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荃孙·艺风堂，书楼探踪

缪荃孙　（1844—1919）

近代藏书家、校勘家。字炎之，又字筱珊，晚号艺风老人，江苏江阴人。清光绪进士。历任京师学监、翰林院编修等，并主讲南菁、钟山等书院。1907年创办江南图书馆，1909年任京师图书馆正监督。著有《艺风堂文集》《艺风堂金石文字目》等。

缪荃孙乃是中国目录版本学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杜泽逊先生在杨洪升所著《缪荃孙研究》一书的序言中称：“光宣之际迄于民初，言藏书，言版本校雠，言目录碑版，当推江阴缪艺风荃孙为大宗。”章钰则直接把缪荃孙称为“书祖宗”。（《艺风堂友朋书札》）即此可见，缪荃孙在目录版本学上的成就，受到了业界的广泛肯定。

2014年，凤凰出版社出版了大部头的《缪荃孙全集》，这部大书是由张廷银、朱玉麒主编，其中“日记”部分是以北大所藏稿本为底本，而后予以了点校。这四册本的点校“日记”，是缪荃孙三十二年间所记，有着180多万字的体量。翻看这本“日记”，缪荃孙几乎天天都在跟书打交道，他读书、校书、买书、刻书，其一生几乎全跟书有关，难怪在他诞辰170年之际，国家图书馆特意举办了纪念活动并出版了相关的论文集。

缪荃孙出生于江苏江阴县申港镇，申港缪氏乃是当地的望族，该族原本祖籍河南，南宋绍兴年间，缪宏毅到南方为官，而后定居于江阴，这一支在当地渐渐发展了起来。缪荃孙的祖父名为缪庭槐，他是进士出身，曾任平凉府知府；而其父亲缪焕章是举人出身，当过贵州候补道。这两人是否有藏书之好，史料未曾记载，但缪荃孙在《艺风藏书记·藏书记缘起》中写道：“荃孙年十二三，住申浦老屋。屋中存书四大厨，读经之暇，即取阅之。诸史杂家，尤所心喜。”

缪家有四大橱书，这说明缪荃孙的祖辈和父辈有一定的藏书量，正是这些书让缪荃孙对藏书之事有了感性认识，而后奠定了他在这方面一生的作为。但真正得到版本目录学的门径，则是他考中举人之后的事情。

同治六年（1867），缪荃孙中举，他的座师是广东藏书大家李文田，李对缪特别地喜爱——“以目录之学相勖”（《书林清话》缪荃孙序）。能够得到名师指导，这当然是人生中的幸事。同治七年（1868），缪荃孙第一次进京参考，在此期间他开始买书，此乃缪荃孙收书之始。光绪元年（1875），他为张之洞起草《书目答问》，自此之后，他的目录版本之学得到了很大的长进。

从代张之洞起草一事，可见张之洞对缪荃孙极其地信任，甚至嫉妒李文田成了缪的座师而非自己，张之洞在给潘祖荫写的信中称：“若农学士使蜀得缪君，使浙得莼客及潘鸿，皆恰不与晚相值，此自榜运使然，徒为难羡而已，言之至今耿耿。”

张之洞把不能得到缪荃孙这样的弟子归之为“榜运”，虽然有着这样的遗憾，但他仍然努力地提携缪荃孙，缪在《祭张文襄公文》中写道：“荃孙之于公也，岁癸酉始入谒，至乙亥而及门，捧手以授大义，提耳以领微言。乃眷注之独厚，亦屡呼而屡援。”

光绪二年（1876），缪荃孙考中了进士，而后进入翰林院，当时他就想读《永乐大典》，但那时的人不以此为意，反而嘲笑他不好好想着当官，去做什么学问，这种境况让缪荃孙很是无奈，但想翻阅《永乐大典》的心思一直没有放弃，这一等就是十年，此后他才有了机会借读《永乐大典》。而后缪荃孙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读了这部大书中的900册，这使得他对历史典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缪荃孙撰《艺风藏书记》八卷，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刻本，卷首

◎缪荃孙任校雠《东坡七集》一百十一卷，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至宣统元年（1909）端方宝华盦据明成化本影刻本

