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丕烈·百宋一廛，书楼探踪 · 江苏卷

黄丕烈　（1763—1825）

清江苏吴县人，字绍武，号荛圃，又号复翁。乾隆五十三年（1788）举人，官主事。喜藏书，尤嗜宋本，自称『佞宋主人』。尝构专室，藏所得宋本，名之为『百宋一廛』。精校勘之学，所刊《士礼居丛书》，为学者所重。有《百宋一廛赋注》《荛圃藏书题识》等。

以名气论，黄丕烈应该是中国古今藏书家中名气最响的一位，凡是爱好古籍收藏者，都会言必称黄丕烈，我当然也对这位大藏书家很是崇拜。然而早前对他的生平，大多是从历史文献上偶然读到的一鳞半爪，直到某天在琉璃厂逛书店，我买到了一本姚伯岳先生所著的《黄丕烈评传》，通读该书后才对黄丕烈的生平事迹有了整体性的了解。

姚伯岳所著《黄丕烈评传》，乃是匡亚明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的一种，这套《丛书》在社会上影响颇大，我到各家书店都能看到整架的该书。为了寻找古人的传记资料，我每到书店都会浏览一下这个专架，可惜的是这套《丛书》所收人物虽然古今皆备，却一直没有看到跟藏书史有关的传记，所以当我看到姚伯岳的大著后，那种兴奋可想而知。

听业界朋友谈起，姚伯岳先生就职于北大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某天我到北大办事时，就有了一见作者的欲望。想起南京大学徐雁教授曾在文中提到姚伯岳是他的学长，于是立即去电徐雁，向他要得了姚伯岳的电话，而后在北大图书馆内见到了《黄丕烈评传》一书的作者。

那次的聊天颇为愉快，我从姚老师身上体会到了学者的认真与谦逊，他说自己写《黄丕烈评传》费了很大的心血，因为用功过度，书稿完成时竟然为此大病一场。看来，任何成就的取得都非一日之功。而姚老师还说，他通过写《黄丕烈评传》，而将传主的生平做了整体梳理，这更让他觉得，黄丕烈在目录版本学所做的贡献，没有受到世人的普遍公认。

拜读《黄丕烈评传》以及与姚老师谈话，都使得我对大藏书家黄丕烈有了全新的认识。后来我特意跑到苏州去寻找黄丕烈旧居，而那时黄丕烈的藏书楼被苏州市丝绸厂所占用，因为各种原因，该厂禁止外人进内参观，而我的藏书楼寻访之旅，黄丕烈的故居当然是这个寻访中的重中之重，不入内一观，终究意难平。

后来通过江澄波老先生，找到了苏州市文化局的某位领导，通过领导的打招呼，终于得以入院参观黄丕烈的书楼。当江澄波带我入院之时，厂家还特意派了一位工作人员陪同，此人随时提醒我哪里能拍哪里不能拍。虽然有这么多的限制，但能看到黄丕烈的书楼还是让我特别兴奋。

对黄丕烈书楼的第一次寻访，大约是在九十年代末期，此后过了七八年，我再次到苏州寻访藏书楼时，又一次来到了这家丝绸厂家所在地，眼前所见，这里已经变成了建筑工地，我看到几栋楼房矗立在了厂院内，看来黄丕烈旧居就此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上，这让我瞬间产生了愤怒之情，但我的愤怒无处发泄。正在此时，一辆车蹭到了我的背包，其实并没有伤到什么，但却让我这无处发泄的愤怒找到了出口，于是我冲着司机大声吼叫。可能那人认为自己遇到了疯子，竟然没敢言语，迅速地开行而去。

2013年末，我在《文津学志》第六辑上读到了姚伯岳所写《黄丕烈生前居所及庐墓家系略考》一文。过了这么多年，姚老师仍然在研究黄丕烈，并且他将研究的视角又深入到了黄丕烈的墓，他的文章当然让我大感兴趣，因为此时我正在进行自己的另一个寻访计划——藏书家墓的寻访，而在其文中又恰好谈到了这点。姚老师说他是从江澄波那里得知的黄丕烈墓遗址，但他本人并未到现场查看过。以我的性格，有些事情不能亲睹则不能过瘾，可是江澄波老先生早已年逾八旬，请他带我登山访古墓显然不太可能，于是在好友马骥先生的安排下，通过几层关系才终于让我站在了黄丕烈墓址之前。

