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福保著《书楼探踪·江苏卷》

丁福保　（1874—1952）

字仲祜，号畴隐居士、济阳破衲，江苏无锡人。1895年肄业于江阴南菁书院，次年中秀才，后随华蘅芳学数学。1912年创办丁氏医院、医学书局。1924年创办诂林精舍，藏书达15万卷；后将藏书大部捐赠震旦大学。编著有《说文解字诂林》《佛学大辞典》《古钱大辞典》《算学书目提要》《尔雅诂林》等，刻有《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正续一切经音义》等。

丁福保的藏书之好是天生的。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年幼时的丁福保并不善于读书：“余天性甚钝，幼读《四书》，日仅三四行，非百遍不能背诵。”（丁福保《畴隐居士自订年谱》）背书百遍不过，其实并不是因为他笨，而是因为他兴趣广泛，把精力都分散到了别处：“余冬日喜放风筝，恒奔逐于荒墟间。夏间喜捕小鱼，辄徘徊于溪边柳下，每在近水之处，开小沟约长二三尺，俟小鱼结队而来，则以巨砖塞其出口，以为大乐。”

但是家人还是希望他能够走正途，丁福保在十三岁时，由哥哥丁宝书给他讲解《左传》《史记》《汉书》《文选》等历史典籍，哥哥对他要求很严格，每天背书要达三更才允许他睡觉。在这种强压下，丁福保对历史典籍渐渐有了兴趣。光绪二十年（1894），丁福保到廉泉家当家庭教师，廉泉是无锡著名的藏书家，其藏书数量之大给丁福保留下深刻印象，丁福保也想拥有这样大量的藏书，他自称：“廉氏藏书颇多，余寝馈其中者数月，自是颇有志于藏书。”

丁福保与这些藏书接触了几个月，很希望自己也能拥有眼前的所见，藏书之志由此而生。但那时他的年薪是40元，这点钱只够他的吃穿用，想有多余的钱来买书几乎不可能，因此丁福保叹息道：“惜无力，不能多购。”这句话也说明，那时的丁福保已经试探性地买了一些便宜书，但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无法与廉南湖的所藏相提并论。手头的窘迫给丁福保以很大的启迪：要想拥有数量众多的善本，有钱是先决条件。这一点应当就是他后来经商的初始动机。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丁福保二十二岁时，得以进入江阴南菁书院读书，这是一家他在少年时就极向往的书院：“余十四五岁时，闻邑中之好学者，皆肄业江阴之南菁书院，治考据词章之学。余虽年幼，亦心焉慕之。”（上海漱兰中学《南菁六十周年纪念册》）

而恰恰是进入了南菁书院，书院中丰富的藏书使得丁福保眼界大开，由此也坚定了他的藏书之志。杨培明主编《南菁文化丛书　南菁书院志》中录有丁福保在1942年上海“南菁六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余今日所讲，为余入南菁书院之旧事。六十年前士子，惟识科举，中国实际上长处，一无所知。及南菁既立，始讲求经世有用之学，一时东南之学者风靡，故当时学子，以考取南菁为荣。

见院中藏书甚富，如入二酉之岩，适五都之市，可以荡目遨魂，披发吾十年聋瞽，狂喜无已。手钞院中藏书目一册，而私自祝曰：“他日果能处境稍裕，必照此书目尽购之。”

南菁书院的丰富藏书，让丁福保如入宝山流连忘返，他还把书院的藏书目录抄了一份，暗暗发誓说：将来如果我有了钱，一定要照着这份书单把这些书一一买下。这些细节足可说明，丁福保的藏书爱好发自天然，而南菁书院的大量藏书让他发现了自己的真爱所在，由此在他心中埋下了广泛藏书的种子。

藏书仅有愿望不行，还需要讲求方法论，当时在南菁书院执教的王先谦乃是著名的文献家，他看到丁福保有藏书之好，告诉丁藏书要有体系，不能见书就收。王先谦还给丁福保指明了收书路径，那就是按照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上所列之书来一一购求，具体的购书方法则为：“先就易购者访求考索。勿得因循，亦慎毋得少自足，不思博观。”

