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光著书藏书楼，悉捐公馆

姚光　（1891—1945）

谱名后超，字凤石，号石子，又号复庐。上海金山张堰人。少年时不满清廷腐败和丧权辱国，自名曰『光』，号『复庐』，含光复汉土之意。宣统元年（1909）11月13日近代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成立，姚光首批入社。民国七年（1918），社友推举姚光继任主任。故论南社主政者有『前有柳亚子，后有姚石子』之称。抗战时，姚光蛰居上海，致力于《金山艺文志》的编著，自1919年开始，历20余年终完成；同时，抢救国家重要文献典籍，免遭外劫。

姚光号石子，又号复庐，复庐同时也是他的堂号，他曾接替柳亚子任南社后期主任，而他的当选跟南社的一场内讧有直接关系。

1909年5月16日，姚光与王粲君成婚，在当年的11月13日南社成立，姚石子夫妇一同入社。王粲君原本就读于上海爱国女学和女子体操学校，夫妇均为文人，共同入社，在当年也是一段佳话。但结婚后的王粲君几乎一直忙着生孩子，她在婚后的二十四年里生了14个儿女。有一个阶段，上海周围流行脑膜炎，他们的儿女在一年内就逝去了3个，而有的孩子在出生不久后就夭折，故长大成人的孩子仅有两儿两女。1933年，王粲君在生第15胎时因难产而逝。十二年后，姚光因为盲肠炎转为腹膜炎，终因治疗手段失误而病逝，终年五十五岁。他们夫妇二人的遭遇令人唏嘘。

南社的发起人是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经过两年的酝酿，南社于1909年成立于苏州虎丘张国维祠。在这里举行的第一次雅集，参加人数有17位，1912年，南社在上海举行了第七次雅集，柳亚子建议改编辑员三头制为一头制，他自荐为主任。这一建议遭到了否决，柳亚子宣布辞社。

1914年3月29日，南社第十次雅集时，与会者同意接受柳亚子的提议，采用主任制，柳亚子重新加入南社，通过通讯赞誉的方式，柳亚子当选为南社主任。1917年，南社内部因为对“同光体”的评价不同而发生争论，姚锡钧、胡先骕、闻宥、朱玺等人赞同陈三立、郑孝胥等遗老诗风，而柳亚子和吴虞对此持批判态度。其中的朱玺跟柳亚子谩骂了起来，于是柳亚子以南社主任名义发表紧急布告，宣布驱逐朱玺出社，而后又驱逐了支持朱玺的成舍我。

而后成舍我与广东分社的蔡守共同成立南社临时通讯处，号召南社成员打倒柳亚子，恢复原来的三头制，并提名由高燮等人出任主任，而陈去病、姚光等人则支持柳亚子。经过这场风波，在1917年10月南社进行改选，同样是通过通讯投票，10月17日南社书记部发布通告，公布宣布结果：“启者，本社此届选举主任，至双十节止，共收到社友选举票三百七十七张。……计柳亚子君得票三百六十二张……举高吹万君得票十三张……举朱少屏君得票二张……应仍以柳亚子君继续连任。特此布闻。”

对于这个结果，蔡守、谢英伯等人不予承认，他们在1917年11月2日的《中华新报》上发表《南社同人公鉴》，后来经过一系列的折腾，柳亚子依然当选。然而这件事令柳亚子对南社之事心灰意懒，他坚决要求辞去南社主任之职。经过了大半年的风波，南社处于群龙无首状态，各种活动也停了下来，柳亚子又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于是他给每位社员写了封信，提出由姚光来担任此职。对于这件事，他在此后的回忆中讲道：

再过去，是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了。我一味的不高兴，态度全归于消极，所以雅集也不举行，《社集》也没有继续出版。光阴很快，又到一年改选之期，在分寄选举票时，我用很诚恳的态度，附了一封信，劝社友改举姚石子为主任，并声明我自己是无论如何，决定洗手不干的了。选举的揭晓期，仍定十月十日，在总票额三百零四票中间，石子以一百九十六票的多数，当选主任，总算完了我的一重心事。