光绪八年（1882），缪荃孙任国史馆修纂，三年之后升为了总纂，可是在编书的体例问题上，他与国史馆掌院徐桐发生了矛盾，于是徐借机打击缪，让缪受到了罚俸两年的处分。晚清时期，康、梁提倡新学，而缪荃孙坚持传统的考据之学，为此他跟梁启超发生了书信上的争论。辛亥革命爆发之时，缪荃孙正在京城，之后，他就以遗老的身份住在了上海，直至去世。

缪荃孙在上海期间，以其个人魅力影响了很多富人，使得他们也有了藏书之好。《历史文献》第五辑上刊发的《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选辑·史部（续三）》中，收有秦更年的一则题跋，秦在该跋中写道：“沪上富人之解藏书刻书，亦皆先生有以倡之，得不谓为书林之德星欤。”看来，缪荃孙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正是在他的感染之下，上海不少的有钱人都开始“富而好礼”。

民国三年（1914），缪荃孙主持了《清史稿》的修纂，王锺翰在《张尔田谈〈清史稿〉纂修之经过》一文中称：“民国三年（1914），开清史馆，赵尔巽为馆长。聘总纂、纂修、协修，先后百数十人，而名誉总纂、纂修、顾问不计焉。馆中执事者，有提调、收掌、校勘等职。是时遗老，有主张修史者，有以为不当修者，卒之应聘者多。缪荃孙为国史馆总纂前辈，以史事自任，巍然为之魁率。体例未定，建议蜂起。梁启超所言尤繁夥，然多不中义例，卒从荃孙之议，而略加通变。”看来，当时的梁启超也给《清史稿》的编纂体例提出了很多的建议，但他的所言大多未被采用，而缪荃孙的意见则基本上被采纳。以此可见，二人在正统的体例的理解上有着较大的差异。

关于缪荃孙的藏书事迹，相应的历史记录很多。他在京期间，常常到琉璃厂去买书，他到上海办事时也会大量地买书，有时一买就是多部，比如《戊子日记》八月二十五日：“在醉六堂购得全谢山《句余土音》《鲒埼亭诗集》《拜经楼题记》《陵阳小稿》《金石例》《祠部集》《牧庵集》《伊犁总统事略》《泾渠志》《复社姓氏传略》《沙河逸老小稿》十一种，去洋卅元。”这天他在醉六堂买了11种书，花了30块大洋。不知那时的书价和收入之比，有着怎样的比例，但其买书之豪气，由此可以显见。

从市场上购买版本，当然会涉及到鉴定问题，比如《戊子日记》四月二十日所载：

二十日辛丑，晴，大风。校《韩集补注》。录阌乡、卢氏金石。幼农来。崇文阁送江氏《尚书集注音疏》来。博文书局送旧刻《汉隶分韵》来。校《奏议》及《曾文正书札》。恒裕送李贵猷、李辉炯、莫小农照来。

《汉隶分韵》似明翻本。估人因书局有“绍兴乙亥万卷堂镌”，推为宋板，索值甚昂。《拜经楼藏书题跋记》载有宋板、有元板，《提要》云不知撰人姓氏。此书次行有“大宋郭忠恕编次”，然用平水韵，必非宋人所撰，焉得有宋板也！且“大宋某人”，他书无此，决为书估伪托无疑。

在大风天里，缪荃孙在家校书，而后两家书店分别送货上门，其中有一部《汉隶分韵》被书商认定为宋刻本，故而开出了很高的价钱。但缪荃孙却以自己的知识从内容上着眼，认为这部书不可能有宋版。可见，他的鉴定不单纯是闻风望气，他还综合了各种知识，由此而得出最终的答案，来判定某部书真正的版本。

书商出于利益考虑，往往会虚报古书的版本，以此来卖得更高的价钱，藏书人则需要练出鉴别的本领，才能少上当。这样的过招在《艺风老人日记》中比比皆是，比如《乙未日记》三月十六日：“陈百年送书三种来看：一，《柳文》半叶十三行，明刻本；一，《古今源流至论》前后别续四集，元刻本；一，《文章正宗》，明刻本。售者均以为宋刻也。”这天，书商陈百年送来三部书，其中两部明刻、一部元刻，但陈都说是宋刻本。宋刻与明刻之间，差价巨大，而缪荃孙却能轻松地鉴定出真实版本，难怪他的藏书以精湛著称。

