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磨剑室南明松陵拜孙悼李

柳亚子　（1887—1958）

初名慰高，更名弃疾，字安如，改字亚庐，号亚子，江苏省吴江人。清末秀才，同盟会会员，创办南社。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上海通志馆馆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工旧体诗，尤长七言。有《磨剑室诗词集》等。

光绪三十二年（1906），柳亚子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他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后来做到了国民党中央监委。关于他的履历，大多数资料上讲的都是其从政经历，社会上更多者则把他看成一位文人，而我在此所聊者，则是他的藏书事迹。

柳亚子是学者型的藏书家，他的所藏跟其治学方向基本一致。整体而言，柳亚子的藏书分两大门类：一类是跟别的藏书家一样，将乡邦文献作为自己的藏书专题之一，另一类是关于南明史的文献。因为研究南明史，为了能够得到详实可靠的资料，柳亚子花了很大力气收集南明文献。对于乡邦文献的收藏，李海珉在《藏书大家遗泽后世——亚子先生黎里藏书札记》一文中写道：“一是乡邦文献，凡是黎里人的著作，从古到今，不论精粗，一律收藏，后来扩大到吴江，又扩大到苏州地区。内容众多，有诗词、有文章、有书信、有笔记，也有小说，甚至连医药种植之书也尽加收集。为让乡邦文献流传后世，亚子先生可谓煞费苦心、千方百计。他知道家谱、族谱不仅可以研究家族变迁、人口繁衍，同时可以发现很多艺文资料，于是就向家乡邻里友好借阅谱籍，从中辑录了不少吴江文献。”可见他为了收集乡邦文献确实下了大工夫。

柳亚子的所为不限于此，他除了自己收藏这些乡邦文献外，难得的是，他还组织了一些有着共同爱好的人，一并来收集和研究。李海珉在该文中写道：“1918年冬，亚子先生聚集了有志于保存乡里文献的同志，成立了‘松陵文献保存会’。凡保存会的同志，大家互通有无，积极交流。亚子先生在吴江地区藏书家中选定了12位佼佼者，拟定了12个字，‘文献流传，后生之责，维桑与梓’，一人取一字作为代号。具体的代号和姓名如下：‘文（柳亚子）献（费伯缘）流（沈颖若）传（金眼初），后（薛公侠）生（范烟桥）之（叶叩濂）责（沈丹忱），维（周嘉林）桑（陆赓南）与（顾悼秋）梓（黄病蝶）’，根据这12个代号再编订一份《吴江文献保存会书目》。这本书目共计收入吴江人著作740余种，亚子先生‘文’字号的款目多达650余种，是各家之冠，不愧是吴江的藏书大家。”

古人刊刻《大藏经》，基本是以《千字文》来编顺序，这是为了便于查找和排序，不知柳亚子是否借鉴了这种排序方式，他竟然将吴江地区十二位藏书家每人分一个字，而这种做法，我知道的仅有他一人。

柳亚子除了组织这些藏书家共同收集，他还动员自己的家人，包括他的儿子和女儿，都来帮助自己抄书。《知无涯草庐诗》跋语中有这样的话：“此册原稿藏梦琴后人祥叔处，余未得见，见陆赓南所写副本，因命儿子无忌重录一通，并志缘起如右云。……分湖柳弃疾记。无忌敬书，时年十二龄。”当时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年仅十二岁，就已经开始帮助父亲抄书，这种做法也确实太过稀见。

为了收集乡邦文献，柳亚子花了大笔的钱，李海珉在其文中写道：“在亚子先生的印章中，有一颗闲章文曰‘散尽黄金万卷书’，一点也没有夸张，亚子先生从1898年起到1927年离开黎里止，其间光为搜罗吴江乡邦文献就花去了一万多块钱，有时为了买下淘得的旧书，不惜举债。在乡邦文献上，大多钤有‘柳亚子藏书’的印章，妥加保存，对那些珍贵的版本、孤本、善本，亚子先生甚至连印都舍不得钤，生怕污损了珍品。因此，吴江老乡说亚子先生‘爱书如命’，这是中肯之论，一点也不夸张。凡是亚子先生研读过的书籍，都钤有‘亚子过目’、‘曾经柳亚子披览’或‘曾经分湖柳弃疾过眼’的印章。”