若以资格论，陈去病、高旭等都是南社创社元老，柳亚子为什么不推举这些人，反而要举荐姚光呢？栾梅健所著的《民间的文人雅集：南社研究》中有如下分析：“首先，他有相当广泛的人际网络。他与柳亚子志趣相投，在南社内讧期间，旗帜鲜明地站在柳亚子一边，并在几次公开签名活动中都公开表态支持柳亚子，而且，他与高吹万、高旭又是亲戚关系，相处也非常融洽，因此，他似乎最容易为内讧两边的人都接受。其次，他热爱南社事业，积极参加南社的雅集与各种活动，在此前就曾担任过南社的书记员等职，而且在文学上，很早就出版有《金山卫佚史》等书，在《南社》中也发表有大量的作品，似乎是既有工作经验又有文学专长。最后还有一点的便是他富裕的家境。作为金山张堰的世代望族，他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自然很容易引起人们对他无私资助南社的渴望与遐想。”

金山姚氏乃是江南望族，到姚光这一代依然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姚光父母早逝，他幼年读书得到过高吹万的指点，再加上他与高是亲戚关系，当然容易相处。姚光跟柳亚子的关系也很好，姚光曾写过一首《赠亚子》的诗：

风雨论交有几人，眼中如子性情真。

泣麟歌凤应同慨，莫负箫心与剑名。

对于这首诗，栾梅健的解读是：“柳亚子有‘箫心剑态楼’，姚石子有‘倚剑吹箫楼’，这里‘莫负箫心与剑名’表现了姚石子与柳亚子两人间的互相勉励与激荡。”

◎《顾千里先生年谱》二卷，民国二十一年（1932）对树书屋刻本，姚光跋

通过这些条件的综合衡量，姚光是任南社主任的最佳人选。而姚光的经济实力也的确给南社的出版予以了重要资助，栾梅健在文中写道：“1919年12月，由姚石子自付印费、请傅尃编辑的《南社》第二十一集出版。这是距1917年4月南社举行第十六次雅集、编辑出版《南社》第二十集后整整两年出版的又一集《南社》，里面收文五十篇，诗七百首，词一百一十七首，并附录《广州雅集分韵诗》及《禺楼清尊集》。由于南社本身经费的紧张，作为南社主任的姚石子果不其然，承担了丛刻的印刷费用。”

然而作为南社后期主任的姚光，并未将南社发扬光大，这其中的缘由除了他的性格，更多者则是他较为陈旧的文学主张。1919年，新文化运动兴起，该运动的其中一项文学号召就是提倡白话文的文学创作，然姚光却对此提出反对意见，他在当年10月于《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与叶楚伧、邵力子书》：

往日《民国日报》艺文栏中，亦曾有致疑于新文体之说，今何以忽一变而为赞成耶？弟于十余年前，遇新学说，即极端赞成；今对于新文体，则颇以为不可。然对于新文体中所提倡之学说，则仍愿研究，非如顽固者流之一概，加以反对也。

窃谓我国文学高尚优美，自有一种感人之处。兄等皆文学巨子，当深知之，自无待言。革命功成，文字鼓吹，不无小补，然当时之文字，亦诗歌文言耳。我国旧学说之陈腐，不适于用，有碍进化，固属有之，然今驳诘之可也，诠释之可也，何必用白话体出之乎？

况观今日提倡新文体诸子之心理，非仅为一般人易于了解起见，实欲尽取以代我国固有之文言也。弟意提倡新学说可也，提倡新文体不可也；白话体偶一为之可也，欲尽以代我国固有之文言不可也。

姚光明确地说，白话文不可以取代传统的文言文。他不反对有新的思想学说，其认为新学说同样可以用文言文来表达，即使用白话文也只是文体上的偶尔为之，不可以对文言文取而代之。他的这些主张都表明了他略显保守的价值观。