虽然如此，但这也让我更加惋惜黄丕烈故居的荡然无存，尤其第一次寻访时，我受到了一位摄影家的影响，他认为拍古代建筑最好用黑白照片，并且还借给了我一台很专业的手动相机，其实他没有考虑到我的摄影水平之低，这样的专业相机只有高手才能与之相匹配，故而我所拍下的书楼图片基本上不堪入目。但即便难看，因为有这几张照片在，也能时时让我回忆起当年寻访时的具体情形，而故居的荡然无存，也是我每次看到照片时颇为惋惜的地方。如今那处故居究竟被改造成了什么模样呢，这当然是我的牵挂。

对于这处旧居后来的情况，我在姚老师的这篇文章中读到了这样一段话：“2012年笔者再次前往，发现其地又改为平江华府酒店会所（标牌为菉葭巷88号），仅东边一排保留了原有的一些格局和建筑风格，但全部翻建重修，辟为酒宴之所。旧地凭吊，令人顿生世道沧桑之感，为之慨叹不已。”

看来这处旧居变成了平江华府酒店的会所。在我的概念中，会所都是“自己人”才能去的地方，因为一般的会所都不对外人开放。然而这家会所属于某个酒店，而酒店毕竟来往都是客，于是我打电话给苏州的朋友，果然了解到这个酒店是对外开放的。听到这个消息，我有些兴奋，我决定再到苏州时，一定要住进这家平江华府——因为它毕竟建在黄丕烈故居之上，我作为一个爱书人，能够住在我所崇拜的藏书家故居之内，所得到的幸福感，如果不是爱书人，绝对体会不到。

这天到达平江华府酒店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这么晚的时间显然无法在酒店内参观，我决定次日一早再作细致的探访。办完入住手续，进入房间，房间内的布置弥漫着无形的文人雅气，这种氛围让我对该酒店建造者的怨恨之情有所减轻。

无意间，我看到写字台前摆放着一个尺寸不大的镜框，里面竟然印刷的是黄丕烈注的《百宋一廛赋》，此《赋》极有名气，《赋》的旁边还手绘着二层小楼，这个楼的外形我特别熟悉，因为正是我曾亲眼见到过的黄丕烈藏书楼。看来这家酒店并没有忘记这块土地曾经的主人，能在酒店内看到郑重的藏书楼介绍，这对我而言，称得上是“得未曾有”，更为难得者，写字台上还摆放着一个笔记本，笔记本的名称就叫“黄丕烈藏书楼”。

◎《百宋一廛赋》一卷，清嘉庆十年（1805）黄氏士礼居刻本，卷首

◎《汪本隶释刊误》一卷，清嘉庆十年（1805）黄氏士礼居刻本，黄丕烈所撰序言

我立即翻看这个笔记本，看到最末页印着出品方乃是“中锐平江华府”，制作者则是“苏派书房”。我在走入此酒店的大门时，就在其右手边看到了苏派书房的招牌，看来这个笔记本是由那里所制作的，而该笔记本的题字乃是出自王稼句先生。这些年来，我跟王稼句多次见面，却从未听他提起过这家酒店的事情，看来他是有意隐瞒，以便让我有着意外相逢的惊喜。果真如他所愿，自打进入这个房间，触目所见均让我感觉这家酒店不忘前贤，由此让我觉得选择住在这家酒店是个正确的决定。

我在房间内还有着另外的惊喜，因为我无意间看到床头柜上摆放着我所写的《古书之爱》，虽然我在各地书店也常常看到自己所出之书，但在所住酒店房间里却是第一次遇到。准确地说，我的第一感受不是惊喜，因为我一瞬间产生了警惕感，似乎走进了别人设下的一个局——这不太可能是巧合，怎么可能我住的房间内就恰好摆着一本我所写的书？细想刚才在总台办入住手续时，那位工作人员是随机给我找的房间，因此不可能是有人提前订好这间房而后摆放上这本书。

我的这个疑问，到第二天早上遇到打扫房间的工作人员时才得以解惑，这位大姐告诉我，酒店内的每个房间里都摆着这本书，看来昨天晚上我的疑惑纯属自作多情，但随即也有了一种小温暖——《古书之爱》专写古书，而这本书竟然摆在了大藏书家黄丕烈故居的旧址之上。这个结果让我大感与有荣焉，我觉得这本小书无论获得怎样的大奖，都不能比拟将它摆放在黄丕烈的故居之上所给我带来的幸福感。

第二天一早，我迫不及待地去参观黄丕烈故居，此时方得知平江华府酒店所盖起的房间乃是丝绸厂的原用地，属于黄丕烈故居的那一部分，他们完全按照古建的方式做了整体的维修与保护。至此，这几年来我对该酒店的误解，变得彻底烟消云散。

