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星衍独创书目――书楼探踪江苏卷

孙星衍　（1753—1818）

清江苏阳湖人，字渊如，又字季仇。乾隆五十二年（1787）一甲第二名进士，授编修，以骂和珅，不留馆，改刑部主事，官至山东督粮道。少工词章，与同乡洪亮吉、黄仲则等齐名。后深究经史文字音训之学，旁及诸子百家，必通其义。曾辑刊《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另有《尚书今古文注疏》《芳茂山人集》等。

孙星衍是清乾嘉间著名的藏书家，他的才能不仅仅体现在藏书方面，在诗学方面他也很有天赋，受到了袁枚的极力夸赞，而在经学方面，他也有自己的专著。乾隆三十七年（1772），孙星衍在常州龙城书院学习时，他的老师就是著名的经学家卢文弨。

孙星衍在《孙忠愍侯祠堂藏书记》中谈到过自己的藏书之好，他在此记中说：“家大人少孤贫，好聚书。书贾辐凑，易衣物购之，积数柜，旋以饥驱北行。予生四五龄时，既就傅，归窃视柜中书，心好之。年逾志学，从家大人之句曲官舍，因按日读所列学宫《十三经注疏》及诸史。朱墨点勘，凡数过，几废科举之业。”看来孙家的藏书起自于孙星衍之父。

孙星衍在幼年之时就喜欢读家中的藏书，而那大部头的《十三经注疏》以及各种史书，他竟然读了好几遍，几乎因此而荒废了科考的练习。但天才终究会表现出独特的一面，乾隆五十二年（1787），他以一甲第二名的成绩成了榜眼。巧合的是，他在科考前后所做的事情，竟然都跟书有关。他在《藏书记》中写道：

已而负笈，游学皖江淮海河洛之间，逾二崤而西，著述于关中节署。毕督部藏书甲海内，资给予，使得竟其学。尝应试入都，佣书四库馆，所见书益宏多。又数年，释褐入玉堂，奉敕进西苑校中秘书，并睹翰林院所存《永乐大典》。回翔省闼者九年，所交士大夫皆当代好学名儒。海内奇文秘籍，或钞或购，尽在予处。间览释道两藏，有最先古本，足证儒书及阴阳术数家言，取其不诡于经者，写存书目。

孙星衍一度在毕沅手下做幕僚，毕沅同样是位大藏书家，而他的所藏可以供孙星衍任意浏览。考中进士之后，孙星衍曾在四库馆工作过，之后又在翰林院内读到了著名的《永乐大典》。在京工作的九年期间，他不但练出了眼力，还因为收入的增多，可以开始大量买书。

考中进士之前，孙星衍在南京的瓦官寺曾经仔细将部头巨大的《大藏经》通读了一过，他发现其中的《一切经音义》以及《华严经音义》等书中，多处引用了《苍颉篇》中的内容，为此他特意从这两书中将相关内容辑佚出来，而此时，其年仅二十八岁。看来，他的藏书之好以及校书之好，在年轻时就有了突出的表现。

关于孙星衍的藏书水准，郑伟章在《文献家通考》中以“极精”二字形容，陈宗彝在《廉石居藏书记》序言中说：“先生于所藏宋元椠本及旧钞诸善本，多四库所未得之秘。”其实，《四库全书》当年的编纂重点在于内容而非版本，不知道陈宗彝为何有此之叹。然孙星衍的藏书确实在他的那个时代颇具名气，眭骏先生所著《王芑孙年谱》中，在“嘉庆七年（1802）十月”一条中单列出了王芑孙所写《孙渊如〈万卷归装图〉赞并序》，王在序言中说道：“吾友孙君渊如，观察东鲁，权陈臬事。其归也，行李无加于旧，独聚书益多。好事者为作是图，一时士大夫题咏甚盛。后四年，将复出山，乃以示余于扬州。”

