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书楼探踪，莫棠铜井文房仍存

莫棠　（1865—1929）

字楚生，贵州独山人。莫友芝的侄子。主事衔，早年游宦两广十余年。晚年家住苏州，颇富藏书，娴于目录版本之学，绍继莫友芝余绪。雅好收录黔人著述，并尽力助其刊布。如收集郑珍的《巢经巢遗诗》，编辑《巢经巢遗集》二十四卷，勘定贵州遵义赵嵩（字筱容）的《含光石室诗草》，均由陈夔龙出资刊刻，广为流播。自编有《文渊楼藏书目》一册，著有《铜井文房书跋》一书。

贵州独山莫氏乃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文化家族，朱松华在《莫姓家族与贵州儒学的传播及民族认同》一文中提及该族原本称“沙滩莫氏”，自明代迁入贵州，而被称为“独山莫氏”。该文中提及独山莫姓有可能是布依族，其举出了两个理由：“其一，莫友芝兄莫希芝、莫秀芝的后裔现在都认定为布依族，莫姓同宗也被认定为布依族，其礼仪习俗也同于当地布依族。其二，独山、黔南无论历史上还是今天都是贵州布依族聚居区域之一。”

但也有人对这种说法表示反对，因为莫友芝生前自称是汉族，而莫家其他人也有类似说法，究竟真相如何，于此不展开探讨，但该家族在文化上的影响力，却能得到文化界的共识。

独山莫氏的文化贡献始自于莫与俦，他在嘉庆三年（1798）考中举人，转年考取进士。莫与俦在朝中与很多文化名人有密切交往，他在七十六岁时和郑珍的诗中写道：“老来不记旧卿相，独记先辈之高风。乾嘉之际盛人杰，翘者未易遂数终。鸿猷何啻冠当代，余绪亦足称儒宗。维南有洪北朱纪（原注：稚存、石君、晓岚三先生），就中爱我推数公。谓能负气少屈曲，稍学可作西南雄。”可见其与洪亮吉、纪晓岚等名家均为莫逆之交。

除了在外任职，莫与俦把很多精力都用在了研究学问上，他的学术观念对其子孙有深刻影响。莫友芝是莫与俦的第五子，道光十一年（1831）举人，而后他多次前往京城考进士，均不第。莫友芝在北京期间常常到琉璃厂买古书，道光二十七年（1847）的某天，他在琉璃厂遇到了曾国藩。当时的曾国藩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充会试同考官，也对藏书大有兴趣，两人在一起谈到汉宋之争，聊得十分投机。当曾国藩得知莫友芝来自偏远的贵州时，颇为惊叹其学问功底之扎实。后来曾国藩组织湘军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他派莫友芝到江南访书，可见曾国藩对莫友芝目录版本学之首肯。

同治十年（1871），莫友芝又到扬州、兴化等地访书，后病逝于兴化舟中，卒年六十一岁。当时莫友芝的九弟莫祥芝任江宁知县，他将莫友芝归葬于遵义。曾国藩闻讯后，伤心之余写下挽联：

京华一见便倾心，当年虎市桥头，书肆订交，早钦宿学；

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莫愁湖上，酒樽和泪，来吊诗人。

此联谈及了曾、莫二人之交往，联中的虎市桥头乃是指琉璃厂所在的虎坊桥，可见两人的确相识于古书肆。而对于莫友芝当年在琉璃厂买书的情形，他的同乡郑珍所写诗句最为人津津乐道：

莫五璃厂回，又回璃厂路。

似看衔书鼠，寂寂来复去。

郑珍的这首诗十分形象地描绘出莫友芝每日往返琉璃厂多次，不断地到那里去选书购书。而郑珍在《愁苦又一岁赠郘亭》的长诗中又写道：“日日琉璃厂，烂纸纵所窥。热处不解就，嘲骂理亦宜。”

对于古书之爱，若非深于此道者，难以理解爱书之人何以囊中羞涩却仍然流连于书肆的心情。

莫友芝最著名的目录版本学著作乃是《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对于该书的来由，莫友芝之子莫绳孙在该书的跋语中写道：