酒店的侧旁有一个长廊，从长廊的月亮门走进，就进入了黄丕烈故居的范围。在一面侧墙上，悬挂着手书体的《百宋一廛赋》。在我拍照期间，见到了该酒店的副总朱雪春先生，在朱先生的介绍下，我得以认识该酒店总经理沈春蕾女史。我向沈总直言自己对黄丕烈的偏爱，沈总也很热情地向我讲解着这里的一切，她说该酒店在建造之初就知道这里是黄丕烈的故居，所以在整体格局设计上，把故居的部分按照原来的式样，在原位之上重新翻盖。

◎黄丕烈的藏书楼

◎黄丕烈故居由此进入

说话间，沈总把我带到了黄丕烈的藏书楼前，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小院，我恍惚还记得十几年前到丝绸厂时看到的情形，隐约地感到这座书楼就是我当年所看到的位置。而今书楼的一楼被布置成了宴会厅的模样，我问沈总这里是否可以就餐，她说当然，于是我立即跟她订下了当晚的这个包房，准备在这里宴请苏州的几位书友，至少我觉得能够在黄丕烈的书楼内吃顿饭，　这种感受一定不同寻常。

而后沈总带我来到了二楼，在这里当然看不到黄丕烈所藏之书，因为那些藏本已经分散各地，成为了当今各馆的珍藏之物，凡是带有黄丕烈所题只言片语之书，均已成为了国家一级文物，而我的所藏中，仅有两部带有黄丕烈的跋语。如今站在这书楼之上，我无法确认自己所藏的那两部书原来摆放在这座书楼的哪个位置上，因为这里已经没有了当年的书架，而摆在正中位置者，是红木制作的会议桌。沈总告诉我，此楼的房顶所用主料，依然还是当年书楼的旧料。她的这句话让我对这座翻盖之楼又增加了几分的亲切。

◎藏书楼一楼情景

◎书楼的二层布置成了会议室的模样

参观完书楼，沈总带着我继续探看酒店所恢复的古建。这一带古建是否也属于黄丕烈故居的范畴之内，我却不好确定。沈总称，黄丕烈故居其实后来卖给了潘家，而潘家把这里改为了义庄。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将整个区域修建了起来。跟着朱总和沈总一路参观，一直走到了这处古建的最后一个院落。沈总说，当年黄丕烈故居的正门应该在这一边，但是他们将这侧大门封闭了起来。闻其所言，我向他们提出了不情之请：希望能够打开此门，让我拍到黄丕烈故居的正门。

朱总说当然没问题，然后他从里面摘下了木门上的巨大横杠，用力将门推开。我走出一看，外面是一条窄窄的小巷，从侧牌上得知，这里就是著名的悬桥巷，而黄丕烈在文中常常提到他在这个小巷出出入入。于是我站在小巷内张望一番，眼前恍惚看到黄丕烈带着人从船上搬下他所买之书，匆匆忙忙地穿过这条小巷，将书搬入我刚刚看到的这个院落。

其实黄丕烈原本并不住在这里，他家远在苏州城南昭明巷，乾隆六十年（1795）六月二十日晚上，黄家意外失火，家中的财物大多被烧毁，然而他所藏之书却未被波及，这个结果堪称奇迹，看来爱书之人果然有神仙护持。但火后的房屋损坏严重，于是就在失火后的第二年，黄家搬到了城西的王洗马巷，黄丕烈在这里建造了个花园，他将此园的名称起为“荛圃”，而“荛圃”也成为了他著名的字号。

当年的苏州城西是著名的富人区。黄丕烈家境不错，虽然因火灾损失了一些钱财，但毕竟家中还有一定的实力，比如他的表哥石韫玉就因为家中缺钱，把房屋抵押给了黄家。但是王洗马巷这一带却没有什么书店，黄丕烈访书就要跑到城东，这让他感到颇为不便，他在《雁门集》跋语中写到：“东城多故家，故家多古书，古书时有散出者，东城之坊间为易收，亦为东城之人所易得，盖搜访便也。”

这种情形让爱书如命的黄丕烈当然不惬意，于是他就在城东选房，而后买下了悬桥巷这处宅院，因为从悬桥巷走到旧书集散地玄妙观一带，不过十分钟的距离。由此可知，黄丕烈搬离富人区，来到了悬桥巷，就是为了访书方便，可见他的爱书到了何种程度。(www.xing528.com)

然而他的痴迷并不能得到当时世人的理解，按照社会的陋俗，藏古书会泄露天机，所以有可能受到天谴，黄丕烈在《茅亭客话》跋中也称：“俗人以余好收古书，动以泄天地奇秘为戒。”