王先谦告诉丁福保要辩证地懂得博与约的关系，藏书太多太烂不好，如果浅尝辄止也不好，藏书要懂门径，于是丁福保就买到了《四库全书提要》《书目答问》《日知录》等重要的清人著作。同时，王先谦认为《尔雅》《说文》《文选》《史记》《汉书》等重要典籍都是古书中的最重要品种，有不少前贤对这些书做了深入的研究，但缺乏对这些典籍的系统整理，他希望丁福保能够通过藏书，在这方面做出成绩。

正是因为有了王先谦的指点，丁福保很快找到了藏书的门径，同时也为他在今后大量地编纂典籍埋下了伏笔。他在南菁书院期间，开始系统地搜集跟《说文解字》有关的历代著述，以此准备系统地汇编这部小学类名著。

在那个时期，只有通过科考才能被视为正途出身，这种观念深入人心，故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时，丁父催促儿子们去参加科考，于是丁氏兄弟就来到江阴应试，可惜未能考上。等他们考罢返回到家乡时，方得知父亲已经在他们进考场后的两天就去世了。这件事给丁福保很大的刺激，他在《畴隐居士自述》中写道：“应试南京，吾父病肺而死，不及亲自含殓，由是抱憾终天。”自此之后，他决定放弃功名。

父亲的去世得使丁家生活更为贫困，到了年终家中已无米下锅，丁福保本想找亲戚借钱度过年关，但几经思索又返回了家中，以努力读书的方式来忍受饥饿，而他此时恰好读的是《史记·货殖列传》，所讲内容主要是经商致富的一些名人，在这种环境下读到这样的文章，更加强化了他经商的念头。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丁福保在金匮县荡口镇见到了大数学家华蘅芳，两人的交往使得丁福保对数学又发生了兴趣，于是他再次考入南菁书院成了华蘅芳弟弟华世芳的弟子。此后，南菁书院学长杨模在家乡开办了竢实学堂，邀请丁福保前往任教，丁在此教学三年。在这个阶段，他编写和刊刻了《算学书目提要》和《卫生学问答》，此为丁福保首次涉足出版，而后的经历使他在这方面一发不可收拾。

◎丁福保《佛说阿弥陀经笺注》一卷，民国上海医学书局铅印本，卷首

◎丁福保《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笺注》，民国无锡丁氏铅印本

也许是家族遗传的原因，丁福保的父亲死于肺病，而光绪二十七年（1901）丁福保二十八岁时，他也查出患有心肺病，有可能他得的就是肺结核，而这种病在当时十分难治。华蘅芳听闻此事后，介绍丁福保前往上海去找自己的表弟赵静涵，因为赵是当时的名医。赵静涵曾经翻译过一些西方的医学著作，他通过西医疗法使丁福保的病情得以控制。这件事也让丁感受到了西方医学的重要性，那时有不少西方医学的著作翻译成了日文，于是丁福保开始学习日语，希望自己能够翻译更多的医书。

◎丁福保编纂《古钱大辞典》，民国二十七年（1938）上海医学书局石印本，卷首

◎丁福保编纂《少年之模范》十二章，民国十一年（1922）上海医学书局排印本，卷首

光绪二十九年（1903），因为李希圣的推荐，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聘丁福保为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算学兼生理卫生学教习。丁在此馆任教两年多，然而他始终觉得长期做一位教师并没有太大出路，于是他辞职返回上海，加入了他哥哥等人创办的文明书局，而后又在无锡跟一些朋友组织了译书公会。但这些事都没能让他赚到钱，故从光绪三十四年（1908）开始，他在上海行医并刊刻一些医书，在这个过程中，他出版了《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形学备旨》等算学书籍。

宣统元年（1909），丁福保前往南京，去参加两江总督端方主持的医学考试，考得了最优等内科医士证书。此后不久，端方派他前往考察日本医学状况，丁福保在日本一个月，参观了日本帝国医科大学及附属医院、东京小石川养育院等等。这个过程中，他也在广泛地收书，最为难得的是，他找到了两部国内早已失传的唐代典籍，一是慧琳所撰的《一切经音义》一百卷，二为辽代僧人希麟所撰的《续一切经音义》十卷，合称《正续一切经音义》。这种惊人秘籍的发现让丁福保大为感慨，他在《正续一切经音义序》中说：“当时海禁未开，日本虽有如此惊人秘籍而不获闻于世。使吾国乾嘉诸老而早见及之，正不知其欣喜为何如也。”