除了乡邦文献，柳亚子的另一大收藏是南明文献。柳亚子收集这些文献的原因，则跟他的政治观念有一定的关系。陈燮君、盛巽昌主编的《20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有《柳亚子：藏书全都捐献给国家》一文，该文中这样叙述了柳亚子年轻时的所为：“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才十六岁的柳亚子已经读遍了家乡大量藏书，其中也包括当时风行的《新民丛报》和留学生所主编鼓吹革命的刊物等。同年，他就在黎里家乡，创办了《新黎里》（月刊），编写数万言的《中国灭亡小史》。这时他很欣赏龚自珍、梁启超的诗和论述，但更敬仰明末张煌言、夏完淳等志士的为人，就此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江苏》刊物上发表《郑成功传》和《磨剑室读书记》。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为郑成功作传鼓吹的人。”

因为接触了大量反清复明之士的文献，使得他有了对南明系统研究的想法，故而该文中又写道：“在此期间，尚未弱冠的柳亚子，在开始猎寻南明史乘的同时，开始有目的地搜集、整理吴江地区乡邦文献，他在自传中说：‘此时我又在发狂地收买旧书，凡是吴江人的著作，从古时到近代，不论精粗好歹，一律收藏。’诸如凡借得孤本必亲自缮写，或雇人抄录，自己校勘，有的还斥资重刊。现已辟为柳亚子纪念馆的当年吴江黎里周赐福堂的第五进楼上，鳞次栉比排列着书橱书箱，内贮各种书籍，它被称为‘藏书楼’。少年柳亚子藏书有条不紊，蔚为一家。”

以上所言，只是讲述他的收集过程，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该文中又称：“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柳亚子困居上海法租界，居家简出，自题寓所为‘活埋庵’。他愤于国民党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偏安一角，不以丧失大好河山为痛惜，先后选择、编撰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吴易、夏允彝、夏完淳等人物传记及亡明痛史，但是由于吴江早为日寇侵占，无法利用家乡所藏有关明清史料。他通过与上海藏书家相识相知，借用图书，主要是阿英（钱杏邨）、胡朴安、朱希祖。”

柳亚子收集了那么多南明文献，可惜当日本人打来时，他的家乡沦陷了，而他的南明史料又带不出来，于是他就只好通过上海的一些藏书家来借阅相关史料，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复印机，所以遇到有价值的材料时，他只能通过抄写来拥有。

对于他抄书的情况，陈燮君、盛巽昌的书中说道：“他还向隐名蛰居的郑振铎借阅善本《南疆逸史》（温睿临），且用了26天，将全书五十六卷全部誊抄完毕，然后著述了《南明史纲》四卷（翌年重订为六卷）、《南明后妃宗藩志》、《南明记事史稿》等多篇。后在香港期间，虽然生活不甚稳定，但仍把《南明史纲》继续扩充到八卷，且辑补了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五十六卷的大书也靠抄写，并且他只用了26天，如此推算起来，他每天抄两卷书，这个工作量足够大，当时他抄书的地点是在上海的租界。到了1941年11月，柳亚子写了篇《一年来对于南明史料的工作报告》，发表在了当月的《大风》月刊上。

日本人占领上海后，柳亚子来到了香港，他后来所收集的南明文献也带到了这里，他在香港仍然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和写作。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了香港，柳亚子躲到了澳门，因为走得匆忙，那些南明文献以及他的研究著述手稿都未能带走，王謇在《续补藏书纪事诗》中谈到柳亚子藏书的归宿时称：“家藏清初禁书集部綦多，近闻已携赴首都寓邸。而所著《怀旧集》中著录所藏明季遗书一大宗，几与《禁书总目》相埒者。抗战时，失于香港之变，杳不可踪迹矣。”由此可知，柳亚子的藏书在日本人占领香港时，全部没了踪影。

这些书去了哪里呢？柳亚子曾写过一篇《还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其在该文中说：“太平洋战事爆发，我仓皇渡海，一本书都没有带走。后来，港九沦陷，听说敌人占领了我的羿楼，作为他们什么报道部之类。又听说，把我的一切书籍和文件都烧掉了。”