姚光的这种价值观，应该跟他的大量藏书有间接的关联性，南雁所撰《历劫不磨的书淫姚光》一文首先称：“姚光人到中年，取‘书淫’为号。他说晋朝皇甫谧和清代张燮，日夕游书肆玩典籍，废寝而忘食，他们号书淫，我与他们相仿，于是又将‘书淫’刻为印章。”

姚光自号书淫，足见其对古书有着怎样的热爱。对于姚光所建藏书楼情况，南雁在文中写道：“姚氏世代耕读，家道殷实，姚光自小聚书，人到中年，藏书已有数万。姚光宅名‘敦仁堂’，三楼三底二进再加左右厢房。当时的书籍全部存放在书橱和书箱里，散放在怀旧楼、复庐等各个居室，这样分散各处，检阅实在不便，再说房间的结构也不适于藏书。于是打算效仿东汉曹曾筑石室成书仓，地点在屋后的花园内，拟命名‘嫏嬛石室’。北京故宫图书馆的傅增湘先生得到消息，专门作了楹联‘书林猗顿君山富，福地嫏嬛石室严’相赠。可惜拙于资财，书库始终没能建成。”

◎雨中的张堰镇

独立的书楼虽然没有建起来，但姚光还是将家中的旧房经过改造作为了藏书楼。南雁在文中称：“1933年，姚光将敦仁堂第一进翻建一新，楼上东西两室作为书库。他的两位舅父分别为之作了楹联。左室为大舅父高潜庐集陶渊明句而成：‘积善云有报，校书亦已勤。’右室为二舅父高吹万集杜甫句而成：‘树立甚宏达，结交皆老苍。’”

姚昆田在《姚石子：藏书家的角色转换》一文中详列出了姚家各个藏书处的名称，以及堂号的所本：

江苏金山(今上海金山区)姚氏世代书香，以藏书丰富知名。20世纪初期，姚石子主持家务后，就把家院内的许多楼、堂、馆、室作为专门的藏书、读书之所，并分别署有专称。其中有“松韵草堂”，即据远祖姚宏绪辑有《松风余韵》五十一卷而得名；“古欢堂”，顾名思义，当以搜集与研读古籍为乐事；“怀旧楼”，聚藏的大多是史籍，据班固《两都赋》“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而题名；“棣华香馆”是祖上传下来的，取自《诗·小雅》“常棣之华，鄂不炜炜，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后来姚石子在“棣华香馆”楼上，还造了“华鄂楼”，那是给孩子作书室用的。他自己的书房是“自在室”，又称“观自在室”。“观自在”是梵语，意指通过读书修养来观察人生和世界，提高觉悟。又把主要的藏书室名为“复庐”，也称自己别号为“复庐”，显然是寓有自勉读书报国之意。还有属于妻子的书室，名为“七襄楼”。

对于每个藏书处的装饰情况，姚昆田又在此文中简述道：“这些书斋，分门别类地置放着统一规格的书架和书橱，陈列着以线装书为主的各种古今书籍。从辛亥革命算起，到日本侵华战争家乡沦陷为止，聚存在这座‘家庭综合图书馆’内的书籍总数（不包括报刊），当在十万卷以上。他还分别请亲友为它们题字，用黄杨木制成匾额，挂在墙头。如‘自在室’，为高天梅写。在书斋的内墙和门楹，悬挂着各种对联。其中有章太炎：‘著书常载青牛背；避世无庸金马门’；傅增湘：‘书林猗顿君山富；福地嫏嬛石室严’；高望之：‘积善云有报；校书亦已勤’（集陶潜句）。高吹万又配合写了一联是：‘树立甚宏达；结交皆老苍’（集杜甫句）。此两联刻在正厅‘敦仁堂’的东西两侧门上。其他如李叔同、陈陶遗、黄宾虹、谢无量等都分别写有对联。”