丁福保将在日本买得的典籍带回国，并将两部失传的典籍石印出版，他在“重版说明”中点出了这两部书的价值所在：“由于《一切经音义》所采各书，不少今已不存，而所据唐前唐初之本，又文字审正，足证近时各本的讹脱，对经史疑义，求之注疏不能解决者，亦可通过对本书的查考获得佐证，豁然明晰。”

宣统三年（1911），丁福保全家移居到了上海，他在上海建了一所医院，而后以中西结合的方式对外行医。此时他已经用上了最先进的检测手段，比如他已有了X光机和显微镜等医疗设备。在此期间，丁福保又将日本翻译的西方医疗图书翻译成中文，他先后翻译了七八十种医疗卫生知识类的书籍，这些书后来合称为《丁氏医学丛书》，为了刊印这些书籍，丁福保还在上海创建了医学书局，这套丛书的出版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力，后来获得了德国、意大利所举办展览会上的最优等奖牌。

对于自己出版的这些书，丁福保晚年在《畴隐居士自述》中谦虚地说：

回溯自三十五岁来上海，至今已二十三年矣，其所刊之书，若算学、医学，虽有数十种，皆带时间性，时过境移，宛似已陈之刍狗，无足述者。所刊佛书二十余种，惟《心经精义》《六祖坛经笺注》及《佛学大辞典》稍有可存之价值。此外，如《陶渊明诗笺注》《老子道德经笺注》《静坐法精义》等，皆单本小种，不足挂齿。近十余年来，专致力于《说文诂林》一书，所费三万数千金，劳且靡矣。

丁福保在三十五岁时来到上海，用了二十三年的时间出版了大量书籍，他曾评价自己出版的书，说有些书时令性较强，随着社会的开化，很多西方著作传入中国，相应的翻译作品也多了起来，故他早年翻译的一些基础医籍书已然没有了长久的保存价值。然而他所译的那些书，在他那个时代有着很强的启迪之功，学问历来是前疏后密，故后译之本即便超过丁福保的著作，也并不等于丁的早期著作就没有价值。而丁福保也明说，编书其实很费钱，比如他最为看重的《说文解字诂林》编写前后花了三十年的工夫，相应的费用花了3万多元，以至于让丁福保也感叹，他在这方面花钱太多了。

但花钱多的前提是要有钱，丁福保在上海行医当然有不菲的收入，这也正是他在贫困时就立下的志愿：一定要变成有钱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然而如何变得有钱，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

丁福保在年轻时就有藏书之好，但因为收入有限，只能买一些通行本和石印本，直到在上海行医后他才渐渐有钱买些好书，曾经自述：

余性嗜书，昔为衣食所困，无力多购。少时所买者，大抵皆石印本及寻常坊刻本，均藏于无锡连元街宅内。余自移家上海后，目光日益昏蒙，石印小字本已不能检阅。而寻常坊刻本，又不足以餍余嗜书之癖，乃稍稍从估客购取善本。……凡购买一书，必几费经营，始克措赀议价。若书值在百元外者，往往质产鬻田，奔走数十日而始克购成……余于旧本之外，遇寻常本则择其原版者，于原版则择其初印者，于初印则择其纸之长广坚致者，非如此则余心不快也。

由此看来，丁福保在行医的前几年也没能迅速致富，想要买某部善本也需要多方筹措资金，但即便这样，每当他得到一部好书时都会狂喜不已，直到深夜都不能释手。这个过程，使他的眼界逐渐提高，他开始把目光由普本转向了善本，懂得了在数量众多的书籍中总结出哪些才是最需要到手的。