看来柳亚子也不清楚他的藏书最终归宿，他用“听说”二字来解释他的书和文件都被日本人烧掉了，因为他在香港的居所成了日本人的报道部。而后的相关文献大多引用这样的说法，比如陈燮君、盛巽昌主编的该书中说：“可惜这些字字心血声声泪的手稿，连同他多年搜集的资料和向胡朴安等借用的书籍，在日本攻陷香港时，为战火漫及付丙了。”

◎柳亚子纪念馆附近，而今被修成了游览步行街

柳亚子所藏的南明文献在香港全部被日本人烧掉了，这种说法流传了三十余年。到了1982年，这件事突然有了转机。这年的5月11日，香港的《大公报》上刊登了柳亚子之子柳无忌所写《寻书：柳亚子旧藏南明史料》启示，该启示首先叙述了社会的普遍认定：“关怀先父柳亚子的朋友，与研究南明史的学人，都知道他在九龙羿楼（用后羿射日典故）所收藏的好几百种南明史料，以及他所撰的南明史稿，都已在1941年底日军占领香港时遗失，像他自己所说的，成为‘劫灰’。”同时还引用了柳亚子本人的说法，柳无忌在编《柳亚子文集》后集中称：“其实，柳亚子所听到的消息，并不正确。在1942年香港被日军占领期间，他的南明书籍，非但未成灰烬，而且大部分还好好地保藏着，甚至美观地装潢在几套夹板中间，上面分别摩刻着他自己所题的书名。这可说是奇闻！却千真万确，有文章为证。”

柳无忌所提到的文章乃是王瑞丰所写《柳亚子南明史稿收藏记》，该文发表于1944年9月16日上海出版的《古今》半月刊第55期，该文的作者详细讲述了自己偶然得到南明史稿及藏书的过程。如此说来，柳亚子的这些藏书并没有被烧掉，而是依然完好地保存在某人的手中。

可是，王瑞丰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44年，为什么过了三十八年柳亚子的儿子才得知这个消息？对此，柳无忌在文中做出了如下的解释：“王瑞丰这篇文章，刊于上海出版的《古今》半月刊第55期，1944年9月16日，正值汪伪政权时代，未为学者注意，此后亦无人提及。所以，关于这件事情，家父及他的友人都不知悉，总以为他旧藏的南明史料早在日军占领港九时成为劫灰。现在，根据王氏所述，至少在1944年时，这些书稿尚大部分安全无恙，至于以后的情形如何，有无特殊的事情发生，却无从知道。”

柳无忌说，1944年的上海正是汪伪政权统治时期，所以这篇文章发出来后并未引起他人的注意，所以也就没人把这个消息告诉柳亚子，而柳亚子去世于1958年，直到其离世，他仍然认定自己的南明藏书变为了劫灰，自己一生精力所聚之一，竟然是这样的结局，想来柳先生至死都会是个遗憾，但没想到在他去世几十年后，这份旧藏出现了柳暗花明的结果。

◎古老的石桥

王瑞丰的这篇文章写了约有几千字，他是如何意外得到柳亚子的这些藏书呢？王瑞丰在该文中详述了事情的本末。他首先讲到民政部情报班的班长叫黑木青行，从名字可知这是个日本人，此人从台湾来到了香港，因为受某少将之托，到香港后他打问《大公报》张季鸾的下落，其实张在此前一年已经去世，而黑木在打听的过程中认识了王瑞丰的同乡，于是王也就成了黑木的朋友。

某天，黑木请一些朋友到其住处兼办公地吃饭，王瑞丰在其客厅旁的一个小屋内看到了一个玻璃书橱，同时他还看到了何香凝画的一幅梅花，这幅画的下面有柳亚子的题诗，为此王瑞丰意识到，情报班所占的房屋很可能是柳亚子的书斋。此前，王瑞丰早就听闻过柳亚子致力于收藏和研究南明史料，于是他意识到这个书橱内很可能藏的就是这些珍宝，他很想上前翻看，可是又碍于他觉得自己跟黑木没有深交，不便于太过唐突。好在当时有一位叫辛子的女士从书橱内拿了一本柳亚子《自撰年谱》送给了王瑞丰，于是他觉得黑木似乎对这些藏书并不在意，所以他小心地提出可否借阅这些书，没想到黑木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这个结果让王瑞丰大为高兴，于是他就从书橱中挑选了几本。王究竟拿了哪些书？他在文中写道：