藏书分散多处，其实使用起来并不方便，而按类编目是查书的最好方式，姚光于是对自己的藏书做了系统梳理。姚昆田写道：“姚石子开办这样一个综合型的‘家庭图书馆’，平时还得花不少精力和时间去筹划和管理。他用正楷一笔不苟地写各种书籍的题记、序跋并编写书籍目录。在节令变换时，为了防潮、防晒、防蛀，还得细致地做书籍的保洁工作，人手不够，后来又专聘屠继麟等为文书助理。谈笑尽鸿儒。来往书斋的有高平子、高君定、周大烈以及何宪纯和他儿子白蕉等，他们也经常来看书、借书并相互切磋学问。”

遗憾的是，我未能得到姚光的藏书目录，故对其所藏难知其详，然而从各种文献记载来看，他的藏书中也有不少的善本，其中有些书还是南浔大藏书家蒋汝藻密韵楼的旧藏。

密韵楼乃是民国年间江南著名的藏书楼，书楼主人蒋汝藻因商业经营失败，在1925年将所藏抵押给了浙江兴业银行。一年之后，蒋汝藻无法归还贷款，故浙江兴业银行准备将这些书出售。经过张元济的提议，商务印书馆理事会同意出资16万银元买下密韵楼旧藏的宋元珍本，之后北平图书馆也买下了一些。姚光闻讯后，他很想买下其中的两部明嘉靖本，分别是何良俊的《何翰林集》与何良傅的《何礼部集》。

姚光想购买二何的文集，主要原因是此二人乃明代云间人，是姚光的同乡。姚光对乡贤著作最为关注，这正是他打算买下此二书的原因所在。但因他动手慢了一步，这两部文集已经被北平图书馆买去了，姚光只能与舅父高吹万、姑丈高君定三人合资2.7万元买下了一批明版书，而姚光得到了其中的明崇祯本《松江府志》和明正德本《金山卫志》。这两部书同样珍罕，由此也可见姚光买书的实力以及他买书的着眼点。

◎姚家的影壁

但是，未能买得《何翰林集》和《何礼部集》，对姚光而言仍然是一种遗憾，于是他通过关系找北平图书馆进行商议，最终该馆同意由姚光出资来将这两部文集影印出版，姚光将其定名为《云间两何君集》。他何以要影印该书？姚光在影印本的题识中写道：

有明吾郡何元朗与弟叔皮，同以文采照耀于世，有“两何君”之称。论者谓分宜官南祭酒时，叔皮以文受知，厥后分宜执政，元朗因得官翰林。观叔皮致分宜书，可见二何集中不少感恩之作，以此为二何病；然文人知遇之情，自所难免。二何仕宦皆不得志，挂冠而归，优游林下。元朗风神朗彻，襟度豪爽，叔皮雅敦友谊，尤笃内行，岂严氏门下之伦哉!元朗有《翰林集》二十八卷，叔皮有《礼部集》十卷，嘉靖间先后刊梓，顾传本绝少。近吴兴蒋氏密韵楼所藏明人集部之书，归之北平图书馆。余与检书之役，二何之集幸皆遇见，因向借取影印，汇为一函，题曰《云间两何君集》，庶其为江左风流之嗣响乎!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八月一日，金山姚光识。(www.xing528.com)

姚光首先夸赞二何有很高的文采，只是那时二何与严嵩的关系较为密切，由此而受到后世的诟病，但姚光却能客观地看待当年二何的所为。因为严嵩有恩于二何，而文人自然要懂得知遇之恩，更何况，二何在任职经历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提拔。因此，不能将二何视为严嵩一派，更何况，这两部书流传稀见，所以他认为有必要将其影印出版。

关于姚光的藏书理念，在他给梅冷生的一封信中可以体现：

弟之聚书，聊寄身心，聚而不能读，自比贤于博弈而已。所搜极普通之本，不出《书目答问》范围，凡考订史籍之作，及清代朴学家集与夫有关乡邦文献之著述，皆喜搜之。若孤本秘笈，既属难遇，亦力不易致。足下所闻，盖传者之过也。