群众的呼声也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在嘉庆九年（1804），黄丕烈的大儿子因病去世，而当年的九月下旬，黄丕烈的哥哥又去世了，为此很多人都劝他不要再收藏古书，但黄不为所动。到了嘉庆十一年（1806）冬，黄丕烈本人也得了重病，有人又说这是他多藏古书的结果。对于这件事，他的好友顾千里在《复翁诗一百卅六韵》中写到：

亲戚相与兴谤讪，谓翁致此别有以。

虚空有物曰造物，其所深忌在书史。

满家每诧希世珍，一一均堪颠跋使。

更苏勿药神助之，此论纷纷罔少止。

◎第二进庭院

黄丕烈的难得之处就是不受这些议论的干扰，他并没有停止自己的藏书活动。到了嘉庆十一年（1806）底，他的病自然痊愈了，可见那些流言蜚语并没啥道理。大病初愈后的黄丕烈也很高兴，于是给自己起了个新的别号，叫“复翁”，流传至今的黄跋本，其中不少都有这个落款，由此可知，凡是带有这个落款的，都是他在嘉庆十一年（1806）底之后所收，而在我的藏本中，其中一部就是如此。

黄丕烈在藏书史上的创见之一，就是他所举办的祭书活动。虽然在他之前也有人搞过，比如翁方纲得到了宋刻本的《施顾注苏诗》之后，每年在东坡生日这一天就会搞祭奠活动，祭奠之时也会把这部宋刻本拿出来，但翁方纲祭奠的目的是为了纪念苏东坡，并不是因为书本身。

专为书而进行祭奠者，黄丕烈是第一个。沈士元在《祭书图说》中称：“夫祭之为典，巨且博矣！世传贾岛于岁终举一年所得诗祭之，未闻有祭书者。祭之，自绍甫始。”看来，早在唐代的贾岛曾经有过祭诗之举，但贾岛祭奠的是自己的作品，而黄丕烈举办的祭书活动则不同，他是在每年的除夕邀请一帮朋友，而后拿出自己的一些好书来共同欣赏，同时作诗唱和，这样的风雅而今已成绝响。

沈春蕾在聊天时告诉我，近两年苏州也在举办晒书活动，但我觉得这个活动若放在黄丕烈故居内举行才更有意义，于是我跟沈总提出可否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在黄丕烈生日的那一天，在其藏书楼内举办祭书会，以此来接续上黄丕烈所发明的这种风雅？沈总对我的提议大为赞同，她命我去联络相关的朋友，以便恢复这个有意义的活动。

黄丕烈对后世的影响，更多者是他的藏书观念，比如他把宋刻本看得特别重要，他认为：“凡古书，翻刻不如原刻，明刻不如宋刻。”（《齐民要术十卷（校本）》题记）为此，他被人目之为“佞宋”，因为他强调：“可见书以最先者为佳，真确论也。”（《耕学斋诗集十二卷（旧钞本）》跋）

其实这仅是他藏书观的一个方面，他也并不认为所有的宋本都是好书，比如他认为有些明刻本不一定比宋元本差，他在明刻本《栟榈集》跋语中称：“书有不必宋、元旧刻而亦足珍者，此种是也。……向以书必刻本为胜，观此益信，勿谓明刻不足重也。”

对于明刻本，黄丕烈最重明初黑口本以及明铜活字本：“古书自宋元板刻而外，其最可信者，莫如铜板活字，盖所据皆旧本，刻亦在先也。诸书中有会通馆、兰雪堂、锡山安氏等名目，皆活字本也。”（《开元天宝遗事二卷（铜活字本）》跋）

除此之外，他还认为旧钞本最为重要：“大凡书籍，安得尽有宋刻而读之？无宋刻，则旧钞贵矣！旧钞而出自名家所藏，则尤贵矣！”（《李群玉诗集三卷后集五卷（校明钞本）》跋）

黄丕烈有很多的藏书观念都受到了后世的遵奉，而这也正是他在藏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主要原因。他能买到那么多的好书，这跟他家的经济实力当然有很大的关系。然而自从失火之后黄家渐渐地衰落了下来，黄丕烈的藏书也只能靠以书养书的方式，边买边卖，而他的这个举措遭到了后世的诟病。

其实古书本来就是商品，有卖才有买，他的这些行为也没什么可指摘之处，并且黄丕烈本人也从不认为他的买书卖书有什么不好，因为他把这些过程全部写入了书跋之中，他甚至将买卖的价格也一并写入，如果他认为这是不光彩之事，也就不可能这么做。而我们今天读到他所写的书跋，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黄丕烈对古书有着怎样强烈的感情。