《吴易传》初稿一册全（文言体，廿九年八月写成的）；《吴日生传》一册全（文言体，廿九年八月写成的）；《夏允彝完淳父子合传》一册全（修订本）；《吴易传》一册全（文言体）；《江左少年夏完淳传》一册全（1940年10月29日夜分脱稿），该传的特色，是以语体文写成的，记得柳氏主修《上海县志》，也是采用白话体，这是在旧传统中别开生面的一点；《周之藩传》一册全（修订本）；《南明杂传》一册全，中有《夏氏父子传》《杨娥传》《赵夫人传》《孙璋传》《徐弘基传》《吴潘合传》《王戴合传》《吴志葵传》；共七册。

可能是初次相见的原因，王瑞丰不敢多拿，他仅从橱中挑选了七册。看来他是想细水长流，先跟黑木搞好关系，而后慢慢地从这里拿书。可惜的是，黑木不久就辞官离去了，这所房子则由黑木的亲戚八木田来看守，住在此处的人还有黑木的女友张莉莉。这位张莉莉在当时的香港是著名的交际花，常常招很多人到住处来，这种做法让八木田很不满，二人为此还吵过架，同时张莉莉还把房中的东西随手拿来送人，八木田又管不住她，于是他就前往王瑞丰家劝王把想要的书赶快都拿走。

想来，王瑞丰也未曾料到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于是，他立即跟八木田来到柳亚子旧居，虽然张莉莉怒目以视，但他还是从书橱中挑选出了跟南明史料有关的书籍带走了。

王瑞丰在文中详细列出了他所带回之书，从排列的顺序看，我感觉这位王瑞丰对版本颇为在行。他首先列出了柳亚子藏书中的自抄本：

《南明史料书目稿本》一册（有廿九年六月九日后记二册）；《补遗》第一册（附《编目》四种，关于华延年室题跋所载者）；《补遗》第二册（关于图书馆及私家所藏者）；《补遗》第三册（关于丛刊及丛书本者）；《残明大统历》《残明宰辅年表》合订本一册全（大兴傅以礼遗著，有廿九年七月廿三日首记，又后记二则）。以上均为柳氏手抄本。

接下来，他又列出了柳亚子的批校本：

又足本《南疆逸史》八册全：第一册为纪略一至四全，第二至第八册为列传一至五十二，附杨跋十二首。按他廿九年九月十三日全书校毕记里说：“校勘前后凡十四日，合诸抄写时期，共为三十四日。”观全书不下十数万言，仅以短短的时间，就完成这样艰巨的工作，并且丹铅校勘，详证异同，这种治学精神真值得我们钦佩。

而后他又提到了中文打字机的录入本：

《夏太史遗稿》一册全（从旧抄本移录，有卅年九月十七日题记），《玉樊丙戌集》上下二册全（从旧抄本移录，有卅年六月廿八日前记），上两种为麟飞女士以中文打字机打成。

而后他又详列出柳亚子得到的钞本：

《南疆逸史》七册（卷首至卷二十终）；《海东逸史》一册全（翁洲老民著，魏如晦先生购赠，等于一部鲁监国实录）；《明清纪略》一册全（吴江朱不远著，朱字明德，即勾吴外史，饭香抄本，附跋文，胡朴安先生赠）；《明季实录》一册（胡藏吴县朱氏槐庐校刊本，亭林遗书中之一，胡先生拆开借给的。我想一本弃失便永无完日，自古名贵典籍，也往往是这样散失的。）《圣安纪事》一册全（即《明季稗史》中的《圣安本纪》，与《明季实录》同）；《野史无文》共七册（胡先生代觅抄本，此书现为程演生先生所藏，也是抄本，原题淝水奈邨农夫即郑达纂辑）；《晚明史籍考》十本全（国立图书馆廿八年五月印行，有柳氏眉批）。

在目录的最后部分，王瑞丰又列出了柳亚子已经发表的手稿：

《南明史纲》散稿一束，一至六编（看上面红笔标的记号，是已经发表过的）；合柳氏《自传》《年谱》，及《一年来对于南明史料的工作报告》。看来，柳氏写成的南明史稿及参考各书，大致没有失缺，只是《随笔》一册，不知什么时候被应急需，竟撕去了半本。我也收藏起来，算是抱守之意吧！