先君子于经籍刊本善劣、时代，每笺志《四库简目》当条之下，间及存目。其四库未收者，亦记诸上下方。又采录邵位西年丈所见经籍笔记益之。邵本有汪铁樵先生朱笔记并取焉。同治辛未，先君子弃养，绳孙谨依录为十六卷。凡经部：四库存目者三，四库未收者百十八；史部：存目者二十八，未收者二百有十；子部：存目者十四，未收者百九十八；集部：存目者一，未收者百二十一。其四库已著录，未笺传本者并阙之。盖是书当与《简明目录》合观也。

◎《童蒙训》二卷，日本文化十三年（1816）刻本，卷首与莫棠题记

除此之外，莫友芝还为江苏巡抚丁日昌撰写了《持静斋藏书记要》两卷，另外，他还给丁日昌编了《持静斋书目》。对于此事之来由，莫友芝在《记要》一书序言中写道：“同治丁卯秋末，友芝浙游，还及吴门，禹生中丞命为检理持静斋藏书三百有若干匣，散记其撰述人代、卷帙刊钞。逾两月粗一周，未及次序。明年春，开书局，董校旁午。夏秋间暂还金陵，略以四部别之，旋辍去。己巳开岁，局事稍减，及举官本《简明目录》，悉斋中所有，注当条下；《库目》未收或成书在后者，约略时代，条记于上下端，用助朝夕检览。……除复重，可十万卷。其中宋元善刻及旧钞，大部小编、单秘无副本者，且居十之三四。於乎，富哉！犹自以为未备，不欲泛滥编录，因举传本希见，指述大略，为《记要》二卷存之，以谂好古之士。”

莫友芝个人也是藏书名家，其所藏之本以《唐写本说文木部》最具名气，该文写在一种特殊的硬黄纸上，原书有宋代米友仁题字，并且钤有“绍兴”小玺印记，可知该书原为宋内府所藏。

莫友芝的这部书乃是得自他的弟弟莫祥芝，祥芝为莫与俦第九子，其字善征，父母去世后，莫祥芝由哥哥莫友芝抚养成人。咸丰初年，莫祥芝加入韩超军队前去追剿杨凤农民起义军，因为他的军事才能，获补湖南县丞，由此而结识了曾国藩。莫祥芝加入湘军后，更加展现出他的才干，但因其性格耿直得罪了他人，被诬告贪污钱粮，为此曾国藩向朝廷上奏弹劾，莫祥芝被革职，之后查明此为冤情，又以县丞补用。

其实曾国藩对莫祥芝有过劝告，柴萼在《梵天庐丛录》中写道：“莫善征大令祥芝，籍独山，子偲先生友芝之弟也。经术湛深，精许氏学，工八法，性狂放，高谈横议，睥睨六合，随兄子偲居公（曾国藩）幕，与庶昌交契。公奇其才，尝诏之曰：‘子与莼斋，皆黔中豪杰士也。志趣学业相伯仲，又俱好谈天下事。莼斋近日颇沉默，进德甚猛，吾子其有意乎？夫务为大言者，始自满，继自欺，终必流于妄，子当知妄人非如古所谓狂士者比，今欲祛子客气，须自勿妄言始。’善征‘唯唯’，立言行功过录以自省。”

平定太平天国之后，莫祥芝在多处任职，曾做过江宁知县，补上海知县，后来又提拔为知州。光绪十五年（1889），莫祥芝病逝于太仓，被儿子莫棠葬于苏州光福镇铜井山之阳。对此，刘汉忠在《江南“铜井寄庐”藏书考略》中写道：“光绪十五年（1889年）三月，莫祥芝卒于太仓州知州任上，光绪十七年二月，寓家于苏州的莫氏后人葬莫祥芝于光福镇旁的铜井山。李根源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三月游访西山，他在《吴郡西山访古记》提到的‘独山莫氏墓、宋氏墓’，即指莫祥芝夫妇墓。他的藏书事业由其子莫棠继承并发扬光大之，于是有了‘铜井寄庐’这样一座藏书楼。”

◎《仪礼疏》五十卷，民国八年（1919），吴兴刘氏刻嘉业堂丛书本，莫棠序

同治元年（1862）夏，莫祥芝从祁门来到安庆，他告诉莫友芝说黟县知县张廉臣藏有一册唐写本《说文》残本，莫友芝闻言大感兴趣，他想通过莫祥芝借来此书影抄一部，没想到的是，张廉臣十分大方地将此书赠给了他。经莫友芝考证，该书乃是写于唐宪宗李纯元和十五年（820），针对该书的价值，莫友芝写成了《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一书。

