院五年发展计划草案》就有一节‘图书设备’，内称：‘为求配合本书院教育计划，鼓励学生课外自学，并为师生研究专门学术之需要，图书设备最为急务’。他所制定的五年扩充图书规划，就第一年中文书庋藏二万册，外文书庋藏二千册，以后每年分别按庋藏二万册和二千册的等差级数递增。”
后来，钱穆前往台湾，他离开新亚时，那里的藏书归宿是怎样的呢？罗义俊在文中谈道：“循钱穆的规划，新亚书院图书馆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新亚书院后与崇基、联合书院组成香港中文大学，迁至新界沙田，图书馆亦随迁而起址新造，气象棱岸。1975年，钱穆八十岁，为纪念与表彰他对新亚书院的贡献，书院图书馆乃被命名为‘钱穆图书馆’。”
1967年钱穆从香港移居台湾，在台北中国文学大学任教。到达台北之后，他在那里又建起了自己的藏书楼——素书楼。关于他的藏书堂号，陈燮君、盛巽昌主编的书中给罗义俊一文作了如下的链接：“钱穆在北京大学时，名其书斋为‘未学斋’；1941年，其母去世，改书斋名为‘思亲强学室’；1967年更书斋名为‘素书斋’，谓‘晚年得新知汇百川而归海，忘年为述古综六艺以尊朱’。”由以上可知，钱穆在不同的地点有着不同的堂号，而其到了台湾则改名为素书楼。关于这个名称的含意，柳白在《钱穆的素书楼》一文中称：“先生把这座小楼称作‘素书楼’，就是来源于对母亲的思念。他17岁那年，染上伤寒，又用错药，几近绝命。是母亲在祖居的‘素书堂’夜夜守候了他7个星期，才把他从死神的手中夺回来。他一生感念母亲，故将此楼命作‘素书楼’。”
这个说法听来令人感动，然而叶克飞所著《故人何寂寞：风雨中的民国故居》一书中却称：“人们多认为钱穆以‘素书’为名是为了纪念母亲，因为‘素书’二字取自他无锡老宅中的‘素书堂’，其母当年就住在素书堂旁边的厢房中。不过也有人转述钱穆小女钱辉的话，说钱穆少时家贫，最爱《中庸》中的‘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书籍，行乎书籍。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常以此自勉，‘素学楼’之名或许也因此而来。”
如此说来，柳白的解释更令人觉得温馨，而叶克飞的所言则可看出钱穆的学问志向所在。其实名称的含意并不重要，更为重要者，则是钱穆把藏书的观念传递到了莘莘学子之中。令人遗憾的是，钱穆到了晚年，却被迫搬出了素书楼，为此他竟然郁闷而离世。张鸣所撰《五光十色说历史》一书中，有《两个故居，一种宿命》一文，文中谈到了这件事：“然而，住在似乎风水很好的素书楼的钱穆，到了95岁的高龄，也有了麻烦。这个麻烦，就在住的房子上。做了台北‘市长’的陈水扁，要给当时还执政的国民党找麻烦，寻到了钱穆头上。说素书楼是公产，钱穆长期占用，是侵占公产，要钱穆退房。其实，素书楼是当年蒋介石以‘总统府’的名义盖的，只是后来交由台北市管理。要论公产，也轮不到陈水扁来理论。但是，当时是李登辉做‘总统’，对这位老人早就没有了任何兴趣。陈水扁跳将出来，李登辉不言不语。处境尴尬的老人只好走路，从住了几十年的房子里搬了出去，心境大坏，当年（1990）的6月1日（应是8月30日——编者注）就与世长辞。”
一代大师就这样离开了人间，幸而素书楼今日又成了钱穆纪念馆。罗义俊在其文中写道：“1990年8月30日，钱穆逝世。钱穆迁台后，原居住处名素书楼。钱穆为纪念母亲生养之恩，乃借无锡老宅素书楼命名其台北新居，作为常年讲学处。1992年1月6日，台北当局为纪念他在学术界的贡献，并得钱夫人胡美琦女士捐赠钱穆藏书、作品、手稿及其代表性遗著，就在临溪路素书楼址规划建立一所学术研究图书馆，定名为‘钱穆先生纪念馆’。”可惜这座纪念馆我至今未能参观过。而我此次的无锡之行，却在无意中找到了当年的旧居。
钱穆早年旧居位于无锡市荡口古镇之内，我来此处寻访，原本主要目标乃是华燧的会通馆。然而在寻找会通馆的过程中，却在指示牌上无意间看到了“钱穆旧居”字样，于是我参观了会通馆后，接着就来到了钱穆旧居的门前。
◎入口处
◎旧居正门
◎钱穆著作
钱穆旧居处在荡口古镇景区南门不远处，这一带主要是食品一条街。向这些商户打听，每问到者，皆能给我指路，看来旧居在此颇受人瞩目。从外观看，至少大门部分没有做过彻底的翻新，那几根立柱和抱鼓墩均为旧物。按照景区内的设置，买通票的游客每到一处景点都需要检票，钱穆旧居当然也不例外，可是我在检票室内却看不到工作人员，站在原地喊了两声无人应答，于是走进院落径直参观。
钱穆旧居占地面积很小，以我的估计，院落加建筑占地合在一起也超不过一亩。旧居坐北朝南，是一座二层的砖木小楼，整体上看这座小楼是重新建造起的仿古建筑，大门上挂着“天人合一”的匾额。走进室内，正堂的摆放方式是典型的江南制式，摆放了一些仿古家具。因为厅堂的面积很小，故这些家具也均为小号。
除了这些家具之外，墙壁上挂着一些展板，题目是“钱穆在荡口”。这些展板进行了做旧处理，但色泽却有些不自然。木影壁墙上挂着匾额和对联，两根抱柱上的对联木匾虽然是新物，但内容却很传统：“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
◎从侧边看过去
◎旧居全景
沿着木楼梯登上了二楼，二楼之上乃是以展板的形式介绍着钱穆的生平，其题目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从荡口走出的一代国学宗师钱穆”。从一块块的展板看过去，基本上展现了钱穆一生的各个重要阶段。二楼的另一侧则以橱窗的形式展现着钱穆的著作，他的一生竟然写出了如此数量众多的著作，真的令人叹服。
参观完二楼后，又来到了小院，今天一早天一直下着雨，小院的地面颇为湿滑，这个院落呈刀把形，而在把手的位置堆起了一座迷你型的假山，山石的四围长着茂盛的植物，看上去有着勃勃的生机。钱穆活了九十五岁，如果不是因为搬家事件，他定然应了那句古语“何止于米，相期以茶”。钱穆一生爱书，而其晚年竟然因书而陨。这个结果怎能不令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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