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例针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的行政处罚是以披露人违反《深交所指引》（2015 年）中所规定的更新义务，再依据《证券法》（2014 年）第193 条所规定的披露人未按照规定进行披露来课予处罚。只是，如前所言，与《深交所指引》（2015 年）对应观察时，可以发现上交所制定的相关披露规定中未能见关于更新义务的规定；而此二者的上位阶规范，诸如《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证券法》也未以明文对更新义务的课予作出规定。据此，要讨论的是，能否从《证券法》的规定中解释出课予更新义务的一般性基础，否则，深交所的更新义务可谓欠缺授权规范；若能通过解释得出更新义务的一般性基础，则不仅证交所所课予的更新义务可谓正当，在处理经由上交所上市的相关案件时，亦能遵循相关法理，不会使同一事实因选择在不同证交所上市而有不同处理。
参考美国司法实践的经验可知，更新义务课予与否的关键之一，便是要考量整个信息披露的体系。我国一向是采取持续性信息披露体系，而持续性的意义有二：一是相较于初次发行时所为的信息披露所言，即发行后尚要进行中期报告、年度报告等定期报告；二是除了前述的定期报告外，还规定了临时报告的披露规定[25]，当有法定的重大事件发生，就应以临时报告的形式披露，不必等到定期报告的作成。[26] 持续性信息披露体系是为了落实证券法的立法目的，即通过公开原则来保护投资者，使证券市场得保持公平性；还需注意的是公平性并不是指一有新信息就应当披露，而是要对信息是否具有重大性进行检视。至此，可以得出，更新义务的基础正在于，虽然公司对披露在先的信息得自由决定是否披露，但一经披露就应当与我国所采取的持续性信息披露体系保持一致，在后续的变化具有重大性时，便应当披露之。(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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