丁福保为什么对典籍如此至爱呢？除了天性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因为他身体不好，希望通过读书让自己修身养性，所以他把书籍视为自己的良伴。他在《藏书书目自序》中说：“书籍者，索居者之良友，失途者之导师，无助者之佳伴。果寝馈其中，能使饥者忘其食，寒者忘其衣，病者忘其痛楚，贫者忘其困乏，忧者忘其挹郁，兼能增人之寿，益人之智识学问，而使人之精神愉快也。一入室，见卷帙浩繁，即未抽阅，已足令人心快。”

如前所言，王先谦教育丁福保要按照《书目答问》上面所列书名进行购买，其实张之洞撰此书乃是教人读书的门径，而并非藏书之道，故《书目答问》所列之书基本上是通行本，能属善本者绝少。而丁福保早年所藏基本属于这类普本，等他到上海行医后，渐渐有了钱，他的眼光也迅速地提高了起来。他在《畴隐居士自订年谱》中称：

余每于甲夜迭取精刻善本，置诸几案，时时开卷读之，寻绎其趣，如嚼谏果，待回甘而味益隽永。视其卷之首尾，昔人收藏之印，已累累如贯珠，而名人批校之手迹，亦狼籍于字里行间。纸作深黝色，古趣盎然，似告我以阅尽沧桑凡几，藏此书者之兴亡隆替、离合悲欢，苟询诸此古色斑斓之书，无不知之，此余所以览旧刻而不禁慨然有所永怀也。旧刻中或偶得一希见之本，一似植物学家撷得新奇之花草，细细把玩其奇，亦足醉心而悦目，觉日中所遇各病之惨淡景象，此时已荡涤无遗，不复留储于脑海中矣。迩来世变日亟，读书种子日益沦亡，不复知有书籍云矣……余因此而藏书之念愈挚。

由此可见，丁福保对于名家批校之本尤为措意。据说丁福保为了增加架上批校本的数量，每当他买到一些好书时，就会请一些有名的文献家前来欣赏，看书的前提则是请这些名家要在书后作题跋。如此有心制作出来的批校本倒是极具故事性，而他喜好藏书的名气渐渐传播开去，柳和城、宋路霞、郑宁合著的《藏书世家》中称：“瞿鸿禨、朱祖谋、李详等一班前清耆宿，常常向丁福保借书。丁借出时总提出一个要求，请他们读后在书本上写些眉批，并钤上印记。于是扩大了他的名人批校本的数量。”

后来丁福保的资金也越发雄厚，以至于很多名家把善本书抵押在他那里向他贷款，借款人其中就有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号寒云）。袁克文因为不想参与争权，故将个人精力都用在了收藏和艺术创作方面，他曾买到了数量不小的宋版书，但肆意的挥霍时常使得这位皇二子手头拮据，有时他就把一些宋元本抵押到丁福保那里借钱来花。袁寒云抵押过的名品有宋刻《鱼玄机集》，书后有许多大家的跋语，如今此书藏在国图架上，我曾几次到国图翻阅该书，而每翻一次都能感受到别样的喜悦。仅这一部书，袁克文就先后两次抵押给了丁福保，第一次是押借了六百大洋，三年后又以此书借款一千大洋，除此之外，袁寒云还抵押过多部书。同样，目录版本大家缪荃孙、王秉恩都曾抵押善本在丁福保这里。

这么多重要人物都找丁福保来借钱，他哪里来的这么多钱呢？开医院收入不菲，但医院的收入较为固定，应该也难以支撑丁福保如此庞大的开支。更何况，丁福保同时也在广泛地买书，这种只出不进的收藏方式必须有大笔钱财方能支撑。我所见到的研究丁福保的文章大多会谈到他行医后广泛购书的情况，但少有人会提及他的资金来源，直到我无意间翻阅陈存仁所著《银元时代生活史》时，才从中发现了一些端倪。

◎灵山景区，远处巍峨的大佛及广场

陈存仁也喜好藏书，但年轻时因为没钱只能买便宜书，他在专著中写到了这种情形：“我当时已经喜欢买书，可是一走进书店，总要翻上十本书才买一本，普通书薄薄一本只售五分、八分，林琴南的《红礁画桨录》和《茶花女》要卖到大洋四角，我虽欢喜，但觉得价昂，无力购买。”