◎缪荃孙辑《国朝常州词录》三十一卷，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云自在龛刻本

◎《丹邱生集》五卷，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息园刻本，缪荃孙跋

缪荃孙一生究竟藏了多少书，没有确切的数字，因为他的书有时是边买边卖，所以没有一部完整的目录流传下来。缪荃孙在《艺风藏书记·藏书记缘起》中自称：“旧刻、旧钞、《四库》未收之书、名家孤传之稿，共十余万卷。”他在这里仅点出了自己所藏的精善之本，仅这一部分就有十几万卷。一般而言，藏书家大多是普本多、精本少，若以此比例推之，缪荃孙的藏书应该远超此数。

相对而言，对缪氏藏书给出较为明确的数字者，乃是邓之诚，其在《云自在龛随笔序》中写道：“艺风先生与予同为庄氏老少女婿，予自滇出蜀，顺江东下，丁巳秋始贽见于上海。所居在虹口，曰联珠楼，以得宋刊《窦氏联珠集》而名。楼上下五楹，藏书十一万卷，三万余册，触目皆佳籍也。铭心之品，则置于卧内。”

邓之诚跟缪荃孙有着姻亲关系，他们分别娶了庄氏的女儿，故邓的所言应该比较准确。邓之诚在上海缪荃孙的家中看到了艺风堂藏书的大体规模，其称缪荃孙在上海的藏书楼名为“联珠楼”，而此堂号是缘于缪荃孙藏有宋版《窦氏联珠集》，该书被缪认为是自己所藏宋版中的最佳之物。

缪荃孙在上海期间因为没有了收入，故很多时候都是靠卖书来维持生活，但他并不回避这一点，《艺风藏书再续记》序言中称：“予自国变，蠖居海隅，佳椠旧钞往往易米。”靠卖书来生活对一个爱书人来说，当然是一种不得已，但毕竟为了活着也只能做这种非所愿之事。(www.xing528.com)

其实，缪荃孙卖书有时也并非单纯是为了换取生活之资，傅增湘在《藏园群书题记》中称：“老人晚岁侨居上海，时鬻去储籍，为刊书之资。”看来，缪荃孙卖书换钱有时乃是为了刻书，因为刻书之资是不小的一笔开支，而缪氏为了将这些珍善之本广为流传，宁可出售自己的藏品，这也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

但是，古籍善本在某些方面跟古玩有着同等的性质，当藏主需要钱而急着出售藏品时，往往不能卖得好的价钱。民国六年（1917），也就是缪荃孙去世的前两年，他拿出自己珍藏的16种宋元善本准备卖给刘承幹。当时这批书先拿到了刘的府上，叶昌炽恰好来到刘家并看到了这批书，叶将此事记载在了《缘督庐日记》民国丁巳年（1917）四月十五日这天：“赴翰怡之约……出宋椠书共赏，《窦氏联珠集》最精，有‘顾大有藏’印，又有‘百宋一廛’及‘荛圃藏书’诸印；钱叔宝手钞《华阳国志》；南宋刻《尚书孔传》，附《释音》，重言重意本。其次赵善璙《自警编》，真西山《大学衍义》，元明间刊本。闻皆艺风老人物，欲归翰怡，而谐价未成也。”

◎导航把我带到了季子禅寺的门前

这批书中竟然有缪荃孙的镇库之宝——《窦氏联珠集》，而该书乃是黄丕烈“百宋一廛”之一，可见缪荃孙这次卖书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然而也如叶昌炽所言，因为价格的原因，刘承幹没有买下这部著名的书。到了民国七年（1918），缪荃孙又想将此书出售给丁福保，丁在《畴隐居士自订年谱》中写道：“缪筱山先生荃孙出示宋本《窦氏联珠集》一册，此为宋椠精本，其价直千五百元；又出示宋刊《淮南鸿烈解》，汉许慎注；宋刊《吕东莱集》、宋刊《李翰林集》、宋刊《新唐书》、宋刊《范文正公集》、明安国活字本《颜鲁公集》、明蜀府活字本《栾城集》、明万玉堂刻本《太玄经》、通津草堂本《论衡》等，皆善本也。”由此可知，缪荃孙将此书拿给丁福保，开价1500大洋；余外还有一些精本。看到这个书目让我陡生羡慕，但不知什么原因，丁福保也未将其买下。

