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游记揭示的忽必烈信仰管理智慧

马可·波罗（1254-1324）出生于意大利威尼斯一个商人家庭，17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途经中东，历时四年多来到中国，游历了25年才返回故国，后写成《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激起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此后大航海时代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花了不少的篇幅记载了元朝的统治者忽必烈汗如何治理他的朝廷。在忽必烈统治的时期，民族和宗教的矛盾非常突出，要治理好这样一个横跨欧亚、旷古未有的大帝国，没有高妙的政治智慧、管理智慧是很难做到的。忽必烈在处理叔父亲王乃颜叛乱及其衍生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原则、思路以及采取的措施、方法，对于今天的领导者仍然有相当的借鉴价值。

马可·波罗在游记的下卷中写道，乃颜与忽必烈的侄子海都串通，起兵谋反。乃颜自恃强大，骄傲自大，疏于防备，被忽必烈的闪电战术团团围住。激战之下，忽必烈取得了胜利，首犯乃颜被处死。本来这也不过是一起封建王朝中平平常常的叛乱与反叛乱的事件，到此就应该结束了。但不同之处在于，乃颜是一个受过洗礼的基督教徒，在这次叛乱中，他把基督教的十字架画在了他的旗帜上。

乃颜失败后，有许多不同信仰的人民，如回教徒、佛教徒和犹太人，还有许多不信仰上帝的人出来嘲笑乃颜旗帜上的十字架，进而对信仰基督教的人大加嘲讽：“你们上帝的十字架，是如何辅佐基督教徒乃颜的？”嘲讽的浪潮非常之高，竟连忽必烈身边的很多人也加入这个行列。

忽必烈听到后，以其伟大的政治家和管理者的特有的敏锐，觉得事情并不简单。对一般的民众而言，从乃颜的失败推导出基督教信仰的无用，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如果任由事态蔓延下去，不但会沉重打击基督教徒的感情，而且会引发并激化民族之间、宗教之间的矛盾。忽必烈治下的这个国家实在是太大了，如果处理不当，一个小火花就会导致一场大爆炸。这对整个帝国的稳定、和谐当然是背道而驰的。可是，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转而大力褒扬基督教义。这样做的话，不但本身没有说服力，也会打击手心另一面的其他宗教的信仰者。

忽必烈该怎样做才能两全其美呢？

忽必烈断然采取了措施，他首先痛责身边讥笑十字架的人。当然，由于他高居金字塔的顶端，威信崇高，他的言行、态度很快会在他的庞大帝国中流播开去。但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忽必烈又召集基督教徒，并对他们说：“假若你们上帝的十字架没有辅佐乃颜，那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原因来解释它。因为十字架是好的，所以它只能做好而正直的事。乃颜是一位不忠的叛逆，他反叛君主，所以他所经历的报应是最公平的。你们上帝的十字架并没有帮他去反抗公理是做得很对的，十字架在这里做了一件好事。他不能去做别的，只有做好的事。”

忽必烈反复强调十字架的向好之道，巧妙地把乃颜的失败和十字架的护佑作用分了开来，不但没有折损基督教的威信，反而进一步加强其作用，同时，又进一步打击乃颜的失败并让其他的信仰者无可指摘，真可谓是一箭多雕，数全其美。

基督教徒果然回应道：“有权威的君主，的确如你所说，因为十字架决不能作恶，或谋叛逆，如乃颜一类人，不忠地对待他的君主。他实在得到他所应得的报应。”

忽必烈还在复活节（基督教的重要节日）到来之际，召唤所有的基督教徒，要他们带来四种福音书给他，他用隆重的礼节焚香受书，热烈地吻它，并命令所有的达官贵族照样去做。但是，忽必烈这样做并不是独独对基督教青睐有加。他之所以煞费苦心，多番饶舌，是因为反对作恶、反叛的基督教对帝国的长治久安是大有裨益的。如果其他的宗教信仰，也能够起到同样的作用，忽必烈一样护持不辍。

马可·波罗继续写道，在回教，犹太教，佛教的节期，忽必烈也同样的做。有一次，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忽必烈回答说：“这四位圣人，是全世界所崇拜和所尊敬的。基督徒说他们的上帝是耶稣基督，回教徒说是安拉，犹太人说是摩西，佛教徒说是释迦牟尼。我崇敬和敬爱所有他们四位圣人。因此也尊敬天上那一个最有权威，最真正的，并祈祷他来辅助我。”

好一个来者不拒，照单全收！

忽必烈的最后一句话鲜明地道出他的真实目的：哪一种宗教，哪一个圣人，最能让他的臣民忠于他，让他的组织安泰兴旺，他就选择信仰哪一个。如果每一个都能起到一定作用，他就选择全盘接受。

所以，对忽必烈来说，信仰哪一种宗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助于他实现其个人和组织目标。

反过来说，如果有一种宗教，不能帮助他实现目标，甚至影响目标的实现，忽必烈就会断然禁绝。(www.xing528.com)

马可·波罗的另一段记载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忽必烈曾经非常宠信一个叫做阿合马的撒拉逊人，对他言听计从。此人恃宠而骄，独揽大权，荒淫无度，杀人无数，最后逼反了契丹人陈楚。陈楚的母亲、妻子、女儿都被阿马合奸污过。怒火中烧的陈楚趁忽必烈外巡之际杀了阿马合。