这段序言说孙星衍在山东当官，但他返回家乡时，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一车一车地往家里拉民脂民膏，他的行李中最多之物就是书籍，为此有人给他画了一幅《万卷归装图》，而后许多文人对此图予以题咏。孙星衍返乡四年之后，准备再次出外任职，这时在扬州见到了王芑孙，将这幅图拿给王芑孙看，于是王给他写出了如下赞语：

在官写书，古以为过。我思其人，天下几个。

谢公作郡，昌黎在县。还读我书，官亦可愿。

君继其风，典训是服。以我书归，抵彼留犊。

归拥百城，坐逋万镒。福此苍生，携书再出。

作图纪事，申咏连篇。我为之赞，以谂后贤。

王芑孙夸赞孙星衍坐拥书城。而此图后面的题咏中，还有姚鼐之作：

自兴雕板易钞胥，市册虽多乱鲁鱼。

君自石渠翻《七略》，复依官阁惜三余。

世推列架皆精本，我愿连墙借读书。

政恐衡山承召起，牙签三万又随车。

在这首诗中，姚鼐乃是从目录版本的角度夸赞孙所藏精本之多。

关于孙星衍为何家居四年，根据张绍南在《孙渊如先生年谱》卷下中的说法，原因是奔母亲金夫人之丧。他于嘉庆三年（1798）去官守制，嘉庆八年（1803）五月北上补官，这期间他于嘉庆七年（1802）十月住在扬州曾燠的署斋，而正是这个阶段，他见到了王芑孙，于是他请王写下了《万卷归装图》的序及赞语。

孙星衍的这趟奔丧走得并不顺利，他在《孙忠愍侯祠堂藏书记》中写道：

旋以母忧南旋，仓皇捆载，卷帙狼藉。时值河溢，经南阳湖，遇风沉舟，归至金陵，料简残册，置忠愍侯祠屋中，损书大半。比年负米吴越，贫不自存，犹时时购补数十种书，稍完具如初，或有创获。盖藏书之难，而好书之不能免于厄者尚如是。

◎《郑学》七十二卷，清孙星衍钞本并批校题记

◎《郑学》七十二卷，清孙星衍钞本，卷首

母亲的突然去世，令孙星衍猝不及防，他匆忙捆载行李往家乡赶。当时正是雨水充沛的季节，船经过南阳湖时遇上大风，致使翻船，所幸未伤及人，他的藏书却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等到了南京整理所余之书时，已经损失了大半。孙星衍对这些劫余之书进行了整理，而后将这些书放在孙氏祠堂之内，让宗族内的子弟任意翻阅。为了能够让族内子弟懂得读书之法，他将祠堂内的藏书整理出了一份目录，而该书目的体例打破了那时流行的四部分类法，他将所藏之书分为了十二部。

为什么是这样分类呢？以他自己的说法，“十二”之数乃是“应岁周之数”。对于孙星衍的这种分类方式，后世批评之声多过褒奖之语，比如叶德辉在《洗冤录参考序》中说：“囊时见孙渊如星衍自序祠堂藏书，合医、律为一类，以谓生人、杀人同一关系人命。窃讶其变乱簿录之流别，而官私出入之不分。然孙氏由刑部外擢提刑，终身与刑法相终始，意其持论固有独见，心虽疑之，不敢非难也。”

叶德辉说，他看到孙星衍所编《孙氏祠堂书目》的自序，发现孙将子部医家类和律法类合并在了一起，然而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中，后者属于史部。孙星衍将分属两部之书合在了一起，这令叶德辉十分地惊讶。

为什么孙星衍会这么做呢？他在《孙氏祠堂书目序》中其实做过较为详细的解释：

◎孙星衍撰《廉石居藏书记二卷》，清道光十六年（1836）刻本，书牌

◎孙星衍补辑《古文尚书》十卷，清乾隆六十年（1795）孙星衍问字堂刻本，书牌

曰医律第六。先以医学，次以律学。医律二学，代有传书，并设博士。生人杀人，所关甚重，经称“十全为上”，“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史称郭镇、陈宠，世传法律，此学古书，未火于秦。历代流传，尤不可绝。医则祛其后出偏见者，律则今代损益尽善，欲悉源流，兼载古时令甲云。