莫祥芝也有藏书之好，他在上海、南京、太仓一带任职时，因为太平天国战争的原因，很多藏书家的旧藏之物纷纷散出，莫祥芝因此收到很多珍本。李盛铎在《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的题记中写道：“汪氏（士钟）书亦有归于郁氏‘宜稼堂’者，经史佳本已为丰顺丁氏（日昌）所收，而郁氏书于前数年多归独山莫大令祥芝。”

莫祥芝有三子一女，长子莫科先其父而逝，次子莫祁娶黎庶昌次女黎瑞蓂，三子莫棠在藏书史上的成就仅次于其伯父莫友芝。其实，莫祥芝的这三个儿子均有藏书之好，遵义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所编《遵义文化世家》中写道：“宣统三年（1911年）后家居苏州。他们兄弟三人都喜好典籍，在莫祥芝的藏书中，常见到三人的钤印。莫祥芝去世后，藏书多由莫棠承传，后又倾尽所积，购典籍书画、古器物、建铜井寄庐藏书楼，堪称东南文献渊薮。”

明清以来，苏州乃江南藏书圣地，莫棠既有家学，又能生活在珍善之本繁富之地，再加上他与许多目录版本学家有交往，为此锻炼出了眼力，同时也得到了丰厚的藏书。而他在目录版本学方面的造诣，也使他成为了影响傅增湘走上藏书之路的重要人物之一。傅增湘在《藏园居士六十自述》中称：“辛亥避地上海，时方军兴，故家藏庋，一时星散，偶以百金买宋刊《古文集成》，为四库馆进本，出手得卢，私用自憙。更遍交沈乙庵、杨邻苏、莫楚生、徐积余、张菊生诸公，文宴从容，备闻清论，商略校雠，每见异书，持往质证，习之数月，忽有解悟，遂敢放意搜求。”

楚生乃莫棠之字，傅增湘将其版本成就与沈增植、杨守敬、徐乃昌、张元济相并提，藏园老人自称正是与莫棠等人的交往，才使得他用了几个月时间悟得版本目录之学的窍门，由此而一发不可收，可见莫棠等人对其影响之大。而傅增湘在《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七《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又称：“频年游吴门，多主于楚生家，其藏书咸得寓目。”

可见傅增湘与莫棠有密切交往，因为他多次到莫棠家翻阅其藏书，将莫棠藏本全部看了一过。而莫棠对傅增湘也多有关照，傅增湘在给明嘉靖本《精选陆放翁诗集》的题记中称：“莫楚生丈适有《前集》十卷，遂举以相赠。返都后付工合装，截鹤续凫，修短合度，忘其补缀之迹，是书缺而复完，胥出楚丈之赐。”

由此可知，傅增湘原本只有该书《后集》八卷，莫棠恰好有《前集》十卷，于是莫棠将其所藏赠给了傅增湘。莫棠不但赠书于人，也会受人所赠，杨艳燕在《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莫棠手书题跋古籍考释》中谈到了莫棠所藏的明嘉靖间王忬刻本《南丰先生元丰类稿》，该书上有莫棠所书题记：

光绪丁亥桐城萧敬孚贻余《元丰类稿》，缺十六至二十一凡六卷，欲觅本补钞，未遇也。乙未正月收此本于苏州，亦阙数卷。乃互相抄补，而皆成完书，可谓快事。萧赠本乃成化中杨参补，惜印本太后，修补已多，此盖据杨本重刊，行款悉同，而古雅不如也。四十六、七、八三缺卷不知何人正，取杨本配入，四十九至末则余所写者，时节近春分，尚复严寒，平地尺雪，二月二十日呵冻记。

◎大门上着锁

◎步行走入其中

此跋中的敬孚乃是萧穆之字，同治三年（1864）萧穆在安庆见到了莫友芝，于是他与莫友芝、莫棠有了较为密切的交往。萧穆最为赞赏莫友芝的书法，同时也很看重莫棠的版本目录之学，冒广生在《赠莫楚生即送其入都》一诗中写道：“桐城萧敬孚，今之斫轮手。为我称二莫，津津不去口。大莫擘窠书，腕下龙蛇走。小莫精鉴别，沈博未曾有。铭心到书画，入手办彝卤。”(www.xing528.com)