由以上可知，王瑞丰所选出之书数量并不大，但却是柳亚子研究南明史收集资料中的精品，可见王瑞丰对此是绝对的内行，得到这些书之后也很珍视，因为他在1942年的春天还花了几十元的军票定做了几套夹板，特意把这些书保护了起来。当他离开香港时，将这些书寄存在了一位好朋友的家中，此后他们在通信过程中，王瑞丰还惦记着这批书，朋友告诉他“请勿为念”，其潜台词则是告诉王：这批书依然完好地保存着。然而再后来，这批书的下落就没有了消息。

到了1982年，身在美国加州的柳无忌得知了这个消息，于是特意写出《寻书》之文发表在《大公报》上。关于他写此文的目的，柳无忌在该文的最后两段写道：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绝望，我写本文的动机，旧事重提就是想借助于畅销各地的《大公报》，盼它的读者，不论在香港、上海、山东，能指示我一条寻书的线索。

我更大的希望，当然是当事者如王瑞丰本人——那位妥为收藏史料并盼望“原璧归赵”的热心人——他在港的知己朋友，或他们的家属，会看到这篇文字，并告诉我这些南明史稿仍完整保存的大好消息！虽然世变沧桑，但自1942—1982亦不过40个年头，谁知道这些宝贵的书稿——在政府与学人正从事整理文史古籍的时候——不会重新出现？我乐观地期待着。(www.xing528.com)

最终，柳无忌找到了他父亲的这批旧藏吗？我没有查到结果。为什么这么多的书几十年间变得杳无音信了呢？这会不会是王瑞丰编的一个故事？从柳无忌的《寻书》一文中，能够感觉到王的所言确实不是杜撰，比如柳无忌在文中有如下一个段落印证了王瑞丰的说法：

◎不起眼的柳亚子纪念馆

王瑞丰在文内列举了好几种书稿，内有柳亚子以20日抄写、14日校勘完毕、有十数万言的清初温睿临著的《南疆逸史》（足本，56卷）。关于此书，柳亚子在《续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文中，这样写着：“56卷本则是我离开上海以前从西谛先生（郑振铎）那儿借来亲自抄写的，还费了我20天废寝忘餐的代价呢。现在，这两个本子（另一部为上海国光书局排印的44卷本）当然都毁灭了。”哪里知道，当柳亚子在桂林写这篇文章时（1942年12月），这些书都尚安全地存在香港呢！南明史料以外，王瑞丰还获得残余的半本‘随笔’（另一半被‘应急需’时撕去），不知是否即是曾在《笔谈》半月刊（茅盾主编，香港出版）上发表的《羿楼日札》？那是1942年春天的事情。

如此说来，王瑞丰的叙述确实有这么回事。虽然至今不能知道这批书的下落，但基本可以肯定这些书仍存在于天壤之间，这个结果不知会让多少爱书人又生出了蠢蠢欲动的贪欲，当然，这里面也包括我。

其实柳亚子并不是他本来的名字，陈锡岳、林基鸿合编《名人与图书馆》中，有《爱国诗人柳亚子与“柳亚子图书馆”》一文，该文的第一段就讲到了这件事：

柳亚子（1887－1958），原名慰高，字安如。16岁因崇信天赋人权说，以亚洲卢梭自命，改名人权，字亚卢。18岁，模仿友人陈去病的名字，改名弃疾，以示对宋代爱国诗人辛弃疾的敬慕。在上海健行公学任教时，友人高旭嫌卢字笔画太多，常在诗笺赠答时作亚子，他慢慢地采用了。“五四”以后，为了统一名号，只用“亚子”二字了。

原来，柳亚子之名跟其崇尚卢梭有关。而对于他的藏书，该文中写道：

“五四”以后，柳亚子客居上海，锐意收藏图书。上海是旧中国文化的中心，大小出版机构不下二三百家，占全国出版机构的一半以上。柳亚子唯一的嗜好是书，买书不惜工本，尤其是印数较少的“冷门书”。1927年，大革命失败，柳亚子因反对蒋介石政权，遭到通缉，后化名为唐隐芝携家逃亡日本，但他还念念不忘托人代购图书。1928年回国，继续进行反蒋活动。