孙星衍的理解很有意思，他认为医生的天职乃是为了救人，而法律可以杀人，因为都是关于人命，所以将救人和杀人合为一部。

关于孙氏祠堂书目的分类方式，严佐之先生在《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一书中，将此两级目录详列了出来，因该目不同于以往所见的四部分类法，故我将其抄录如下：

经学　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尔雅、孟子、经义。

小学　字书、音学。

诸子　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兵家。

天文　天部、算法、五行术数。

地理　总编、分编。

医律　医学、律学。

史学　正史、编年、纪事、杂史、传记、故事、史论、史钞等。

金石

类书　事类、姓类、书目。(www.xing528.com)

词赋　总集、别集、词、诗话、诗文评。

书画

说部

对于这样的分类方式，如前所言，既有赞誉者，也有贬斥者，有意思的是，叶德辉虽然不赞同孙星衍将医、律合为一部，然而他却对这种十二部的分类方式大表赞同，其在《郋园读书志》卷四中说：“自来藏书家目，侈录宋本，次则元刻旧钞，明刻又次之。至于近刻，则屏而不录。此洪北江所谓‘藏书者之藏书’也。阳湖《孙氏祠堂书目》，间注时刻，略而不详。然其目分十二类，通《汉略》《隋志》之邮，变《崇文》《文渊》之例。体近著述，读者不仅以书目重之。”

叶德辉认为，孙星衍的十二部分类法乃是一大发明，因为这种分类方式融入了编目者的思想，故可以将其目之为著述。这样的评语可谓很是高大。

姚名达在《中国目录学史》中，对于孙星衍的这种分类法予以了如下的评价：“溯自北宋李淑另创八分法以来，迄于孙星衍之十二分法，七百六十年间，作者十数人，背‘四部’而骋驰，独适意而草创。其间不乏良法美意，足资启发；所惜诸家著录，聊备检寻，原无深入研究之志，随意分合，未必一一合乎分类之原理。此种不专精、不彻底之学风，百科皆然，非可独责目录学家。”

这段评语有褒有贬，姚名达夸赞孙星衍打破四部分类法的束缚，能够有自己的创见，而这种创见对后世大有启迪。但姚也认为，孙星衍所编该目做得并不仔细，因为他随意排列组合，将非为一类之书合并在一起，姚批评这种做法乃是一种不彻底的学风，而这种风气是社会的普遍现象。

来新夏先生则认为，孙星衍的这十二部分类法，并没有突破四部分类法的总体范畴，其在《古籍整理讲义》中说：“清孙星衍所撰《孙氏祠堂书目》虽去掉四部大类，直接分为十二类，但细究内容也不过为四部的分化而已。清人管世铭曾主张分图书为经、史、子、集、类、选、录、撰八大类，也只是于四部之外另增四类而已，并无新意。”

细看《孙氏祠堂书目》的这十二部分类法，其实孙星衍是将四部分类法中的次一级及次二级等类目提升到了第一级类目。对于孙的这种大胆分类方式，郑鹤声在《中国史部目录学》中予以了特别的夸赞：“孙氏之意，全史之要，首推正史、杂史与政书三者而已。故出地理而使独自为类，以金石款识入金石类，谱系、书目入类书类，杂记入小说类。或并或出，区为八类，简而得要，疏而不漏，此其长也。”而严佐之则在《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中进一步明确地说：“（《孙氏祠堂书目》）十二部二级分类加小序的体例，明清以来私家藏书目确实还没有哪一家能做到”，所以严佐之认为，这十二部分类法虽然未必全都恰当，但该目“仍不失为明清以来非四部分类法中最有学术价值的私家藏书目录之一”。

但是，孙星衍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分类呢？焦桂美、沙莎在《孙氏祠堂书目》的《点校说明》中认为，孙星衍如此分类，乃是“本着实用的原则”。为什么这样说呢？《点校说明》作了如下的分析：“这样的分类体系既基本符合孙星衍的藏书实际，又为教课宗族子弟提供了一个循序渐进的阅读顺序，同时也更能体现出孙星衍作为一个目录学家的革新意识。”