莫棠的藏书堂号，最为常见者为铜井文房，另外还有铜井寄庐、文渊楼和经香阁等。对于其前两个堂号的来由，刘汉忠在《独山莫氏铜井文房乃莫棠斋名》一文中称：“光绪十五年莫祥芝卒于官，后人莫棠等寓住于苏州光福镇，因当地有‘铜井山’而名其斋为‘铜井文房’”。

对于莫棠所藏精品，《遵义文化世家》中提及：“铜井寄庐藏书楼，收藏颇富，王文焘跋莫友芝批点本《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云：‘多名籍秘本’，藏书共达‘千六百余种’。藏品以明刊本、旧钞本、旧校本最具特色。有明正统年间刊本《后山集》，潘景郑先生《著砚楼书跋·后山集》云：‘此本百年前，已珍如吉光片羽矣’。正统刊本《青阳集》，他又在《著砚楼书跋·青阳集》云：‘最为罕觐………有光绪癸巳独山莫楚生先生跋语，当是辗转流入莫氏者’。明洪武十年刊本《宋学士文粹》十卷《补遗》一卷，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称‘极为罕觐’。明万历九年广东布政使司刊刻的《苍梧总督军门志》极罕见”。

看来莫棠所藏的明洪武十年刻本《宋学士文粹》曾被傅增湘著录，可惜这部难得之本未能被藏园所得，傅增湘在《藏园群书题记》中写道：“此《宋学士文粹》……字体疏劲古雅，是学人之笔，非钞胥所能梦见，镌工尤精湛绝俗，宜与宋元本等量齐观也。余旧闻莫世丈楚生言，宋文宪集以《文粹》最为罕秘，且字画精致，亦非寻常元刊可及，心慕已久。嗣游吴门，楚生语及近于书友李子东许偶见残本，因属踪迹之，良久，邮致而来，开函展玩，惊喜逾常。行密如樯，字细于豆，古香馣蔼，灿目袭心，洵可为箧中奇珍秘玩矣。惟刊本只有卷一之五，余夙知楚生丈许藏有全帙，遂假以北来，……各分写一卷，俾成完璧。……楚生殁后，楹书散亡，此本未知流落何许，思之怆然不怡。……”

其实莫棠藏书不仅仅是关注珍善之本，其对清人著述也多有留意，比如中华书局资料室所藏乾隆十二年（1747）刊刻的《怀清堂集》中有莫棠所写之诗及小序：

汤西崖《怀清堂集》，收于坊间，破书，其中痗烂虫栖，手不可触，费定生为补缀之，既重装若新矣。

康熙风流浙江西，继齐诗名竹垞齐。我爱黔中纪行句，故乡山色入吟题。

论诗老友怆人琴（每得本朝诸大家诗，必与赵筱容读而论之，今筱容没矣），每得新编感不禁。犹有故人勤拾补，手披断帙剔残蟫。

看来此书品相极差，莫棠得到该书后作了仔细的装池，其爱书之情由此而突显。对于其何以购得那么多珍善之本，王文焘在跋莫友芝批点的《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中写道：“楚生姻丈棠，为犹人教授之孙，善征大令祥芝哲嗣，郘亭征君友芝、芷升师庭芝之犹子。随官江南，宗仰世父书法，收藏步趋法则。困滞棘闱，乃筮仕粤东，历任韶州、琼州等府。储书富有，多名籍秘本。辛亥后归江南，卜居金阊，南中大吏多旧交，尝以榷税事任之，所得仍以购典籍书画古器物。去秋归道山，莫氏学派与长物尽散出归他人矣。”

可见莫棠的藏书之好的确受莫友芝之影响，同时他与贵州藏书家黎庶昌、陈榘都有密切交往。对于莫棠的经历，史丽君在《莫棠生平及其藏书与题跋考述》一文中写道：“1888年莫棠曾游日本，期间与黎庶昌、陈衡山等交往甚密。1889年，莫棠因其父莫祥芝‘陇于铜井，遂家郡城东’。1900年后，莫棠致仕粤东，常居岭表，期间曾从事黄埔武校。1907年，莫棠出任韶州知府。1910年冬，莫棠‘再管广雅书局提学’，欲印行《伊江笔录》未果。1911年‘假郡琼台’，任琼州知府，辛亥革命延及琼州后，莫棠弃职归于江南，寓居苏州。”