想要好书又无力购买，陈存仁开始想办法，于是想利用课余时间来赚一些钱，无意间他发现了丁福保所办《中西医学杂志》上的一则小广告，广告上说明要招聘抄写和剪贴工，于是陈存仁跑去应聘。因为他的简历写得不错，所以他被录取了。陈存仁的工作是帮助丁福保编辑《古钱大辞典》，当时每个月8块钱的薪水令陈存仁感觉自己成了一位富翁。他在工作上的认真使得丁福保请他进一步帮助编写《说文解字诂林》：“第二个月开始，丁福保先生要我助编《说文解字诂林》，这部书他已出版发行，但是他发觉有不少错误，要我把这部书送到章太炎老师处，请他加以评述，章老师原是‘小学’专家，他指点要怎样搜集资料，怎样改编，他开列出许多有关小学的古籍名目，从此我就天天到旧书店搜集资料，埋头工作。丁福保先生处虽有好多位旧学人才，但是搜集资料的能力还不如我，因此更受丁氏的激赏。”(www.xing528.com)

陈存仁的聪明和勤奋给丁福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丁福保特意让陈存仁备礼来到家中，他要教给陈存仁理财的秘诀。第二天一早，陈存仁带着水果来到丁家，丁首先告诉他：“一个人读了一些书，往往对钱财看得很轻，认为是阿堵物，提到钱就俗了，这是不对的，所以文人往往不知理财为何事，一生潦倒，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其实，一个人的生存是脱不了钱的，不善理财一世苦。”

这段话足可以看出丁福保为人务实，他认为读书人看轻钱财是一种错误观念，会理财的人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对于如何理财，丁福保告诉陈存仁四个秘诀，其中第一个为：“择业要向大众方面着想，选中一个行业，要专心致力地去‘做’，绝对不能改行，只要努力，行行可以出状元。”

专心致志地做一件事，将其做到极致，就会变成有钱人。除此之外的几条秘诀，不外乎是要勤奋，要懂得节俭，而第四条讲述的则是有钱之后如何管理钱财。正是在丁福保的循循善诱下，陈存仁渐渐有了积蓄。若干年后，丁福保听说陈存仁在银行中有了不少的存款，而后跟陈存仁说：“好极了，我认为银行储蓄虽是安全，但是只计利息仍不上算，我为你着想，不如买一块地皮，地皮涨起来，比什么都快，明天起每天早晨，我陪你到英大马路浙江路转角‘一乐天’茶楼，那边有不少俗称‘地鳖虫’的人，即是买卖地皮的掮客，我们坐在那里，有许多人认识我，就会来兜售地产的。”

看来搞房地产只要抓准时机很容易暴富，而丁福保正是把这个秘诀告诉了陈存仁，这同时也说明，丁福保从明面上讲是靠开医馆赚钱，但他真正的大钱则是来自于炒地皮，难怪他能有那么多的现金贷款给他人。而他自身的藏书也是因为资金充裕，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高人一筹。他的藏书总量因为始终在增加中，所以无法统计出具体的数量，而他的《自订年谱》中出现的最大数量是十五六万卷。

◎左侧的匾额“丁福保陈列馆”

◎陈列馆门楣上的刻字“畴隐居士小居”

如前所述，丁福保将赚得之钱有一部分投入了编辑出版方面，他下工夫最大者当是《说文解字诂林》。早在南菁书院读书时，丁福保就开始搜集跟《说文》有关的各类书，直到三十年后方编辑出版。对于该书的价值，于右任有如下讲述：

《说文解字》为研究国学必备之书，自逊清乾嘉以来，关于《说文》之著作，不下一二百种，学者如欲检查一字，非遍检各书不可，而单文零义之散见于各家文集及笔记中者，一时尤难检阅。今丁君编辑《说文诂林》，合原书一千余卷，囊括有清一代许氏之学，汇为渊海。检一字而顷刻即得，得一字而各说皆备，凡各书之所谓某为正字，某为借字，某为古文，某为异文等，昔人穷老尽气而不得者，今费半小时即可得之，所以此书不仅集许学之大成，实亦治《说文》者最便利之捷径也。