显然，这时的艺风老人有些缺钱，卖书不成，他就将一些书抵押给丁福保，丁在《自订年谱》中写道：“缪筱山先生藏书最富，且多善本，一日忽携带宋版《宋文选》、明版王本《史记》等来，质千元而去。”这次的抵押物中没有包括他的镇库之宝——《窦氏联珠集》，这部书哪里去了呢？原来他将此书卖给了林钧。

林钧喜好碑帖，民国初年曾跟随缪荃孙到处访碑，缪荃孙去世后，他买到了一大批艺风堂的旧藏，他在《箧书剩影录》自序中说：“辛酉北上，归道淞滨，适值江阴缪氏艺风堂藏书出贳。艺老下世不久，后人弗守，所藏流散。迹其收藏，实为近代巨擘。肆主居奇，索价甚苛，曲尽措筹，以重金收得金石书及四部善本二百五十余种，如获至宝，捆载归舟。”林钧路过上海时，正赶上艺风堂的藏书整批出售，于是林买下了一大批。

◎大门紧闭

这些书中是否包括了《窦氏联珠集》呢？其未列出书目，故难以知之，但是他的《箧书剩影录》中却记载了其出售该书时的心情：“此本常携行箧，旅沪困于生计，友人作缘质于某处，旋以索债迫切，无法筹偿，踌躇多日，终决割爱，予频失眠，食引痛于衷，于今忆及，犹有余恨也。”看来，林钧也特别喜爱这部绝妙的宋版书，他常年把该书带在身边，可惜因为资金困难，只好将书抵押到某人处，以此来借款，而后无法偿还，只好将该书出售。此书离去之时，林钧痛苦异常。

由此可见，缪荃孙要比林钧豁达许多，因为缪在生前就准备将该书卖出，虽然未果，但也没有痛苦万状的记载，缪荃孙曾在《澹生堂藏书约》的跋语中写道：“祖、父积累有年，一入子孙之手，无不烟销灰灭，凡收藏家类然。”天下之事真是有聚必有散，缪荃孙对此看得很明白。而有意思的是，当年刘承幹可能是嫌价高而未购下这部书，可是林钧再次售出该书时，最终还是到了刘承幹的手中，因为此书著录在了《嘉业堂藏书志》卷四。

缪荃孙去世后不到一年，其旧藏就被儿子缪禄保卖了出来。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写道：

筱珊先生子寿，名禄保。己未岁，以所藏书售之上海古书流通处，所余抄校本及刻本之罕见者尚不少，并家稿携之入都。十余年来，零售略尽，并先生自撰《五代史方镇表》，亦售与北京大学。

可能是整份出售的原因，缪荃孙的旧藏今日在市面上并不多见，虽然拍卖会上时常能够看到钤有“荃孙”藏印之书，但从书的质量以及钤章墨色来看，这些均为缪荃孙去世后外人拿到他的藏书印后胡乱钤盖在书上者，因为该印章刊刻精雅，并且在其真本上也有同样的印迹，所以印章并非伪刻，这就是业界所言的“人死章不烂”。

虽然如此，但偶尔也能看到一些缪荃孙真正的旧藏之物，而我也陆续买得了数种。最为遗憾的是，我曾在老书商魏广洲家看到一些稀见的唐人写经，魏老先生告诉我，这些经就是他从缪禄保手中买得者。但那些经大多在纸幅上有挖洞的痕迹，魏广洲告诉我，被挖掉的地方乃是绘有彩色的佛像，而他从缪禄保处得到这些经时就已经是这个模样。至于这些被挖之洞是在藏经洞发现时就已经如此，还是被缪禄保所挖，就不得而知了。