正是因为莫棠去日本访过书，并且跟黎庶昌家有亲戚关系，为此他对《古逸丛书》版本的递传颇为了解，他在《古逸丛书》本《荀子》一书的跋语中写到了该书版片后来的情况：“光绪甲申，遵义黎莼斋先生为出使日本国大臣，刊《古逸丛书》二十六种。其秋，莼丈奉诏将归，奏请置书板于江苏书局，得旨允行。时先君为上海县令，巡抚委官汤纪尚来迎收板片，板至启视，则每板四周皆护以木条，长短与板齐，广寸余，刻地甚浅。日本刷印法先以棕帚涂墨，拂纸既平，则以一圆物坚薄者平压而宛转磨之，故字外不渍墨，而字字匀洁。官匠皆相顾敛手，于是去其护板之木，复刓深其刻地之浅者，在县斋召匠试印。余遂请于先君，觅佳纸附印，其中经、子及《草堂诗笺》各数本，尚称精好，然行间已不能无濡墨。迨后板入局中，则更无佳印矣。当时日本摹印不足二百本，莼丈尝以数本授余，取价为之还夙负，每本五十金，岂知今日遂逾十部之值乎。”

这段跋语成为后世研究《古逸丛书》最重要的原始史料，而因版本的不同，该书的市场价格也差异甚大。

除藏书外，莫棠对古砖拓片也多有留意，方笑一在《莫棠〈铜井文房砖录〉的文献价值》一文中谈到莫棠的《砖录》一书有两部稿钞本，其中苏州图书馆藏本为陈子彝所抄录，该书末有陈子彝所写跋语：“独山莫氏藏古砖数百方，今尽归吴中许氏。此《铜井文房砖录》一卷，盖为莫楚生手订，为吴中王氏海粟楼所得，壬申初秋，假之录副，以实书藏。子彝校记。”

由此可知，苏图本乃是本自王謇海粟楼所藏的莫棠手订本，1932年陈子彝从王謇手中借得此本抄录一过。而另外一部钞本则藏于上海图书馆，此书有冯雄跋语如下：“戊子五月，从吴君重晖借得此书稿本，请刘君文蔚迻录一册。越两月，携至上海，送合众图书馆收藏，颇望有好古之士见而刻梓以传也。南通冯雄识。”对于古砖的价值，上图藏本中有莫棠所写跋语如下：

《御览》引郑缉之《东阳记》：“独公山临溪古冢砖有筮言吉，凡十二字。”又《会稽十城地志》上虞县冢砖题文，及《舆地志》谢灵运得琵琶圻冢甓隐起有字，虽其言同异，要皆砖文见纪载之最古者也。厥后宋人说部、方志中亦或散见。鄱阳洪文惠撰《砖录》不传，惟于《隶续》载一二。迨于国朝，秀水、仪征先后倡导为金石学者，始竞臧弆著录。嘉兴冯柳东太史遂合诸家所有，成《浙江砖录》一书，而江左砖刻习于耳目者，不过宝鼎、蜀师寥寥数事。同治庚午，先君知江宁县，神策门外有古墓崩坏，躬往履视，循令封禁，曾得圮出篆文数砖，曰“富且贵至万世”，或祗“富贵”二字。时余生且六年，见从兄辈手事模搨，亦渐知尘土中物以有字为贵矣。数十年来，殊不恒遇，遇亦间收，乃复转徙毁失，所存无几。顷岁时游秣陵，属有通山开路之役，古砖日出，余每至，必载数者以行，遂积至七八十馀，孙吴、萧梁居其泰半，而砖之有图绘者，山川、人物、宫室、车马、草木、鸟兽咸备，诚为历来言甓者所罕备。计海内两朝碑版存者，吴不及五，梁不逮十，今诸砖书势，类若其时能事者所为，不尽出于陶人匠氏之手，而紫髯公雄视一代，江东三世，十七改元，但阙其一，则今之所获不已厚乎？爰合夙有断以百砖，编录如右，如皕砖千甓，吴越著闻，生际盛时，从容考论，余固不惭其多，独羡其身世之幸也。壬戌二月丁亥，独山莫棠。