焦桂美、沙莎在《点校说明》中，不但分析了这十二类分法的基本想法，同时也解读了医、律合在一起的问题：“虽然有人也曾责难孙氏医律合一不够恰当，笔者认为，孙星衍对此可能有他自己的考虑。可能的原因有二：其一是为达到‘分部十二，以应岁周之数’的目的，以适应按日程教课宗族子弟的需要；其二可能是因为他所收藏的医书只有六十六种，律书只有十五种，如单列门类，与其他各类相比，不免有失重之感。”

对于这种认识，沈乃文先生在《清代书目题跋选叙——〈海王村古籍书目题跋丛刊〉前言》中也称：“《孙氏祠堂书目》收书二千一百余种，为教导族内子弟读书，编历代书籍之精要者为内编四卷，编其余为外编三卷。当代对是目评价颇高，认为它所分的十二大类，敢于突破《钦定四库全书》的四部分类体系。但是就星衍来说，或许只是考虑子弟学习的便利，将传统学问按十二个月分排而已。”

其实，《孙氏祠堂书目》虽然在目录学上有着如此的名气，然其所著录之本，主要是当时的通行之书，并没多高的版本价值。相比较而言，孙星衍所撰《平津馆鉴藏记书籍》（又名《平津馆鉴藏书记》）则是著录他自藏善本之书，这个书目乃是解题式的著录，其以版本作为分类方式，比如该书卷一列在最前面的一栏是“宋版”。对于该书目的特点，我引用其书目所著录的第三部书《附释音礼记注疏》六十三卷为例：

题“国子祭酒上护军曲阜县开国子臣孔颖达等撰，国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赠齐州剌史吴县开国男臣陆德明释文”。前有《礼记正义序》，不题姓名。孔颖达序系后人钞补。黑口版。每页廿行，行十七字，小字行廿三字。有明正德、嘉靖时暨不注年代补刻页。此本与故相国和珅翻刻宋本行款相同，惟彼本孔颖达序后有“建安刘叔刚宅锓梓”木长印。此本原序已缺，无从考证。收藏有“孙潜之印”白文方印。

孙星衍的著录方式，首先是抄录卷首的题款，而后提到该书的序言以及序言的署名，如果所得之本有补抄之页，则其将补抄部分也予以标明；关于版本的著录，其在文中讲到了此书的特征，比如有黑口，以及每页的行数，同时他又将该善本与当时的翻刻、通行之本进行了比较。有意思的是，他在文中提到和珅翻刻有该书，且行款与宋本相同，然而他却将和珅称为“故相国”。显然，这篇跋语是写于和珅自杀之后。

按理来说，和珅的倒台乃是嘉庆皇帝之意，在这树倒猢狲散之时，孙星衍仍称其为“故相国”，可见其性格也有着特立独行的一面。然而，和珅所翻刻的该书，恰好寒斋也藏有一部。翻看和珅的影宋刻本，再来读孙星衍的这篇书跋，果真有着别样的情趣在。

孙星衍的这部善本书目专门有“影写本”一类，这也是他在目录学史上所做出的贡献，因为除此之外，未见他目会将“影写本”单独作为一类。翻看这部书目，其所列出的影写本数量众多，看来这也是其藏书特点之一，例如他所藏的《太平御览》一千卷，孙星衍在跋语中说道：

题“翰林学士承旨正奉大夫守工部尚书知制诰上柱国陇西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赐紫金鱼袋臣李昉等奉敕纂”。前有图书纲目一卷，目录十卷，总目二页，庆元五年蒲叔献序，李廷允跋。此书世无善本，吴门周明经锡瓒藏有明文渊阁残宋本三百六十卷，黄孝廉丕烈藏有明季旧钞本阙一百十五卷，孙茂才衡亦藏有不全影宋本。余属何上舍元锡合钞成书，尚共阙六十五卷，以明刊本钞补。虽视黄正色本较为完善，然讹舛处终不免，余尝欲醵金梓之而未能也。