乾嘉朴学研究发轫点乃是文字学和音韵学，这使得对《说文》的研究成了显学，正是因为相关著述太多，查找起来很不方便，于是丁福保将他能够搜集到的所有《说文》著作进行汇编，使得使用者想看到某一字在历史上有多少种不同的评价，只要翻阅《诂林》一书，就能清清楚楚，所以于右任认为《诂林》一书是研究《说文解字》的捷径。

但也有人对此书评价不高，张舜徽在《爱晚庐随笔》中称：“近世若丁福保为《说文解字诂林》，直以浆糊、剪子分属多人为之粘贴以成编。谓为资料丛钞可也，岂得目为著述乎？”

张舜徽认为《说文解字诂林》一书乃是剪子加浆糊的结果，算不上著述。其实《诂林》一书原本就是著录前人对于某个字的解释，而能将数量巨大的《说文解字》著作提纲挈领地汇编在一起，在没有电子检索的时代，靠人工编出这么大的书，已然是嘉惠士林了。而丁福保笃信佛教，他做的很多事乃是出于功德，从他身后把所有书捐出的情况即可印证这一点。除此之外，丁福保还编过《古钱大辞典》等一系列书。对于丁福保所编书的数量，高振农在《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中做过如下统计：“先后编纂的译著有算学书十种，健康长寿法书二十六种，文字学九种，文学诗词八种，古钱学八种，杂著九种，佛学三十四种，医学七十五种，德育十种，道学二种”。

为丁福保的出版带来声誉者，除了《说文解字诂林》，另外还有《佛学大辞典》和《古钱大辞典》。关于后者，钱币研究专家马定祥在《忆泉界前辈丁福保先生》一文中写道：“当时余常到丁老府上拜访，亲眼见到他带领助手们进行编书之情景。他家住在上海大通路237弄6号，为一石库门楼房，进门是天井，在楼下右侧一大间统厢房里，靠墙有五只长写字台，写字台旁都是书柜，书柜中存放着各种书籍资料。每张写字台前坐有一人，均为丁老用重金聘请之专家学者，大都年事已高，工作却十分认真，或剪辑资料，或整理拓本，或埋头写作，各司其职，配合默契，显然他们共事已有较长时间了。丁老坐在该统厢房另一头一张圆桌旁，有时给病人看病，有时便和助手们一起工作。”

由此可见，丁福保常年雇一些德高望重之士来替他编书，而有病人时丁福保忙着行医，没病人时他就跟助手们共同编书。《古钱大辞典》对钱币收藏界影响巨大，而我在年幼时看到的第一部丁福保的著作就是该书，因为书内对每一种古钱标明了市场参考价，故此书成了藏钱币者按图索骥的指南读物。当时喜爱钱币者人手一册，大家都感慨丁福保如此的目光如炬。然而马定祥在此文中却称：“丁老并不长于钱币鉴定，亦不太熟悉市价，这两方面工作得力于戴葆庭先生。”可见，丁福保编出这样一部如此有影响力之书，并不是因为他对古钱有多么精深的研究，他只是想使得收藏钱币文化能够得以传播，因为他担任着中国古钱学会会长。

◎第一进院落

丁福保对《说文解字诂林》一书看得最重，所以才宁愿耗时三十年来编纂此书。他在该书的《自叙》中称：“颇以遍检各书为苦，偶寻一字，辄废时至一二日，积书至数十种，多方搜索，尚难该备，况散见于各家文集及笔记中者，尤不可指数，往往以遗忘而难于参检。”“所以此书一出，不仅集许学之大成，实亦治《说文》者最便利之捷径也。”（于右任《说文解字诂林·评语》）

由此可见，丁福保也曾翻阅过不少《说文》类著作，因此发现检索的不方便，所以就发誓要编出这样一部书。该书编成后，丁福保对此颇为满意，他将自己的藏书楼以此书命名，颜之曰“诂林精舍”。1931年，他请蒋维乔写了篇《诂林精舍记》，此文中提及了藏书楼的状况：“精舍在仲祜住宅之旁，凡三楹而层楼，入门，中间为厅事，东为客室，西为食堂，登楼，则图书满架，古今要典咸备。”

