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这一模式的适用也需以患严重疾病而无法出庭为正当理由。这里主要指被告人因患严重疾病无法辨认、控制自己的行为，无法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也包括出庭可能影响其生命健康等，而并非一患重病，就中止审理。[44] 此外，我国还规定了时间上的限制，即中止审理已经超过6 个月，被告人仍然无法出庭，不仅使这一模式更具可操作性，也体现出尽管在程序上有利于被告人，但适用时仍需保持谨慎的态度。
1.法庭需权衡被告人缺席的必要性
虽然程序有利型模式需要被告人和法庭的合意，但是这种合意并非无限制地“讨价还价”，而必须是在一定利益权衡后才展开。所以，对于被告人的缺席申请，法庭可以根据被告人所处状态或者申请，对案件所涉及的被告人法益进行权衡。这种权衡主要体现在对缺席理由的审查。若法庭认为公安或检察机关所采取的前置措施不足以保障被告人权益，则可以不准许开启缺席审判程序；若法庭认为缺席将对被告人法益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则可以延期审理或传唤被告人必须出庭。反之，若法院认为庭审前或缺席后被告人的权益可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或者缺席对被告人法益侵害不大，则可以准许被告人的请求，决定对其缺席审判。此处可以看出当今《刑事诉讼法》虽然有当事人化的趋势，但还是保留有职权主义的色彩。
2.法庭需审核被告人缺席的自愿性(www.xing528.com)
程序有利型模式虽然尊重了被告人的处分权，也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迅速审判权，但其仍需要对被告人作出刑事处罚，仍然关系到被告人的切身利益。在具体应用中，我们仍然需要一定准则来确保被告人权益不被肆意损害。因此我们认为，在适用程序有利型模式时，审核被告人请求缺席的自愿性是有必要的。
程序有利型模式要求被告人知晓与案件相关的事实和证据，并且知晓缺席审判对其权益的减损和可能带来的后果。由于缺席审判具有天然缺陷，所以在适用时需要特别注意被告人放弃权利的自愿性，而不能一味追求效率而违背被告人意愿进行缺席审判。当然，在一些情形下，被告人身患重病，已经失去意识，但案件却久拖不决。这时，经过被告人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请或同意，明确表示放弃法庭审理时的在场权的，法庭也可以进行缺席审判。确保被告人放弃权利的自愿性，再以知情权、辩护权和事后救济性权利相补充，才能使缺席审判程序本身更趋正当化。
需要注意的是，程序有利型模式是在被告人自愿情形下作出的，其严厉性低于制裁型模式，对于被告人权益的损害也相对较小。所以，程序有利型模式下的缺席判决较制裁型模式下的缺席判决稳定。被告人的异议不再是开启缺席审判的救济程序的“灵丹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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