由这段话，我怀疑孙星衍所说的“影写本”恐怕跟当今版本界所关注的“影钞本”不完全是一回事。《太平御览》的钞本今日能够得见者，主要是明代的蓝格钞，然这种抄写方式并不精湛，与后世所夸赞的毛钞完全不在一个档次。细品孙星衍在跋语中说的这段话，可以看出他的所言应该也是明代的蓝格钞。虽然如此，但至少说明孙星衍能够在目录学史上打破常规。

从收藏角度着眼，以此来编写目录，这也正是他不同于常人之处，故而严佐之在其专著中夸赞该目说：“《平津馆鉴藏书记》是清代第一部具有真正、完整意义的私家善本藏书解题目录。在它之前，虽有《读书敏求记》《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等，但都是‘无目录之名’的‘准目录’。《四库未收书提要》又不是阮元私藏目录。《平津馆鉴藏书记》的解题，充分吸收以往读书题跋记、书目著录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撰作形式和内容，形成以著录和考订版本为主，兼及内容提要的解题特点。”

仅从以上叙述即可得知，孙星衍对中国目录版本学有着何等重要的贡献，然而他的藏书却未能得到好的结果。孙星衍二十四岁时，其妻王采薇因病去世，孙星衍与妻子感情甚笃，发誓不再娶，然而因为没有子嗣，故其祖母执意为其续弦，而此时的孙星衍已经不再年轻。嘉庆二十三年（1818）他去世时，长子孙竹庲年仅七岁，幼子不能守，他的藏书很快就开始散失。到了咸丰十年（1860），因为太平军之乱，孙星衍的旧藏就彻底流散了出来。

徐康的《前尘梦影录》中记载了孙星衍身后之事：

◎来到了正门前

◎踏过这片污水不容易

◎窄长的院落

◎正门内侧

◎一眼就看到了文保牌

庚申四月吴城陷后，越二年，余至虎丘，寓于普济善堂侧屋。偶至山寺，见一室乱书堆积，搜之颇有善本。余择取二十余本，内有最惬心者如《范文正事迹》，只二十余叶，字悉吴兴体，末有孙渊翁题跋，黄荛翁三跋。……寺中仅余一僧，目不识丁。余以贱价购之，颠沛流离中乐境也。书之首叶皆有印记，知为一榭园中所庋。今则池馆楼台，鞠为茂草，非佛家所云坏劫欤？

这个结果真让人为之喟叹。其所藏之本，如今我也有幸得到数种，每翻看其旧藏，脑海中瞬间浮现出孙星衍爱书如命的形象。

五年前，我曾到常州寻找过孙星衍故居，那次的运气不佳，我在其故居一带转了一大圈也没能找到，成了心中一大遗憾。因为他在目录版本学上的重要地位，故今日再次来常州时，仍将孙星衍故居的寻访设为了重要目标。也许是冥冥中感动了上帝，我打出租车前来此地时，下车的瞬间，一眼就看到了墙上嵌着的文保牌，这让疲惫不堪的我为之一振。沿着侧墙边的胡同一直向内走，在胡同的中段碰到了一位年轻人，我问他这处旧居如何进入，他称自己也不清楚，因为他从未见这个正门打开过。说话间，他把我带到了这处旧居的门口。

可能是昨日下了雨，这处旧居精美的大门前有着一摊厚厚的水，这摊水十分的浑浊，上面还飘浮着一些污物，从水的颜色看，像是厨房排污。我估量了一下水的深度，应该没过了脚面，无奈只好四处寻找砖头，而后在水里一块一块地垫过去。垫到最前方时，距离大门口还有两米的距离，走到这种地步，已无法回头，我一咬牙，终于跨了过去。我为自己腿脚的敏捷，小小得意了一下。但是，站到了门口却给拍照带来了麻烦，毕竟这样贴得太近了，我站在那里转身都困难，唯一的愿望就是这两扇门能够打开。我用力地敲击，可是里面完全没有回声，看来那位小伙子说得不错，可是旧居明明是从里面上的锁，说明里面一定有人。