在这里，姚光说得很谦虚，他称藏书不过是自己的一种业余爱好，而他的所藏都是普通本，其收藏的范围乃是根据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为此他喜欢清代乾嘉学派的相关著述，另一个偏好则是乡邦文献。他谦称自己的所藏没有什么孤本秘籍。从这句话的口气来看，显然姚光是在回梅冷生给其去信中谈到他藏有不少善本。

◎姚光故居门厅

姚光在信中的所言应该是谦词，郑伟章所著《文献家通考》中转录了郑逸梅在《艺林散叶》等其他书中对于姚光所藏珍本的著录：“家饶于资产，喜藏书，达五万余册，尤留心清人文集足本及金山乡邦文献，所藏钞校本达三百余种。有海内孤本明崇祯本《松江府志》、《张啸山日记》手稿、顾观光手稿、田篑山批校《五代史》、各家批校本《前汉书》《后汉书》、李日华《恬致堂集》、明陈眉公《梅花诗》手卷、姚椿校《尔雅疏》、康熙本《吴江县志》、乾隆原刻《震泽志》等及冯登府、张文虎等人手稿，均为珍稀难得之书。”

如此说来，姚光的藏书中还是有许多珍稀版本。姚光也会将自己藏书中的珍稀本整理影印出版，以便让更多的人得以使用。对于他在这方面的所为，周大烈、高垿所撰《金山姚氏复庐聚书献书始末记》一文有如下所言：

妇兄姚君石子，少好缥缃，尤耽文献，并喜刊传前哲及友生撰著，殆闻其家听岩、平山二先生之风而兴起者与!编修《松风余韵》迄于朱明，郡人姜孺山《国朝松江诗钞》续之，亦仅及嘉庆初祀。君因思录嘉道以来郡人诗，赓姜氏书为《云间诗征》，以竟编修之绪。金山析邑之后，志凡两修。乾隆志未及艺文，光绪志亦官书陋略，不为厌心。君乃任撰《金山艺文志》，括晁陈之录于郡县之经，各具解题，庶存大意。又拟辑《金山文征》，附志稿以行，用弥文勺不传之憾。略例粗具，而下笔矜慎，赍志中身，未及写定。它所撰述，一皆未就。平生手聚书五六万册，十余万卷。荐更丧乱，渐有散佚。

由此看来，姚光在年幼之时就有藏书之好，同时喜刻先贤及朋友的著作。对于姚光的藏书观，本记中有如下说法：“昔钱遵王尝谓清常为藏书者之藏书，牧翁为读书者之藏书，窃谓君其著书者之藏书乎！”

此句首先引用了钱曾所下断语，钱曾说脉望馆主人赵琦美的藏书乃是藏书者的藏书，钱谦益的藏书属于读书者的藏书，周大烈、高垿认为姚光的藏书两者皆不算，他们将其命名为“著书者的藏书”。这三者应当怎样区别呢？该记中先谈到了前两种藏书的概念：“藏书者之藏书，书不期备富，人不待隽爽，金石录十卷人家，亦足与百宋千元相辉映。是以一编入手，动色相矜，经眼曾藏，翻同附骥，则书实成人之名，人不能有所增益于书也。读书者之藏书，必务穷其流别，究其得失，向、歆而后，晁、陈其殆庶。抱经、守山，兢兢校补，似犹属第二义，脉望、绛云，伯仲间耳，劣赵优钱，不无阿私之见。然就令要旨独探，豕鱼能辨，必其书自有可传者在，人亦仅能无失其故而已。”

而对于姚光的藏书，该记中给出的定义为“著书者之藏书，为撰述鸠庀耳。譬入药笼者，牛溲马勃，都无弃材，桔梗豕苓，有时为帝。自非胸具炉锤，目穷万本，未克办此。虽别子为祖，而难易有不侔者。或有书未大行，因而遂显，又与士登元礼之门何异，是人且大有造于书也。”