该跋写于民国十一年（1922），莫棠在此跋中讲述了历史文献对古砖的著录，同时也讲到了古砖的价值所在，更为难得者，莫棠不仅是收藏有字之砖，同时还收藏一些带有图案的砖，正是他的著录使得后世了解到江南地区出土古砖的情况。

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的流传也跟莫棠有直接关系，莫友芝去世后，该书原稿由其子莫绳孙整理为四册十六卷，此稿后来归了莫棠，莫棠去世后其藏书散出，该稿又为潘景郑所得。潘景郑在《著砚楼读书记》中写道：

丁、戊之际，莫氏书散，此稿本四册流入飞凫人之手，斥二百金得之。全书虽非郘亭先生手笔，而朱墨灿然，审为先生父子群从递校之稿。书用皮纸，版心有“通鉴索隐”及“文选”等字，疑先生于两书容有撰述，故缮写时偶用其纸耳。取校各本，时有出入，洵乎原稿之可贵。予虽汇校多本，得此所谓“千羊之裘不如一狐之腋”矣。稿附南阳叶焕彬手跋，详及此书源流，然此稿莫氏实未付梓耳。

光绪十七年（1891），莫棠又根据原稿本过录了一部，同时他还把劳格对《四库简明目录》所作批注也过录其上，但因为莫棠过录时只是为了使用，他并未标明哪段批注为何人所书，故这部过注本实际包含了莫友芝、莫绳孙、劳格以及莫棠本人的批注。莫棠原本要将此稿付刊，而广东提学沈增桐为之审定刻例，然此事未成，过录本却遗失了。好在此前苏州书商侯念椿从莫棠处借到这部过录本抄录了一册，这部钞本流传开来，成了后世主要的刊印底本。以此可知，莫棠对传播莫友芝文献之学做出过不小的贡献。

莫棠对于后世之影响，当代著名目录学家杜泽逊先生在《我与〈四库存目标注〉》中有过这样一段讲述：“1992年1月，我奉王先生之命到北京中华书局送《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的部分书稿，随后到琉璃厂逛旧书店，无意中发现一部《钦定四库全书附存目录》（简称《四库存目》）清刻巾箱本。在这之前我还不知道《存目》有单行本。书中有朱墨批注各书的版本。从书中夹有一页‘民国卅四年一月十四日星期日’的日历，并且从日历背面用来批注《四库》漏收之书来看，批注者是民国后期的学者。书中还夹有开明书店稿纸一条，或许这位学者在上海。顾廷龙先生曾怀疑是陈乃乾先生手笔，我去北图查过陈氏手辑的莫棠《铜井文房书跋》，觉得有差别。至于书中钤有‘莫棠楚生’一印，亦不敢信其为真，因为莫棠的印章都很精细，这一方粗疏多了。不过书中的批注却刚劲遒美，手笔不凡。我花了八十五元买下此书，大约超过了当年我的月薪。我回家与《四库提要》比对，发现占批语绝大多数的朱批，全部取自《提要》，只有占批语少数的墨批是批注者从别处获得的版本信息。不管怎么样，这是我计划作《四库存目标注》的直接原因。”

◎天寿禅寺全景

正是因为这部书，使得杜泽逊用15年时间写出了《四库存目标注》一书。虽然文中提及不能确定是莫棠亲笔所书，然而正是这件事使得杜先生在四库存目方面作出了巨大的成就。

莫棠去世后，他的藏本很快散失出来，张元济在《黄丕烈校本〈贾子新书〉跋》中写道：“戊辰秋，友人莫楚生殁于苏州。不数月而藏书尽散。余友潘博山得此书于肆中，定为黄荛圃先生所校，携至海上以示余。余谓博山所识为至确也。卷一后有朱笔八字，曰‘成化癸卯乔缙本校’；墨笔亦八字，曰‘正德九年陆相本校’。之二本今皆不可得见，虽校出之字有时似不逮卢本，然孰敢谓卢必是而乔、陆皆非哉？乡贤手泽，善本遗文，博山其珍视之。海盐张元济。民国十七年七月四日。”

由此可知，莫棠病逝于苏州，几个月后，他的藏书就散失了出来，其中潘博山得到了一些。潘景郑先生在《明景泰本尔雅单注跋》中称：“（此书）经独山莫楚生先生以朱笔补写于后……此书得自独山莫氏，忽忽已及十年，乱后携来沪寓，寻绎旧业，恍如隔世矣！”而潘先生在《妙道人手校旧抄本穆天子传》的跋语中又称：“此册为独山莫氏铜井文房旧物，楚生先生手跋考证为详。莫氏书散，归积学斋徐氏。曾几何时，又流入市廛，余遂得之。”