仲祜是丁福保之字。对于丁福保热衷编书这件事，李详在《历代诗话续编序》中有如下解释：“仲祜为南菁书院高材生，体弱善病，从事上古医书，参以东西经验药物，因持西医名世。而编定书籍，不中程不止，每日殆无少时为行散岸帻之乐，然仲祜颜色加润，不为之损，意者其以编书为服饵，具有道徵，未可知也。”

编书之事对于丁福保而言，既是功德也是养生的方式。虽然他为藏书费了很多的心力，然他并未死守所藏。江庆柏所著《近代江苏藏书研究》引用了记者所写《丁氏访问记》中的所言，当时是1944年丁福保七十一岁，“说到藏书，他是和一班爱书如命、不肯供诸同好的所谓藏书家完全不同。他藏书的目的，是将收藏的书集一大成就，就全部慷慨地捐给公众阅读的图书馆去，俾使一班苦学青年和学者能得到完整的阅读和研究机会。”

其实在此前，丁福保已开始陆续捐书，他在《自订年谱》1918年条下写道：“余以书籍捐入县立图书馆及竢实学堂图书馆，约千元。”而后的捐书情况，江庆柏在文中写道：

◎正堂内的壁画

他捐献给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的图书更多。到1920年时，该校所藏1868种、22904卷图书中，十分之七以上为丁福保所捐赠，而且最早创议恢复学校藏书楼旧观的也是丁福保，所以该校校长朱正色要说学校图书馆即“丁氏图书馆也”。朱正色将学校的藏书编了一部《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图书馆目录》。在这部目录的“序”中，他极力表彰丁福保“保存典籍、嘉惠士林”之功，表彰其在地方教育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但丁福保犹以所捐种类虽多，皆非善本而感觉汗颜、有愧，并发愿第二年续捐大宗书籍，以补前捐之不足。于是在1921年，他又捐赠了大批书籍，其中包括《读画斋丛书》《士礼居丛书》等。

……他向上海市立图书馆、福幼院、震旦大学等，捐赠过大批图书。1935年上海筹建市立图书馆，丁福保率先捐出藏书15000卷，1947年他又再捐大批图书给该馆。1938年，他一次捐给震旦大学2万余册、5万多卷图书，其中有不少元刊本，如程颐《周易经传》、《朱子说书纲领》、杜佑《通典详节》等。丁福保本拟将这批图书开办一所“丁氏图书馆”，改赠震旦后，定名为“丁氏文库”。除佛典及丁氏手批图书外，他所藏图书几乎全部尽于此。1950年又捐图书及石刻拓本千余册给北京图书馆。

如此达观的藏书观念真的令人感慨，而诂林精舍藏书的精华如今基本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对于这批书的来由，谭畅在《丁福保“丁氏文库”流传始末——以上海档案馆藏“丁氏文库”资料为中心》一文中称：“‘丁氏文库’，是近代藏书家丁福保捐赠给原震旦大学的一批藏书。此批赠书计二万余册、五万多卷，除佛典和丁氏手校之书外，几乎囊括丁氏‘诂林精舍’全部精华。震旦大学将其命名为‘丁氏文库’。该文库后经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调拨复旦大学，今藏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书库（光华楼西主楼）。”

而后谭畅在该文中详细介绍了丁氏文库的创建以及入藏复旦的过程，可见丁福保的藏书早在其生前就作了妥善的安排。他为什么要将辛苦所得一一捐出呢？丁福保在《丁氏图书馆目录稿·缘起》中做了如下解释：

◎第二进院落

◎正式展厅

每念衰老之躯，尔年无几，及身既不获尽读所藏之书，余子若孙又未必嗜书，若余一一出藏书以读之。而世之笃学之士或转有渴望余出所藏以快其一读者。余因思凡人当为社会服役，为有益于人群之事，不当为自私自利之谋，余于蓄书之始即立志于他日将藏书公诸士林。今以数十年之搜聚，正可以成吾志。此余所以决然将藏书使及门诸子编目列号创为丁氏图书馆也。凡馆目所载之书，人人皆可借阅，手续至为简便，不取丝毫费用。