正在左右为难时，那个小伙子又带来了一位中年人，此人一脸的怒容，问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拍照，我说自己只是想进祠堂。他问我为什么要拍这里的污水，我则告诉他只是为了表现自己的艰难困苦。我渐渐明白了此人发怒的缘由，看来他以为我是要曝光这里的环境脏乱差，而他正是在旁边开饭店者，不用说，这些污水是从他的饭店里排出来的。

◎正式的文保牌在这里

◎看到了孙星衍介绍板

面对此况，我当然要识时务，绝不会指责正是因为他排放的这些污水，使得我费这么大力气才站到了门前。于是我转移话题，向此人询问，这里遍地的污水，那祠堂里面的人是如何踏着污水打开大门呢？此人渐渐明白了我的目的，于是跟我讲，这不是真正的入口，要想进入这处旧居，必须围着外墙转到另一侧。

我谢过此人，可是怎么踏过这片污水又成了问题，因为我是用最后一块砖头作为支点跳到了旧居的门口，现在反着往回跳是否能一脚踏准第一块砖，我没那么大把握。显然，我的窘境让这两人也看在眼里，年轻人竟然笑了起来，中年人瞪了他一眼，小伙子于是从另一侧找来了几块砖头，站在原地把砖头抛入水中，完全不顾溅起的污水弄了我一身。尽管如此，我毕竟脱离了这污水包围之地。谢过两人，转到了旧居的另一侧，果真在这里看到了入口。

在入口处，我看到了一字排开有七块铭牌，佛教协会、道教协会、伊斯兰协会、天主教会、基督教全部汇在了一起，这真是一种大和谐。当年的藏书之处今天竟然有如此多的功用，不知道孙星衍会不会为此而骄傲，而其门口处的门牌号则为“双桂坊59号”。

从外观看，这里显然是个偏门，轻轻一推，门就开了，里面未看到阻拦者，于是小心地走入院内。大门的左手是收发室，里面亮着灯，却未看到管理人员，我觉得这是个机会，于是迅速走进院内，在这里拍照一番。

从院落的布局看，这里仅余了一排正房，建造手段却完全是复古式，可见当年的维修者也颇为尊重历史。院落顶头的位置正是那个将我陷入窘境的大门，当然这里是内侧，我走到门口细看，果真在里面上着锁，看来那个大门口虽然摆放着文保牌，但仅起到装饰作用，并没有行人在那出入。大门的另一侧堆放着一些石块，从颜色看，这些石块有着不短的年份，可惜不是太湖石，不能断定它们是否是当年旧居内的原物。

不知什么原因，院落正房的正门却敞开着，我向内探望，看到墙上挂着孙星衍的介绍展板，这让我有了冲动，于是蹑手蹑脚地踏入房内。从室内的陈设来看，这应当是间会议室，而墙上的展板则从孙慎行讲起，直到后面的孙星衍。展板上把孙星衍称为“藏书家”，虽然他的名字前还有其他的头衔，但最让我受用的还是“藏书家”这个词。

◎这一侧还有迷你景观

穿过这间会议室，后面是一个小园，虽然面积很小，但也布置得别有情致。这个小园分为两侧，一侧圆形入口内摆放着迷你型的景观，看来是想做出一种小桥流水人家的雅境。小桥旁还有一个古井，我走到井前探看，这倒是一个实用的物体，看来这是此处旧居中当年的使用之物，只是无法确认孙星衍是否从这里汲过水，但转念细想，他已经成了榜眼，这些事情应当有人替他操劳。

然而他的藏书我在这里却不可能看得到，哪怕是一件复制品或者一本假书，也没有摆放。想到这一层，真应当将自己所藏孙星衍的旧物复制几部，摆到这里来，可是，谁会接受这样的赠物呢？虽然门口有那么多的招牌，却唯独未见跟藏书相关者。看来，藏书之事仍然没有达到社会普遍接受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