著书者的藏书乃是尽力搜集所有相关文献，以此为名山事业服务。从姚光所撰《〈顾千里先生年谱〉跋》中可以看到，其实姚光对版本、目录之学十分内行：“目录之学，为读书之津梁；而校雠之学，又书籍之药石。此学盖发源于炎汉刘氏父子。时当秦火之余，书籍大坏，董理排比，亦势使之然。及至清代，承宋、元、明刻书日盛之后，字句之荒乱讹夺亦愈甚。故当乾嘉之际，朴学诸儒盖无不通知此学者，而元和顾千里先生尤为卓绝。先生学问渊博，辩证精审，虽与黄丕烈辈并称于时，而实非其伦也。”

除了对版本学家的研究，在文献学方面，姚光也下过大功夫。他从1926年开始系统研究《四库全书》，到1941年7月写出《论清代编辑〈四库全书〉》一文，历时十五年来研究《四库全书》，可见他对该书之重视。姚光首先肯定了《四库全书》在学术史上的价值：“《四库全书》之编辑，辨章学术，剖析源流，成治学之规模，奠朴学之基础，使世之学者皆得藉手以读书，清儒所谓辑佚、校勘、考证、目录之学，皆自是始，日渐缜密。故其切于实用，嘉惠后学之处，亦致深且远。此其功也。”

然而《四库全书》在编辑过程中，也禁毁了许多历史文献，姚光在文中写到了毁书过程的惨烈：“四库开馆征书，以稽古右文为号召，因即寓奖于禁，搜蒐群书，严为收取，苛于剔除，用心至酷。于明代遗编，更深切诛求，虽一字之微，一名之细，无不抽毁汰芟。余尝翻阅乾隆时所颁销毁、抽毁、违碍诸书目，盖不下三千种。而当时官吏妄揣意旨，额外诛求，小民惧祸，私付爨烬，其所毁弃，定不止此。呜呼，烈矣！”

这些都说明了他对目录版本之学下了不少的功夫，而姚光在藏书之时也努力地创建图书馆，以便让更多的人能够读到先贤著作。姚昆田在《角色转换》一文中写道：“姚石子是20世纪初上海地区大藏书家。他钟爱图书馆事业，努力营造自己的‘家庭图书馆’，并在1925年创建了张堰图书馆。”对于该馆藏书的来由，该文中又称：“1925年10月，姚石子与同侪终于创建了由他任馆长的张堰图书馆，藏书就以姚石子的‘家庭图书馆’为基础。”

看来，当地的图书馆中的藏书乃是由姚光捐献，他的藏书除了捐给张堰图书馆，还有部分捐赠给了其他的图书馆，姚昆田文中称：“1935年，当他得悉上海鸿英图书馆所藏《时报》残缺时，便将已收藏的全套捐赠，而没有把它捐给自己办的张堰图书馆，为的是能起到更大的社会效益。惟其如此，所以那时他能与图书界朋友多次举办各种文献展览会，如与苏州图书馆馆长蒋吟秋等在苏州举办吴中文献展览会，在上海与叶恭绰等举办上海文献展览会。”另外他对合众图书馆也有捐献：“1939年，姚石子参与协助叶景葵筹备创立合众图书馆，1941年，合众图书馆新址落成，他特地将清张啸山辑著《武陵山人遗书》及《舒艺室全集》两部珍藏捐赠。”

姚光去世于1945年，五年之后，他的儿子姚昆群、姚昆田将其藏书捐给了上海图书馆。为此，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撰写了《金山姚石子先生周甲遐庆致语》，此文中写道：

◎书楼

◎骑马楼式的结构

金山姚石子先生即世之五年，哲嗣昆群、昆田兄弟等举石子复庐所藏书公之本市。览其簿录，达数万册，四部门目胥备，精校名椠，灿然溢目，而崇祯本《松江府志》，海内尤乐道之。五月二十七日为石子六十遐庆之辰，昆群、昆田兄弟要予一言以告亲友。因念吴会为文献大邦，上海又东南钜步，藏家扃锢，习气极深，其有认识新时代而爱护文物如昆群、昆田兄弟，心量之广，择术之慎者，洵足以树则于故家嗣裔也已，爰濡笔书之。一九五〇年五月。

