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困扰与理雅各的谨慎都表明，在内涵上，“封建”与“feudalism”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差异。在面对这种差异时，二人都体现出了一丝不苟的学术精神。然而，后世学人对此问题的处理远不如前人审慎。
最早将“封建”概念推向含混的学人当属陈独秀。由于多次往返日本，其深受日本学术氛围的影响，并接受了日本“反封建”的命题。回国后，其更是将这种“反封建”的风潮移植到了中国学界。在其笔下，“封建”成了“前近代”的代名词，成了表达“落后”含义的恶谥，以至于形成了“封建=前近代=落后”的公式。[23] 在这一过程中，陈独秀有意识地泛化了“封建”的含义，以便使这一概念适应近代民主运动的“反封建”主旨。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陈独秀的“封建”说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其所创造的“反封建短语”延及后世。从陈独秀泛化“封建”这一概念的动机来看，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于此种泛化有利于契合其所倡导的政治运动的主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不惜改造“封建”概念的内涵。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陈独秀这种泛化“封建”概念的事实恰恰说明了“封建”与“feudalism”二者之间的差异。而在移植日本“反封建”风潮时，陈独秀并没有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与日本历史状况中存在的差异。具体而言，就是中国社会并不具备那种导致欧洲与日本社会相似性的特征。这背后并非是严谨治学的过程，而是为社会运动铺以理论准备的过程。以此为滥觞，为了适应进一步革命运动的需要，陈独秀之后的论者进一步削足适履地泛化“封建”概念，以期使其满足特定的政治理论。而在日后“泛封建观”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始终都能找到这种政治需求的影子。(www.xing528.com)
不容否认，“封建”概念泛化与“泛封建观”都是特定学者妄将中国史学概念应用于政治理论中的产物。这直接导致在日后有关“封建”问题的讨论过程中，学术纷争的外衣之下始终裹挟着政治理论与意识形态的内容。直至今日，这一现象都未扭转。
简而言之，近现代以来一切有关“封建”用语的混乱与封建理论的分歧都源于“封建”与“feudalism”两个概念之间的衔接。在正常情况下，这种概念的衔接并不会造成学术领域的混乱。但是，由于“封建”概念经历了基于政治话语主导的泛化过程，故关于其内涵的梳理始终无法避免来自政治力量的压力，也无法抵御特定史观对研究的影响。这也成为导致该概念至今含混的肇端，为长久以来的学术研究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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