前面提到柳亚子藏书有两大主题，一是乡邦文献，二是南明史料，其实他的藏书中还有一个版块也是他人未曾留意者。陈锡岳、林基鸿所编的该书中讲道：“三十年代，柳亚子住在上海辣裴德路（今复兴中路）柳家大厅和书室时，他收藏了几十橱图书。1935年，任上海通志馆馆长时，为整理这批图书，请正在编辑上海图书馆史的胡道静来家分类编目，胡道静花了一个多月时间编好书目，名为《磨剑室文艺书目》，胡道静趁此编目之机有幸拜读了柳亚子的藏书，胡先生认为‘柳亚子图书馆’的藏书很有特色，他说：‘凡是文学革命的书都收全了。’”原来，柳还有收集红色文献的偏好。

对于柳亚子的这一类收藏，郑振铎都很羡慕，郑伟章所著《文献家通考》中称：“有《磨剑室藏革命文库目录》，所著录百三十六种皆系辛亥革命前后鼓吹国民革命之书籍、报刊，是关于辛亥革命的重要历史文献目录。郑振铎题识云：‘《磨剑室藏革命文库目录》，柳亚子藏，阿英钞本，不分卷一册。……余所藏书目，无一关于辛亥革命者，得此足弥一憾。’”

由此可知，柳亚子的藏书视野十分广泛，并且他在每个专题的收藏上都能做出一番成就。然而他的藏书之好是由何而来的呢？黄建林认为柳亚子的藏书之好有其家传，其在《柳亚子藏红梨社文献考论》一文中，首先从柳亚子的高祖讲起：

柳氏家族是分湖地区典型的文学世家，然而柳氏族人科举不显于世，柳亚子高祖柳树芳仅为秀才。然而这位秀才在柳氏家族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柳亚子尊称其为“大胜柳氏在文坛上的开山祖师”。柳氏家族与红梨社的关系也要从这位“开山祖师”说起。柳树芳，字湄生，晚自号古查，又号粥粥翁。性伉爽直谅，乐善好施，尝刊先辈遗书数种。诗精警明爽，不屑为钩章棘句。著述宏富，有《养馀斋诗初集》四卷，《二集》四卷，《三集》六卷，《四集》二卷，《文集》二卷，《胜溪竹枝词》一卷，《分湖小识》六卷，《分湖诗苑》一卷等。

正因如此，柳亚子有了收集红梨社文献的举措。而黄建林认为，柳亚子的藏书思想正是基于乡邦文献的收集：“考察柳亚子藏书思想，我们有必要概述一下柳氏家族对于地方文献的态度，这可看作是柳亚子藏书思想的渊源之一。高祖柳树芳在《分湖小识·自序》中言：‘邑中诸镇若同里、盛泽、黄溪、黎里均有人焉，刻其里志以备采访，独分湖无闻焉。生其地者忍听其文献无传，废坠而不知举耶？抑或尚有待于来者，谓此事非我责耶？树芳志在搜罗，阅二十余年矣。家庭多故，岁月少闲，惟兹一事拳拳于寝兴食息之余，而不忍释。’除此而外，柳树芳还为吴江乡史善长刊刻《秋树读书楼诗集》，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对地方文献责任感的高度体现。柳树芳之子柳兆薰著有《〈松陵文录〉作者姓氏、爵里、著述考》，得以弥补《松陵文录》仅列作者姓名而无人物小传之不足，保存了大量吴江地方人物的传记资料。高祖、曾祖对地方文献之重视必然对柳亚子有潜移默化之影响，亚子《自撰年谱》‘三十三岁’条言：‘狂胪乡邦文献，购书万余卷。资用不足，则举债以继之。’”

柳亚子故居位于江苏省苏州市黎里镇浒泾街。这一天是乘坐卜若愚先生的车，卜兄的朋友叶剑青先生认为卜开车水平太过一般，所以他坚持自己来做司机。而卜兄为了让我了解到更多的细节，特意请来了苏扇博物馆的张琦。我等一行四人沿着苏州的三个方向兜了一大圈，其中的一站就是黎里镇。

在该镇上依然能见到许多老建筑。镇中心有一条河，虽然河水已经变得污浊，河面上还停泊着一些废弃的水泥船，但我还是觉得有水就有灵气，而南方人的精明肯定也是由这些水的滋润而形成。

张琦说，前些年她曾来过此地，然而仅仅过了几年，镇上就有了不小的变化，以至于我们前往柳亚子故居仍然需要打听。在河的两岸能够看到已恢复了一些古建筑，而今这里被改造成了步行街，于是请叶先生把车停在桥头附近的一个空地，我等四人沿着步行街边观赏边寻找。

