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前文分析，列入黑名单行为在性质上属于行政确认，行政机关实施惩戒措施要以相对人被列入黑名单为前提，并且受到列入黑名单行为的拘束。因此，行政黑名单制度法治化的建构应当以规制列入黑名单行为为先。对属于行政确认的列入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并无疑问，因此对其的法律规制重点不在于法律救济方面，而在于设定权、列入期限这两个方面。
1.以统一信用立法规范黑名单的设定权
列入黑名单行为属于行政确认，虽然我国目前并没有行政确认的统一立法，哪一层级的法律规范可以设定行政确认并不明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任一层级的法律规范都可以设定黑名单。黑名单设定权实质上为立法权，在我国的法律规范位阶体系中，不同立法主体享有不同的立法权限形式。[31] 若如当前实践中的情形，由大量的规范性文件设定黑名单，不仅有损于国家法制的统一，也不利于相对人的权利保障。因此，应适当提升黑名单的立法位阶，在中央层面，法律、行政法规均可以设定黑名单；在地方层面，虽然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是必然趋势，但也容易出现法治碎片化现象，给国家的法治统一，甚至给一个省级区域的法治统一带来巨大挑战，[32] 因此应当将黑名单的设定权赋予省级地方性法规。未来，应当以法律的形式制定统一的社会信用法，对行政黑名单的设定权作出明确规定，以在全国层面构建统一的社会信用制度。(www.xing528.com)
2.明确列入期限
相对人被列入黑名单后通常将会受到各种惩戒，如果不对黑名单设置一定的有效期，则意味着相对人的权利受到约束和限制的期限是不确定的，这不仅会导致相对人的权利保障化为乌有，也有违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黑名单的列入期限类似于刑事处罚中自由刑的刑期，在刑法中，刑期的设定应当遵循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罪刑法定主义产生的思想理论基础之一为三权分立论，该理论认为“建立自由的，仅仅是法律，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个人的自由，避免法官的擅断。在刑事裁判上，犯罪与刑罚必须预先以法律加以规定，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的，法官不能论罪，也不能处罚”。[33] 罪刑法定主义否定绝对的不定期刑，主张法官在法定刑期限内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裁量刑罚。为了保障相对人的权利，黑名单的列入期限也应当由法律规范予以明确，而不应完全交由行政主体判定。未来，应当通过统一的社会信用立法将黑名单的列入期限限定为一至三年，具体的列入期限由行政主体根据相对人的失信情况裁量决定，既保障了列入期限的法定主义，也兼顾了行政活动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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