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奖励和惩罚是激励的两种基本手法。两者各有利弊，作为管理者来说，比较关心的是，这两种手法哪一种更适用，更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呢？
鲁国有人在都城附近的一个地方烧积薪柴草。正好赶上天刮北风，火势不断蔓延，将要烧到京城之内。鲁哀公十分着急，想要亲自带人救火，却发现左右无人，因为很多人都去打猎而不去救火。鲁哀公急忙找来孔子问计。孔子说：“外出打猎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也不会受到惩罚，而求火是个苦差使，却没有奖赏。这就是火灾不能扑灭的原因啊。”鲁哀公认为孔子的分析有道理。孔子又说：“如果现在对救火之人进行奖赏，那么国库中的物资最多只能奖赏一千人。不如采取惩罚措施，对不来救火者进行处罚。”鲁哀公于是下令，有意不来救火者按降敌之罪处罚；外出打猎而不来救火者，按私入宫禁罪处罚。此令还没有传遍京师，大火已经扑灭。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孔子因为国库内奖品不足而不得已采取的惩罚措施，反而收到了奇效。无独有偶，南宋的奸相贾似道也做过类似的一个决策，至于他是不是司法孔子，就不得而知了。
贾似道担任南宋宰相时，有一次首都临安失火，当时贾正在葛岭，距临安有20多里。前来报告的人络绎不绝，但贾却毫不理会，只是说：“等大火烧到太庙附近再来报告。”等到大火真的烧近太庙的时候，贾似道下令说：“如果大火烧毁了太庙，当立斩统兵的殿帅。”于是，殿帅们各自率领着勇士，全力救火，不大工夫，火就被扑灭了。历史上对此评价道，贾似道虽然是奸相，但其才能还是有值得肯定之处。
从孔子和贾似道的例子看来，在面临危险的任务时，采取惩罚措施的效果要比采取奖励措施好得多。其实不然。如果我们深入地进行分析，会发现，这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
在组织中，存在着两种极端的状况。一种是无须任何（或者是太多）的奖励和惩罚，组织成员都会积极向前，奋力为组织的目标而浴血激战。另一个极端则是，无论组织采用什么样的激励（再丰厚的奖赏和再严厉的惩罚）都无法凝聚组织成员的斗志，无法让他们众志成城，努力奋斗。
最有代表性也最能说明这两种极端状况的事例就是国共两党的内战。
从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到1950年6月的短短4年间，国民党807万人的庞大军队就在人民解放军的雄师铁骑之下“灰飞烟灭”。我们可以看到，在解放战争中，解放军战士无须高官厚禄的奖赏，也根本用不着对后退不进者的处罚，他们只是怀着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信念，不怕牺牲，勇往直前。
当然，对战士们起着激励作用的还有通过在战斗中的勇猛表现获得军功荣誉的想法。这也可归结为奖赏，但隶属于精神层面。反观国民党的部队，前头拿着白花花的银圆做奖励，后头军官们拿着手枪逼着士兵们向前，后退者当场击毙，格杀勿论。但就是这样，国民党的军队还是节节败退，无力回天。(www.xing528.com)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在根本上影响着奖励和惩罚的激励效果呢？
这就是组织的凝聚度。
一个凝聚度高的组织，组织成员拥有共同的价值观，组织的目标和各成员的目标高度统一，组织的利益和各成员的利益息息相关。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每一个鲁国人都把国都的安全看成是自己的事情，又怎么会有人贪图打猎的快乐而不去救火？又怎么会有人因害怕救火会给自己带来伤害而不去救火？鲁哀公无人可用的悲哀正表明鲁国作为一个整体的组织，已经缺乏了让所有子民心念如一的共同价值观了。事不管己，高高挂起。
贾似道面临的也是这种状况。当时的南宋，偏安一隅，内外交困，风雨飘摇。太庙象征着统治者和统治王朝的神圣意义，殿帅们不会不明白这一点。应该说，即使没有贾似道的惩处措施，殿帅们也应该奋勇向前，扑灭大火。但一定要贾似道下令之后，才会有殿帅们被逼之下的无奈行动。这真是组织的一种悲哀。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为什么在鲁国和南宋的组织凝聚度每况愈下的情况下，惩罚还能收到奖励无法取得的激励效果呢？
这是因为，这两个组织虽然凝聚力不够，但还能勉强维持组织的整体性和基本正常的运营。在这种情况下，其惩罚措施还能够起到威慑作用，成员们为了不吃“眼前亏”，还是会有所作为的。一旦组织的形势恶化到一盘散沙的地步，组织的领导者管理者都难保自身，树倒猢狲散也就不可避免了。这个时候，任何的惩罚措施也无济于事了。这同样可以从共产党的辉煌胜利和国民党的最终惨败中得到验证。
总之，通过上述的事例和论证，我们可以得出，当一个组织处于较高的凝聚度的时候，人心向上齐一，则采用奖赏比采用惩罚更能激发成员的斗志和工作热情。反之，当一个组织比较涣散时，采用惩罚措施能收到比奖励措施较好的激励效果。而当组织处在崩溃的边缘时，再丰厚的奖赏，再苛酷的惩罚也无法起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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