如此通达，岂止是令人敬仰，他堪称藏书界的旗帜。故《藏书世家》中夸赞丁福保说：“胸怀之旷达如此无第二人。”丁福保1952年11月28日病逝于上海，终年七十八岁。

丁福保的故居如今找不到任何线索，而我从网上查得江苏无锡的灵山景区建有丁福保纪念馆。2018年7月27日，我来到了无锡，之前跟梧桐女史确认过寻访地点，她说此前曾往灵山景区寻找过丁福保陈列馆，灵山景区面积巨大，从入口处走到纪念馆有几公里的路程。梧桐称现为暑天，在烈日下往返走这么远的路难以忍受，故她正在找熟人希望能够开车入内。

◎里面陈列情况

◎丁福保的堂号挂在了这里

巧合的是，在无锡寻访过程中我见到了陶潜先生。约两年前我在苏州古籍书店举办《觅理记》新书首发式，同时在那里举办了一场讲座。承马骥先生美意，从苏州请来了摄影家陶潜先生做全程录像，由此让我与之相识。这次来到无锡，陶先生虽然因搬运观览石而伤了腰，但他依然拄拐前来相见，如此重情重义让我很是感动。与之聊到我的寻访计划时，梧桐讲到灵山景区太大之事，陶兄马上说他有办法。而后他给一位张导演打电话，由此而确定：明天一早由张导演带领我等前往灵山去参观丁福保纪念馆。梧桐闻言也很高兴，因为她发现此纪念馆不对外开放，她当时只看到了门外的情形，而张导演能够让我等入内参观，这当然是令人兴奋的一件事。

因为工作的原因，梧桐一大早先处理了一些业务，故赶到酒店接我时时间已较紧，于是我来开车她来导航，迅速地开到了张导演家附近，但还是迟到了一些时间。而张导演站在路边等候，这让我大感不好意思，好在他脸上并无不悦之色。我继续开车前行，又去接上了陶潜，陶兄在车上介绍说，张导演的大名是张则鸣，乃是无锡电视台资深导演，在业界很有影响力。张导演在路上说，他因为给灵山景区拍过几次纪录片，所以与这里的方丈相熟，他昨晚已经给方丈打过电话，方丈有事不在但已跟门口说好，同时也留下了丁福保纪念馆管理者的电话。

灵山景区距无锡有几十公里的路程，此处已与常州界接壤。到景区的入口处报上车牌，果真顺利入内。而后一路向内开，在里面看到不少的精致建筑，尤其那尊著名的灵山大佛。佛像前有巨大的广场，而这一带不断有一列列的游客经过。张导演对这里颇为熟悉，他指挥着我驾车左转右转，而后将车停在了一座大殿前，我等众人步行来到了一个院落。此院落乃是仿古建筑，门楣上刻着“畴隐居士小居”，而左侧挂着“丁福保陈列馆”字样的牌匾，此时有一位女工作人员走过来，她向我们问明情况后打开了大门。

◎不知是否为丁福保旧物

◎坚韧不拔

走入院中，眼前所见是一座U形的二层楼，楼的两端种满了绿竹。走入一楼大堂，里面颇为空旷，影壁墙是一幅精致的水乡图案。两边的侧墙上挂着一些展板，以此介绍着丁福保的生平。我等在此处一一拍照，以为这就是丁福保纪念馆的全部，但工作人员却示意我们后面还有。走进第二进院落，这里是回字形的二层楼房，面积比想象的大许多。

原来第二进院落方是主展厅，这里不但有丁福保的详细生平介绍，两间侧房还设有图书室，这里的图书并非是丁福保的旧藏之物，可以看出是许多现代人所捐。展厅内的玻璃柜里陈列着一些丁福保生前的著作，我在这里端详着他的标准像，由此而想象着他哪里有这么大的精力能够整理出如此多的著述。仅凭这一点，丁福保就值得崇扬。

纪念室内的一间侧房里悬挂了“诂林精舍”的匾额，但这里并未布置成藏书楼的模样，进内参观，里面有些旧家具，不知道是否是丁福保当年用过的原物。这里还摆放着一尊丁福保的半身塑像，制作得颇为传神，表现出了他那坚韧不拔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