阿马合之死让忽必烈明白了自己的被蒙蔽。他进而了解到阿马合所信奉的撒拉逊人教派的教义。这种教义规定：凡所犯罪恶，无论是哪一种，即使是杀人罪，只要不是对付信奉本宗教的人，都可获赦免。

忽必烈认识到，正是这种教义使阿马合和他的儿子们肆无忌惮，胡作非为，并对自己的罪行心安理得。对各类宗教异常宽容（前提当然是有利于他的统治）的忽必烈立即召集了撒拉逊人，禁止了他们的宗教视为合法的许多事情，责令他们必须尊守国家的法律。不过，尽管阿马合的所作所为如此恶劣，忽必烈也没有对他的族人和他们信仰赶尽杀绝，只是作出了必要的修正和约束。

所以说，忽必烈的宽容不是无原则的，而是有目的的。

当基督教徒来劝说忽必烈奉从基督教时，忽必烈又一次巧妙地利用这一机会。他说：“你们将怎样使我变成基督教徒呢？你们看见住在这些地方的基督教徒全是很呆笨的。所以他们没有做成什么事业，也不能做成事业。你们也看见这些拜佛的人是如何能干，要做成什么就做成什么。他们的菩萨告诉他们一切他们所希望知道的事情，但是，假若我信仰基督或变成基督教徒之后，我的达官和其他不信仰基督教的人，就要对我说：‘什么原因促使你去受洗礼和服从基督的信仰呢？你看见他的什么权力和奇迹？’……那我一定不知道用什么话去回答他们……但是你们去到你们的教皇朝廷，并用我的名义请求他，派遣一百位深悟你们教律的人，到我这里，他们可以当着拜服者的面，去责罚他们的工作，并告诉他们，基督教徒也知道怎样去做这些事情……去约束这些拜佛者，使他们不能再有能力做这些惊奇之事。我们看见这样子，我们就要申斥他们和他们的教法，也就要受洗礼。当我受过洗礼后我所有的达官和贵族也要受洗礼，他们的臣民也要领受洗礼，那么这里的基督徒的数目将比你们自己国家还要多了。”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知道，忽必烈并不是故意用佛教徒来打击基督教徒，也不是想挑起两教教徒的纷争。他希望制造一种良性的竞争，双方比拼如何做成事业，展现奇迹，而这事业和奇迹当然是要对他的王朝统治是有利的。

忽必烈还为基督教徒描绘了一个美丽的前景，如果基督教可以赢得竞争，那么教徒的数目将得到空前的壮大。他的用意在于不费吹灰之力地调动基督徒的积极性。如果他们真的也可以做成事业，那么他的帝国将无须付出任何代价就可以得到这些教徒在竞争机制驱动下充满激情的伟大创造。

马可波罗记下了忽必烈的这段话，并着重写道，“假如教皇那时候派遣人把我们的教义讲给那些人听，大可汗就要变成基督教徒。”这让西方世界深信不疑，以至于200年后的哥伦布在他航海志中还念念不忘教皇没有派遣合格的传教士奔赴东方，深为遗憾。这固然是忽必烈的狡黠之处，但也未尝不是他的雄才大略的具体表现。

通过马可·波罗的游记，我们清楚地看到，忽必烈是如何娴熟巧妙得对他庞大组织内的各种宗教信仰加以管理、利用并发挥积极作用的。他不盲目信仰或排斥任何一种宗教，只要信仰这种宗教可以为他管理帝国带来正面的效益。而且，当这些信仰之间出现矛盾纷争之机，他不但没有逃避，或是简单生硬地处理，而是当成不可多得的良机，纵横捭阖、灵活操控，最终也是为他的管理目标服务。

当今的这个世界，基本上处于和平发展的态势，但全球各地持续不断的一些地区的战争、冲突，绝大多数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民族宗教问题所造成的。也许当今的人民个体意识更加觉醒，形势更加复杂，但毕竟无须面对忽必烈曾经遭逢的如此庞大的帝国。忽必烈的智慧应该可以成为一种有益的参考。

而更具价值的是，对于商业组织或非营利组织的领导者来说，也许直接无须处理组织内的宗教信仰，但组织中人和人的不同之处不仅仅表现在宗教信仰上。抛开宗教信仰不谈，组织中还是会出现根据亲疏、爱好、品性等诸多标准分界的各种派系、类别。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不同的“信念”。组织中的某一派系经常会寻求领导者的支持以求在组织中占据更优势的地位，而且，某一派系往往也会利用另一派系的错误、缺陷等，以此说服领导者来贬低、打击另一派系。有时候，一些不明真相或者经验缺乏的领导者很容易被表面现象迷惑，从而轻率地作出了有倾向性的决定。但这样的后果是在组织中制造了不和谐的因素，派系、山头问题越来越严重。

对于领导者来说，任何派系都是组织的组成部分，如果任何一部分不能为组织贡献正向价值，必定就为组织提供负向价值。

领导者应该像忽必烈一样，采取宽容、包容的做法，决不强求信仰一致，也不扶持或打击某一派系，而是把它们统一到组织的共同愿景中来，把能否为组织目标的实现贡献正面价值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即使派系之间存在着分歧，也要把这种分歧纳入良性竞争的轨道上。就像忽必烈对基督教徒所说的那样，要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给佛教徒看。这就是一种良性竞争，这一派系为了胜过另一派系，必定奋勇争先；而另一派系的为了不被竞争者赢出，也必定不会放松。而领导者所要做的则是进行公平的监管，把竞争约束在对组织整体利益有益的范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