◎陈设

可能不是旅游旺季的原因，沿路的商户一半都关着门，因为游客少，所以走在这石板路上多了几分从容与悠闲，可以慢慢地走，慢慢地看，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这让自己的心情也舒缓了下来。心情不同则眼中所见也会随之变化：原本我颇为反感旅游景点太过商业化，尤其不喜那种强迫购物的恶习，可是大多数景点都会设有一条长长的商业街，使得游客必须经过这些商业街才能到达真正要看的景点，这里虽然也是如此，但我却饶有兴趣地一家家地看着，那些千城一面的旅游纪念品也变得不那么可憎了，甚至沿途所见的一家“陈小姐私房奶茶铺”，也成了我们三个臭男人的话题。

在这条长长的古街上，柳亚子纪念馆并不显眼，以至于错过了正门几十米后我们才发现，回到正门时，看到纪念馆的门牌号为“中心街75号”。纪念馆不收费，进门即看到了柳亚子的塑像，而后沿着参观路线一直向里走，此处旧居窄而深长，一路参观下来，大约有五进院落。

◎柳亚子塑像

关于这里为什么不叫“柳亚子故居”而叫“柳亚子纪念馆”，我在一处文献上看到，因为这处旧居乃是柳家租用他人者，并且当时只租了最后两进院落，如此说来，称为“纪念馆”确实更为恰当。

对于此院落的本主，李海珉在《柳亚子书斋名考释》一文中写道：“寿恩堂共分四进，第二进楼房五开间，有一个匾额，上书‘题红仙馆’。第三进是大厅，匾额上题有‘寿恩堂’三字，是乾隆的御笔，下还写着‘赐直录总督臣周元理’。‘磨剑室’就在‘题红仙馆’对面的寿恩堂一侧，共二间，打通后作为柳亚子和他父亲共同的书房。寿恩堂是周元理任直隶总督以前所造，周元理告老回乡后，另建更为高大的新宅。周元理在乾隆年间任工部尚书多年，因此新宅的工艺特别是砖雕门楼代表了当时的最高艺术水平。新宅落成，乾隆皇帝曾大书九个‘福’字赐予周元理。故新宅称为‘赐福堂’，周元理也以‘周赐福’名噪江南。新宅共六进，真正赐福堂在第三进大厅。”

看来这是乾隆时的一处老宅，到了近现代，柳亚子之名盖过了原房主，反而少有人知道这处院落本是乾隆年间工部尚书周元理的旧宅。这处旧宅艺术性最高的地方，就是这里的砖雕，细看有些砖雕虽然已经残损，却依然能够看出当年是何等的精美。

在一间展室内有毛泽东给柳亚子题诗词的塑像。当年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柳亚子与毛见面后，希望毛能赠给自己一幅墨宝，于是柳就得到了那首极具名气的《沁园春·雪》，而这组雕像正是表现了当时的场景。

一路参观下去，直到第四进院落才看到了“柳亚子先生故居”的匾额，看来这里才是他当年真正使用之地。而今这里布置成了展室的模样，里面用很多展板介绍着柳亚子的生平事迹，同时还摆放着一些他生前用过的物品。我等四人最感兴趣者则是他的几方印章。从印章的用石以及材质看，这些印章应该都是复制者，对于有藏书之好的人来说，看到这样的印章，怎么都觉得是个遗憾。

老宅的最后一个院落则是柳亚子的居所和藏书处，这里有他的藏书室——磨剑室的介绍，而磨剑室也成了柳亚子最为人所熟知的堂号。其实柳亚子的堂号有近20个之多，每一个堂号都是根据其思想的变化以及不同的境遇所起，李海珉在《柳亚子书斋名考释》一文中说到：“有砥砺自身决心为国为民贡献才华的（磨剑室），有追随孙中山崇尚马列主义的（拜孙悼李楼），有陷于苦闷惚惚如狂愤世嫉俗的（活埋庵），有抗日救国时的擂鼓呐喊（羿楼、射日斋），有金瓯不全一家难圆时的苦苦企盼（鸥梦圆簃），也有抒发胸中浩然的气概（上天下地之庐）。”

