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并非周人所创，但却为周人所广泛使用，这其实是周人面对当时社会状况所做出的选择。
1.周人入主天下时的社会情况
中华文明在上古时代的主线是沿着东西方向展开的。所有曾于上古时代统治中原地区的王国都起源于或东方或西方的部落系统之中。[56] 最早的东西对峙发生在夷夏之间。方是时，处于西方的诸夏与位于东方的九夷交互取胜。[57] 在此之后，发源于东方的商代继夏代而起，建立了自己的王国。然而，周人“仍循夏人形势，东侵征服殷人”，[58] 尚鬼之殷商终被尚文之周人所灭。参详传说、史籍与考古证据，上古时代之历史梗概基本如此。随着三代更迭，王国之规模日益扩大。武王伐纣后，“把黄河东、西两部更紧密的绾合起来，造成中国古史上更灿烂、更伟大的王朝”。[59]
俗话说，“大有大的难处”。三代皆兴起于氏族部落，部落的扩张则引发争斗，而势力扩张的行为实质上就是入侵原本属于对手的土地。在三代嬗递这一过程中，虽然后起者在经济水平与军事力量上占有优势，却也并非每次均可彻底地征服、剿灭前代残部。这就意味着，统治者占有一片新土地时，必须一并接受该土地之上“非我族类”的原住民。毫无疑问，如何管理这片土地就成了一道摆在统治者面前迫待解决的难题。由于“商人所建之帝国，盛时武力甚大，败后死而难僵”，[60] 故商周交替之际，周人“并不能将殷人势力彻底铲除”。[61] 基于此，武王必须采取一种妥当的办法来维持新生王国的安定。
2.寻求国家安定的政治选择
“周人乃一种极长于实际政治上争强之民族”，针对上述问题很快便拿出了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就是施行封建制度。而这一制度，正是源于周代以前统治者的实践经验。(www.xing528.com)
三代之时，天下共主的传统由来已久，[62] 而争当天下共主是所有强大民族的共同追求。对于周武王来说，其面临的是一个农业国，只要能够坐稳天下共主的位置，则四方就足以安定。在周代以前，谋求天下共主的方法可粗略划为两种思路，一为排斥之法、一为吸纳之术。前者多用于虞夏之时，如舜放“四凶”[63] “启益争统”[64] 皆是通过排斥其他对手的方式，达到独尊的目的。后者则多见于商代，如在周人灭殷前，殷、周之间“已显如后代中央共主与四方侯国之关系”。[65] 相比之下，吸纳的方法更为温和，省去了征伐之祸。
对于周初的统治者来说，在领土扩张之后，其自身实力的不足导致其无法完全将殷商旧部排除出去。因此，其只能选择怀柔之术吸纳曾经的对手。在形势逼迫之下，西周进行了第一次封建。[66] 在此次分封中，商代遗民被封于殷，周人又另设“三监”以便就近监督。实际上，周人封武庚之地，即是殷人之故土。在此制度之下，除了必须臣服于周人之外，殷人在其领地内仍然享有自治的便利。此后“三监”叛乱，周公于平叛后重行分封，即为西周第二次封建。此时周人仍然不能完全宰制殷代遗民，故封其贤者于宋；又另建东都置殷顽民，[67] 以此来维护其统治。在殷人之外，还有许多在西周之前即已存在的城邦之国。“西周亦无法将之除灭，便任其和平共存；这些小城邦无法与西周匹敌，便承认西周为共主，遂以天子之礼侍奉之。”[68] 可见，封建制度亦能妥当地维系周天子对这些城郭之国统治。[69]
由此可以看出，周人分封之目的正如《左传》中所载，系“封建亲戚，以蕃屏周”。为了更好地发挥其效果，周公还通过“制礼”活动创制出了一套与此制度相配合的思想体系，进而在立法层面上将封建制度固定了下来。
从效果上讲，西周的封建制度确实成功地维系了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国的安宁。同时，这一制度也使西周的国土得以持续地扩张。西周时代的封建制度，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耕稼民族的武装开拓与垦殖”制度。[70] 除了防范内部的不臣者之外，封建制度还为防范游牧人的入侵提供了良好的抵御能力。根据其制度设计，每一片土地上都存在一个奉周天子为共主的实际统治者。对于西周统治者来说，这个本属无奈之举的办法反而成了一个低成本的国家管理与扩张手段。
因此，封建制度维系了天下共主的传统，并在缺少其他国家组织办法的上古时代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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