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规范意旨
［6］一般认为，本款规定的股东姓名登记构成商事登记（Handelsregister）或者公司登记之一部（支持观点[9]；反对观点[10]）。《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9 条也将股东姓名与公司住所、法定代表人等典型公司登记事项并列处理。在商事登记脉络之下，本款第1 句是程序登记法，规定股东姓名为登记义务事项（Eintragungspflichtige Tatsache），即课以公司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的义务；第2 句是实体登记法，规定怠于登记的私法效果。
［7］商事登记有三个功能：其一，通过提供法定公示途径，减轻第三人的信息查验成本；其二，一经登记，第三人的善意往往很难成立，商事登记为登记义务人提供了一种摧毁第三人信赖、免于逐个通知第三人的工具；其三，国家对不符合规定的申请不予登记，可以增强企业运营的合规性，且登记数据也可作为其他规制措施的基础。[11]
2.商事登记性信赖责任的法律结构
［8］实体商事登记法，即商事登记的第三人效力规范，在性质上属于信赖责任原理（Vertrauenshaftung），具有与不动产登记相似的公信力[12]。其法律结构分为以下三层。
［9］第一，消极公信力（negative Publizität）。若登记事项已变更而未登记，则第三人可以信赖登记簿之沉默，即登记事项未变更。这一信赖保护乃是一种抽象的信赖保护（abstrakter Vertrauensschutz），不要求相对人明知信赖基础、信赖与法律行为间因果关系、登记义务人的可归责性[13]，相对人仅需对真实事项不知且非因重大过失不知[14]，即可受到保护。这种要件上的放宽，主要是基于商事领域的特殊需要[15]，如果企业要偏离于过去存续的或通常的法律关系[16]，就必须申请登记或者个别通知相对人，否则将受私法责任性的制裁（Haftungssanktion）[17]。
［10］第二，积极公信力（positive Publizität）。若出现登记错误，则第三人可以信赖登记簿之表达，即所登记者为真实。从文义上看，登记错误时，登记事项并未变更，无法适用本款，但是可以考虑整体类推本款以及表见代理、善意取得等具体信赖保护（konkreter Vertrauensschutz）制度。[18] 当然，《民法典》第65 条制定后，错误登记可直接为“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所涵摄（本款与《民法典》第65 条的关系，段码13～15）。[19]
［11］第三，正确登记的效力。依本款反面解释，相关事项一经正确登记，似乎即可对抗一切第三人。[20] 但本文认为，仍应存在两类例外。第三人可能并不负担登记查看义务（Informationsobliegenheit），对未知悉真相不具有过失。[21] 第三人若为商人，则应一般性地负有义务，无过失的情形少之又少；若为民事主体，则应依其职业和当前交易之性质具体认定是否存在有登记查看义务。[22] 存在其他效力更强的信赖外观时，同样不应允许对抗，因为正确登记只是摧毁了商事登记法中的信赖基础，但并不妨碍可以依据表见代理等其他制度发生信赖责任。[23](www.xing528.com)
3.本款与《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12］依《民法典》第66 条，法人应登记事项应对外公告。实践中，登记机关用以公告登记信息的渠道即是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我国的公司登记尚未实现电子化查询，因此应更加突出公告对第三人之公示作用；且依《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10 条，企业应当及时公示股东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时间、出资方式等信息以及股权转让等股权变更信息，这也弥补了现行登记欠缺的诸多要素，对第三人意义重大[24]，因此本款应类推适用至公告。[25]
4.本款与《民法典》第65 条
［13］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 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一部分第3 条认为，本款字义上为“第三人”，而《民法典》第65 条为“善意相对人”，“经查有关立法理由”，可以认为“民法总则制定时有意修正公司法有关条款”；多数学说亦持相同观点（段码6）。但查民总释义，立法者仅讨论了删去“信赖登记”的理由，以及“相对人”与“第三人”的概念用法[26]，并不能得出有意修正的结论。
［14］少数学说认为本款与《民法典》第65 条不同：后者适用于公司与公司相对人间关系，而前者适用于股东与股东相对人、股东与公司相对人间关系。其理由包括：其一，第65 条后段主语应当与前段同一，同为“法人”；其二，第64 条规定法人是登记义务人，第65 条承接前条，规定登记义务人未尽义务时应承受不利益，因此主语也应是“法人”；其三，立法者在审议中将“第三人”修改为了“相对人”，这表明受保护者限于与公司交易的相对人，而不包括与股东进行交易的第三人。[27]
［15］本文认为，少数说部分有谬。从规范功能言，商事登记不得对抗的效果绝不应仅由企业（Unternehmen）承受，否则信赖保护的效果将大打折扣。例如，普通合伙人退伙未经登记，而以合伙企业名义与第三人交易，如果仅是禁止合伙企业向第三人主张该交易因无权代理无效，却不禁止其他普通合伙人主张，则在合伙企业自身财产不足时，第三人将无法得到救济，其在缔约时对其他普通合伙人的信赖将完全落空。正因如此，比较法上如德国，不得对抗的主语并不限于企业，而是一切受影响之人，甚至包括其他第三人。[28] 因此，第65 条也处理公司股东与公司相对人间关系。然而，少数说指出的第65 条并不处理股东与股东相对人间关系，是十分正确的。即使认为“第三人”和“相对人”的表述只是观察视角不同，在外延上可以完全相同[29]，但仍然有必要将股东相对人排除出第65 条相对人范围，因为“公司登记之目的，乃服务于与公司有关的商事交易”，“股东对外让与其股权，在股权转让自由原则下，显然只是股东个人的‘私’ 事”[30]，商事登记的“公示效力规则原则上也就不能适用于股权让与关系”。[31] 因此，《民法典》第65 条并不处理股东与股东相对人间关系，这就为本款提供了独立的适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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