被挖了洞的写经看上去怎么都觉得别扭，为此我没有将其买下，魏广洲去世后，这些经就不知所踪了，今日想想，未能得到这批特殊的经，也算是一种遗憾。

缪荃孙纪念馆位于江阴市镇澄路1666号。开车前往此处，导航却把我带到了一处佛寺的门前，此寺名为“季子禅寺”，这个名称略显奇怪。在寺门口向人打问，原来我所找的纪念馆在此寺正对面。虽然是对面，但两者之间却隔着一个面积很大的公园。从公园穿行而过，我看到了一处白色的半仿古建筑，走到正面果真看到了“缪荃孙纪念馆”的字样，而这个匾额之上还有“缪荃孙图书馆”的招牌。

我在网上搜得的信息称，该馆的门牌号为“694号”，然我眼前见到的铭牌则是“1666号”，不知是搬迁的结果，还是网上胡乱写出的错误。但我到达此馆时，这里的大门紧闭，敲击一番，无人应答，只好围着这处纪念馆四处探看。无意间，我发现其正门右手的位置隐隐地似乎有雕像，于是向那里走去。

走到近前，我看到了一排展板，上面介绍着缪燧的生平。十分惭愧，我在此前并不知道此人是谁，回来查资料方知，这位缪燧是缪荃孙的六世祖，是康熙朝著名的清官，奇怪的是这些展板上却未曾提到缪荃孙。

展板的侧旁有一条小路，沿此路穿行，看到一处精致的园林，在旁边的空地上用大理石刻成了一本线装书，上面有“蓉浦清风园”的简介，看来这就是该园的名称。走进园中，右侧乃是曲折的长廊，在长廊的入口处有一座蓉浦亭，而亭旁的绿地上有一块巨大的鹅卵石，上刻着“不欺”二字，我是从左往右读之，若以古语从右到左读成“欺不”，则感觉不通。蓉浦亭的正中立着一块翻刻的古碑，碑额上刻着“蓉浦书院碑记”，而此书院正是缪燧所建。难道这里是蓉浦书院旧址？可惜旁边没有相应的说明牌。

◎《蓉浦书院碑记》

◎长廊上都是故事

站在碑廊里，隔着池塘的水面望过去，园林正中立着一尊塑像，走近细看，也是缪燧。站在缪燧的塑像旁边，我看到后方有一栋仿古房屋，其正门前竟然悬挂着“艺风堂”的匾额。我对这个堂号太熟悉了，看来这里果真跟缪荃孙有关，于是快步穿过长廊，来到了这栋房屋的门前。

艺风堂门口站着一位老年妇女，我向其请教：这艺风堂是否就是缪荃孙的藏书之处？老太太说她不清楚，她建议我到旁边的纪念馆去问问，她说那里有很多跟缪家有关的资料。我跟老太太说，那里没有开门，可否让我到艺风堂内看个究竟？她说可以，于是我走进了屋内。

眼前所见，里面摆放着一些麻将桌，有几位老人在那里打扑克、看报纸、聊天，看样子像个老年人活动中心。我给这些老人们拍照，看他们也没有反感之色，而其中有两位老人忙着下象棋，其中一位冲我摆摆手，算是跟我打个招呼。我站在旁边观看棋局，向我摆手的那位老人显然占了下风。原本我倒是能够遵守“观棋不语真君子”，但我感念他对我的善意，于是又想起了另一句俗语——“见死不救是小人”，我以此语作心理支撑给老人支招儿，三步过后，对面的老人瞥了我一眼，我知趣地赶快离开。

◎缪燧站在水中央

回到艺风堂的门口，我又向那位老太太请教：为什么在艺风堂内开办起了老年活动中心？老太太告诉我，来这里活动的老人都是旁边缪家村的，他们大多都是缪燧的后人。我问老人：除了缪姓之外，是否不准其他人来此活动？老人说，也没有这样的规定。聊到缪荃孙，老人对此也很熟悉，她说这个村里的后人大多在海外并且都很有成就，有不少人都会回来祭祖。看来，申港的缪氏果真是望族。

然此行于我而言，倒是有两个遗憾，一是没能到缪荃孙纪念馆内探个究竟，二是在这艺风堂里没有找到任何跟缪荃孙有关的字迹。回来后转念思之，说不定艺风堂本是缪燧的堂号，而缪荃孙不忘其祖，继续沿用了这个堂号。可是，他又自号“艺风老人”，这又如何解释呢？真希望能够得到方家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