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翻译困境：从feudalism说起

在中国，“封建”与“feudalism”之间互译的现象至迟已在晚清出现。关于究竟是谁最先将二者互译这个问题，学界前辈多有考证。迄今为止，学界关于此问题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此译法是严复首创，持此观点者有晁福林先生、李根蟠先生等学者。^[10] 第二种观点认为此译法是对日本学者翻译方式的借鉴，周振鹤先生即持此观点。^[11] 还有一种观点系由冯天瑜先生所主张，其认为最早将二者对译的当属“开眼看世界”的中国士大夫林则徐、魏源等。^[12] 依照其观点，严复的译法既非首创、也非承袭，而是直接从英语对译而来、独立进行的创造。^[13] 近年来，亦有学者提出了对上述观点的驳难，认为由丁韪良撰写、汪凤藻翻译的《中国古世公法论略》才是在名、实两层面将“封建”与“feudalism”进行对译的起始。^[14] 从学术界对此问题的激烈探讨中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在接触西方文明之初即已经开始尝试使用“封建”对译“feudalism”。但是，相比于日英对译，中英对译的过程更加坎坷。

1.严复的困惑

作为早期从事中英翻译的杰出学者，严复在翻译“feudalism”的过程中可谓用心良苦。为了企及“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严译著作中的术语译法常常会经历从音译到意译的转变，而“feudalism”即是如此。在翻译《原富》时，严复通过音译的方式将“feudal”译为“拂特”。此译法在其翻译《群己权界论》时仍得沿用。而在翻译《社会通诠》时，严复第一次将“feudalism”译为“拂特封建制”与“封建制”两种译法，但在此书中，音译译法“拂特”仍获沿用。从译名选取的过程来看，严复似乎对于应当如何翻译“feudalism”一词颇为疑惑，而其也将这种疑惑如实地记录了下来。

在为《社会通诠》所作的《译者序》中，严复虽以“封建”一词并称中西方的封建制度，但其仍然困惑于二者的巨大差异。通过考察，其发现欧洲封建制度“进之锐”，而中国封建制度则“延缘不去”。^[15] 面对此问题，“思想正被纳入甄克思社会演进图式”^[16] 的严复感到难以自圆其说，于是遂有以下记述：^[17]

欧、亚之地虽异名，其实一洲而已，殊类异化并生其中，苟溯之邃古之初，又同种也，乃世变之迁流，在彼则始迟而终骤，在此则始骤而终迟，固知天演之事，以万期为须臾，然而二者相差之致，又不能为无因之果，而又不能不为吾群今日之利害，亦已明矣。此不佞移译是编，所为数番掷管太息，绕室疾走者也。(www.xing528.com)

不论是否首创或独创，严复对于“feudalism”的译法可谓深思熟虑。其学贯中西的学术背景使其认识到了古文“封建”与英文“feudalism”所蕴含概念的不同，并为此而困扰不已。以至于其在选取译名时尚属迟疑。

2.理雅各的谨慎

与严复相似，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对于“feudalism”的使用也非常慎重。虽然并不排斥“feudalism”的使用，^[18] 但其在翻译中国古典文献时十分谨慎，并未直接将“封建”与“feudalism”进行对译。具体来说，他将《诗经·商颂·殷武》中的“封建厥福”译为“and his happiness was made grandly secure”；^[19] 又将《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的“封建亲戚”与“故封建之”分别译为“to raise the relatives of the royal House to the rule of States”及“and advanced them to the rule of States”。^[20] 很明显，此三处涉及“封建”的内容都未与“feudalism”对译。这表明在早期西方汉学家眼中，中国古代的“封建”与西欧历史上的“feudalism”并非是一组天然对应的概念。^[21] 在分析过理雅各的翻译后，东北师范大学的日知（林志纯）先生甚至提出“封建”与“feudalism”之间的互译是一种误译。^[22]

可见，近代学者在对译“封建”与“feudalism”时已经意识到了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并且对此苦恼不已。对于这一困扰，严复、理雅各等人都采取了谨慎、保守的态度。这种态度也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学术概念内涵的严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