铜井文房藏本散出之后被不少藏书家得到，对于其原藏概貌，莫棠有两部书目存世，一为《文渊楼藏书目录》，该书著录藏本约一千三百余种，另一部为《铜井文房书目后编》，此书著录四百种。对于其藏书的整体情况，张宪光在《从影山草堂到铜井文房》一文中说：“铜井文房藏书，以父兄旧藏为基础，又经莫棠数十年苦心经营，为寓苏藏书家的代表人物。”

然而铜井文房究竟处在苏州的何处呢？虽然傅增湘几次前往该处，但他却没有注明具体地点。张宪光在文中称：“莫棠早岁随父仕宦于皖、苏、沪一带，成年后曾游宦两广十余年，官至广东韶州知府。民国后弃官归隐，寓居苏州光福镇铜井山下，以‘铜井文房’名藏书之所。傅增湘每次到苏州来，都会下榻于此，可是其具体地址今已不得而知。”

七年前，在马骥先生的安排下，我前往光福镇寻访历史遗迹，当我们瞻仰完经学大家惠栋之墓后，当地乡干部告诉我说，后面的那座山就是铜井山，而莫棠的铜井文房就得名于该山上的铜井。当时我本想前去探看，然因带路的朋友已经辗转到第三波，更何况我不能确认上山要费多大周折，故只好作罢，打算下次再来访之。未曾想，这一等就过了将近七年，2019年8月19日，我来常熟办事，乘当地朋友之车前往铜井山去探看那口铜井。

◎水池

开车一个多小时来到了光福镇的铜井山，跟着导航开到山上，然而行驶到半山腰时却见这里大门紧锁，我们只好将车停在路边，步行走入大门之内。前方的路虽然很平整但坡度却很大，当日阳光明媚，走在柏油路上，两分钟不到我们就汗流浃背。我们吃力地向上走，一直走到山顶，然在山顶上却看不到任何建筑，脚下的路又向山的另一侧下行，展眼望去，前方是一座更高的大山。我们走到此处时，气力全无，实在没有力气再继续向上攀爬，于是用导航重新搜索，到此时方看清我们走的是后山之路，而铜井处在此山另一侧的天寿禅寺内。

无奈只好原路下行回到车上，按照导航指示的路线开向山的另一侧。在路上看到了苏州市吴中区烈士陵园，于此前行一公里又看到了木荷林自然保护区。继续前行二百米拐入一条岔路，这条路的坡度很大，有一段道路窄到无法错车，好在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车辆，朋友小心驾驶，又行驶出几公里，终于开到了铜井山山顶。

山顶上的天寿禅寺比想象的小很多，仅有几间建筑，我在山间的空地上看到一个方形的水池，旁边没有说明牌，想来这应该就是铜井。据说这口井因为水色如古铜色，并且长年不枯，所以被人称为铜井，然而我看到的池中之水却并非古铜色。我围着这个小方池转了一圈，又在另一侧看到用铁网封起的另一个水池，此水池旁边的崖壁上刻着“灵泉”两个大字，落款为“晋王祥题”。我围着铁网四处探看，找不到镜头可伸入之处，于是只好将铁网扒开一个小口子，而后伸入镜头，终于拍到了里面的情形。里面的水看上去似乎比外面那个池子干净一些，并且通有管道，不知道这是不是此寺的饮用水源。

铁网附近看不到“铜井”二字，于是想找寺内的僧人了解情况，但在这里只听闻到前大殿有电子念佛机的声音，没有看到一个人影，于是向后几进大殿一一看过去。我们把寺院转遍也始终未找到僧人，却看到有些大殿内供奉的是道家人物造像，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讲法。

站在山坡上下望，远远地看到山脚下的光福镇，从沿途的植物生长情况看，很多枝条已经蔓延到了路面的三分之一，开车驶过时枝条不断拍打着汽车车身，这更加说明少有人会来到这处在山顶的天寿禅寺。当年莫棠会在这里建造他的藏书楼吗？以那时的交通情况看，这种概率不高，但是为了写这位先贤，我也只能以这口铜井来作为文章的落脚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