这些堂号中最具革命性者乃是“拜孙悼李楼”，关于此堂号的含义，我曾经做出了本能的猜测：“拜孙”当然指的是崇拜孙中山，而“悼李”，我则想到了李大钊，可是，柳亚子的这个堂号使用于1924到1925年之间，而李大钊则是去世于1927年，显然这个“李”跟李大钊没关系。当我读到李海珉的这篇文章时，方得知这个“李”乃是指列宁，因为在早期列宁曾被翻译成“李宁”。李海珉《考释》一文中又说到柳亚子曾请人刻了一方印章，其印文为“亲炙中山，私淑列宁”，这里又成了“列宁”，不知当时这两种称呼方式是否同时在使用。

对于柳亚子藏书的数量及其归宿，郑伟章在《文献家通考》中说：“解放后，所藏共七万余册，三百箱，一九五三年捐上海文管会，转入上图。其革命文库之书归中共中央宣传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七万余册的数量足够大，这应该是柳亚子藏书的总量，然而李海珉在《藏书大家遗泽后世》一文中则说出了与之差异较大的一个数字：“黎里的藏书多达44000余册，在1950年冬，分装成300多箱，亚子先生把它捐献给了上海图书馆。黎里的书都是亚子先生1927年以前所藏，此后还有沪寓藏书、香港藏书和北京北长街89号的藏书，亚子先生也都分别捐献给了国家各级图书馆。”

◎到了这里才称为“柳亚子先生故居”

◎室雅何需大

◎此处有些残损

◎依然精美的砖雕

李海珉说在黎里旧居的藏书数量是“44000余册”，这跟《文献家通考》中所说的“七万余册”差距较大，而捐赠的时间也差了三年，可是这两个说法在箱数上却很相近，郑伟章说是“三百箱”，李海珉说是“300多箱”。如果把“七万余册”视之为柳亚子藏书的总量，而将“四万四千多册”视之为仅是故居藏的这一部分，倒是可以解释得通的一种理解方式。

但两者在箱数上却又如此的相近，真不知哪种说法更接近事实，陈燮君、盛巽昌主编的《20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中有《柳亚子：藏书全都捐献给国家》一文，文中称：“建国后，柳亚子于1950年9月由北京饭店迁居北长街新居后，在度过国庆节后就兴冲冲南返上海。他毅然决定将上海复兴中路旧宅的藏书和黎里老家的44000余册藏书，包括期刊、信札、手记等，共有四五百箱，全数捐献给国家。1951年春天，上海文管会派版本学家陈乃乾负责清理造册，这些书籍、信札等，尔后就全部交与上海图书馆典藏；与此同时，柳亚子也将北京新居‘上天下地之庐’存藏的南明史料、南社文库和其它书刊、信札，全数捐献与北京图书馆。”

如此说来，这“44000余册”指的仅为黎里旧居所藏者，余外的那近三万册，应该是柳亚子藏在别处的书。

如今柳亚子的藏书之处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并且根据介绍牌上的所言，这处藏书楼的后面还有一进院落，里面展放着柳家所刻的碑石，可惜这进院落被封闭了起来，看不到后面的情形，于是我站在这座U形的楼前，看着阳光透过树叶把斑驳的影子投在楼体之上，那份安宁能让人真切地体会到世间的美好。

补记：

成文后，在编校过程中，发现黄恽先生早在2004年第2期《文史天地》发表过《南明史料的奇遇》一文。该文提及，后来在斯坦福大学的胡佛中文图书馆，柳无忌发现了南明史料中的《夏太史遗稿》。更可喜的是，书中还有柳亚子作于1949年7月4日的跋语：

此册与《玉樊丙戍集》两册，太平洋战后，落日本情报部手，盖余香岛寓庐，自署羿楼者，为日人所占据也。山东王念忱仗义取归，依余题署制夹板，仍自港携沪，归余赵璧。呜呼，王君诚可谓义薄云天者矣……余以此二册经历艰辛，颇拟赠诸北平图书馆，以公同好，且志王君之高谊于无穷云。

即此可知，柳无忌至少找到了其父的部分遗藏，王瑞丰所保管的南明史料也移交给了柳亚子本人。想当日战乱纷纷，心血本已落入贼手，竟能借助友朋之力失而复得，亦天地间一奇事，无怪乎柳亚子如此激动了。特补记于此。芷兰斋庚子年小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