对于姚氏后人的义举，周大烈、高垿所撰《始末记》一文中给出了如下评价：“君聚书三十年，铢积寸累，锲而不舍。其嗣一旦启楹书弗复守，略无瞻顾。执政者方以崇实之效，新天下耳目，乃亦宝此断烂之故纸而受其成。或皆为流俗所未喻。窃惟君书无天水蒙古旧椠，夫岂藏舟于壑有陈编世守之意。且海通以还，新知万汇，初非旧术所能赅，故君亦未尝责后人以箕裘之绍。其勤求冥索，不过节宴游玩好之费为古人续命，则楚弓楚得，知无清常之恫。其嗣怀经世之志，未遑董理丛残，又不忍见先人心力所瘁者卒于湮没，于是全而归之公室，与先世积聚之意，原自并行不悖。谓后人之必不能守，而一任古人精神所寄者，灭裂于饼师灶妾之手，是犹视赤子入井而不援，所见隘矣。”

将姚光藏书悉数捐给公共图书馆，与他的藏书理念颇为相合，因为姚光生前就时常将自己的藏书捐出，其子姚昆群和姚昆田能够谨守藏书，继而化私为公，也算是继承了父志。对于姚光所捐这批书的意义，李海珉所著《南社书坛点将录》中给出的结论为：“1950年，姚光之子姚昆群、姚昆田将姚光5万余册藏书献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奠定了上海图书馆的馆藏基础。”

2018年11月3日，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刘晶晶老师和陈诗悦先生带我前往松江和金山两地寻访，当日寻访的第一站就是姚光故居，其址位于上海市金山区张堰镇新华路139号。这天一早下起了雨，赶到姚光故居时雨仍然没有停，好在导航上有这个地点，我们很容易就开到了故居门前。

从外观看上去，姚光故居进行了整修，大门侧旁有面积不小的停车场，而这一带还建造了仿古回廊。为了参观的方便，陈先生买来了三把伞，于是我们打着伞走入了故居，故居侧门旁悬挂着“南社纪念馆”的牌匾。

穿过门厅，进入第一个院落，正堂布置成了展馆的模样，影壁墙分为五个竖条，上面分别有南社重要成员朱少屏、柳亚子、陈去病、高旭、姚光的头像和简介。院落的侧墙上则刻着“南社同人录”，看到上面密密麻麻的名字，可以想见当年的南社是何等之壮大。

第二进院落的门楣上刻着“复庐”二字，走进房中，一楼以展板的形式介绍着南社的历史以及相应的出版物。有几个展柜内展示出了一些“南社入社书”。登上二楼，这里悬挂着一些名人字画，基本上也均为南社人的作品。另一些展柜内则是民国出版物，从侧边看过去，均为原件而非仿制品，由此而让我感佩管理者的用心，因为大多数展览馆展示的都是复制品。

走进第三进院落，这一带应当是姚光的藏书处，因为有几间房布置成了书房的模样。此楼房的房门均为侧开，每扇门板上刻着字句。沿木梯登上二楼，在楼道的侧墙上悬挂着多人所写“南社”二字。而后两进院落的建筑结构都是骑马楼的制式，且房屋全为木结构。

走在木地板上，听着脚下的回声，这让我想到姚光及其家人在书楼间来回搬运藏书的情形。也许是下雨的原因，在偌大的故居内参观，我们仅遇到了一对情侣。我听闻到那位女子跟其男友说：以后你也给我买这么一个院落。那个男人竟然满口答应，可惜他的脸色未能与其语言作紧密配合，这让我心下为其一紧。

◎穿厅而过

◎第一进院落

◎复庐

◎第三进院落

故居的最后一进院落应该是姚家的内宅，登上二楼，这里每一间房都挂着堂号，果然如文献所记，姚光家的藏书处有着多个堂号。但不知为什么，每个书房内都未见陈列书架，也许是在1950年捐书时，书架也一并拉走了，我只能站在这些书房前，想象着当年一排排书架所显现出的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