虽然如此，黄丕烈也有着自己的精明，比如他在宋刻本《历代纪年十卷》的跋文中写道：

初，书友以此书求售，亦知其为宋刻，需值二十金。余曰：“此书诚哉宋刻，且系钱遵王所藏，然残缺污损，究为瑜不掩瑕。以青蚨四金易之，可乎？”书友亦以余言为不谬，遂交易而退。

◎打开了正门

黄丕烈讨价还价的本领实在令我佩服。对方开价20两，他居然能还到4两，竟然还能成交，于今而言，这几乎是没可能的事情，在旧书店内能够打七折已经是烧高香的结果了。但也正是如此，才使得黄丕烈得到了更多的古书，而后他通过对古书的研究及收藏，最终成了中国古代首屈一指的大藏书家之一。

但不知为什么，洪亮吉对黄丕烈的评价却不那么高，洪在《北江诗话》一书中把藏书家分为了五等，然后把黄丕烈放在了第四等，而这第四等是：

次则第求精椠，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如吴门之黄主事丕烈、乌镇鲍处士廷博诸人是也。

洪亮吉称，这“第四等”可以称之为赏鉴家，而赏鉴家最爱宋版，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对书的内容做深入研究。显然这种说法有贬斥之嫌。洪为什么如此贬抑黄呢，后世有着不同的解读。其实他们两人还是不错的朋友，嘉庆四年（1799）八月，洪亮吉因为批评朝政而被流放伊犁，第二年四月遇赦还家，有一度住在了苏州虎丘附近，黄丕烈还专门去探望他，此后的几年，二人还有着诗词唱和等交往。

既然如此，洪亮吉为什么这样来评价黄丕烈呢？姚伯岳认为，洪亮吉并无贬斥之意，这只是一种说法，其实从历史记录来看，黄丕烈绝不仅仅是书皮子学问，他对很多古籍内容都有着深入的研究，只是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研究书的形式方面，正如王芑孙在《黄荛圃陶陶室记》中所言：

荛圃非惟好之，实能读之，于其板本之后先，篇第之多寡，音训之异同，字画之增损，及其授受源流，翻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广狭，装缀之精粗敝好，莫不心营目识，条分缕析。

古代流传后世的书籍，各有专家在内容上进行深入探讨与研究，而黄丕烈专在版本方面下工夫，这正是他的独特价值所在，绝不能认为研究版本的人就比研究内容者要低。但洪亮吉的这种五分法对后世影响太大了，以至于后来的学者多对黄丕烈有所批评。

◎黄丕烈故居正门

1938年，余嘉锡在给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一书的序言中，对黄丕烈做了这样的评价：

如黄荛圃者，尤以佞宋沾沾自喜，群推为藏书大家，而其所作题跋，第侈陈所得宋、元本楮墨之精，装潢之美，索价几何，酬值几许，费银几两，钱几缗。言之津津，若有余味，颇类卖绢牙郎。至于此书何为而作，板本之可资考证者安在，文字之可供雠校者谓何，则不能知也。故其所谓《荛圃藏书题识》者，仅可以考百宋一廛散出之书，于学子实无所益。岂惟远逊晁、陈，即持较《通志·艺文略》、《国史经籍志》之杂抄书目者，亦尚不及也。

看来，余嘉锡对黄丕烈的跋语很不以为然，认为黄只是看重宋元本，还喜欢把书价写入跋语之中，这些记载对版本考证有什么价值呢？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说，黄丕烈的这种所为也正是其价值所在：历史上那么多写书跋的人，而在黄丕烈之前，极少有人会把这些琐事记录在书跋之中，如果不是黄丕烈的这些记载，这么多有关古籍的细节信息将不可能被后世了解到。好在有那么多的黄跋存世，而他所书跋语又如此受到后世的看重，仅凭这个现实，就足以说明，黄丕烈的这些特殊贡献受到了后世的高度肯定。

当天晚上，我在黄丕烈的书楼之内见到了卜若愚、马骥、李军等多位朋友，我们在这里高谈阔论，畅想着书业的美好未来，大家纷纷响应我的提议，那就是一定要在这里举办祭书活动。说到兴奋之处时，马骥兄竟然唱了一段京剧，按照官方说法，他把今晚的聚会“推向了高潮”，而众人期待着在高潮之后还有高潮，要把这种风雅接续起来再延续下去，让更多人的感受到：藏书、爱书是何等的美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