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期限明确的必要性

1.解除权除斥期间发挥作用的前提

根据《民法典》第564 条第2 款之规定，解除权经一定期限未行使则消灭。若“合理期限”无法事前明确，只能待事后裁判酌定，会出现两个问题：债务人无从知晓解除权何时产生，就无法对债权人进行催告；债权人不知解除权的存在，此时何时作为“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解除事由”的起点，会存在问题。

因此，期限的不确定很可能使债务人催告的权利被悬置、一年期间的起算点被显著推迟，最终使法律关系极不安定，导致《民法典》第564 条的规范目的被架空。或有人认为，既然债务人先陷于违约，也无妨令其遭受一定不利益。不过，如后文所述，可归责并非迟延引起解除权的必要条件，迟延的债务人未必值得谴责；并且，现行法就恶意欺诈、不法胁迫引发的撤销权均规定了除斥期间，这类已经达到悖俗标准的行为人尚值得保护，而陷于迟延的债务人（很可能不可归责）却要承受长期的法律关系不安定，将导致评价矛盾。

2.抑制投机的必要条件

《民法典》第591 条规定了债权人的减损义务。在因迟延导致的解除中，解除后的解除权人有义务尽快进行替代交易，以减少迟延造成的损害（如市场价波动）。^[22] 此项义务构成一项债权人对己利益的不真正义务，违反的后果是损害赔偿数额的减少。不过，假设机械地要求只有合同解除后才发生替代交易之义务，将导致享有解除权的债权人持权观望——既然等待期间的迟延损害赔偿可以由债务人负责，何不观望市场价格波动，选择是否解除？这种投机不仅仅会导致损害扩大、过度剥削债务人；也会造成效率低下，和迟延解除提高效率的初衷背道而驰。为限制这种投机，若市场价值波动较大，或迟延损害持续发生，始终不解除的行为将可以评价为“放任损害的扩大”，构成减损义务之违反。^[23]

当然，债务人可通过《民法典》第564 条第2 款的催告去限制这种观望，只不过，如前所述，若期间无法明确，债务人完全不知何时可以催告，限制观望也就无从谈起。同时，既然期间不明确，债权人事实上也无从知晓期限何时经过：补正期限届满前，债权人不得从事任何替代交易，否则“过早的替代交易”通常无法得到赔偿。^[24] 若债权人操之过急，很有可能会因替代交易反遭二次损害。可见，期间不明确的风险是双向的：债务人无法通过催告起算除斥期间的方式限制债务人的投机行为，债权人也无法明确何时可以开始进行替代交易。此时如果再套用前述观点，认为合理期限一旦经过，怠于替代交易即构成减损义务违反，恐怕是强人所难。如此一来，为避免债权人陷于过早替代交易的风险，恐怕得付出减损义务的经济效用大打折扣的代价。减损义务和催告规则是抑制投机、提高效率的两个法律手段，期间不明确时，两者的作用均受到限制，此时解除权人普遍持权观望的局面将难以避免。(www.xing528.com)

投机行为还可能带来其他不合理的利益格局。在买受人因瑕疵未及时补正享有解除权的案型中，出卖人在解除后享有返还请求权；若买受人持权观望，出卖人则无法及时另行处置标的物，但由此造成的损害却只能自食苦果——通常只有解除后，才会发生返还义务之违反，并引发损害赔偿责任。因为，在解除权产生至实际解除前，等待中的债权人不存在义务违反。^[25]

3.期间激励作用的信赖保障

有观点认为，期间不仅有警告作用，还有激励作用。^[26] 即定期催告可以激励债务人尽快履行债务，使自己也能获得对待给付，避免缔约费用和履行准备费用的落空。若要实现这一激励作用，必须使债务人获得信赖保障：在一定期限内提出的给付必然会被受领。倘若期限不明确，债务人则面临准备履行费用落空的风险。很可能在补正履行的过程中，债权人发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而裁判机构事后认定，合理期间已经经过。对债务人来说，无视催告不予补正，将面临不利；但如果进行补正给付却仍不能避免合同解除和违约责任的厄运，无异于雪上加霜。缺乏信赖保障的债务人很可能“两害相权取其轻”，最终使激励作用无从发挥。有鉴于此，CISG 的评注者认为，债务人必须提出明确的期间才构成有效催告，且期间的指定具有拘束力，一般不允许事后缩短。^[27]

不过，激励作用本身的正当性仍存疑。应回到定期解除的功能中：替代本款第4 项“根本违约”的标准，提供更明晰的解除标准，以促进合同解除中的效率。倘若不能通过信赖保障激励债务人，债务人将缩手缩脚，债权人可能会持权观望，最终导致双方当事人直至裁判生效前都无法知晓诉讼结果，替代交易和补救方案一再被拖延，此时，迟延解除制度提高效率的目标将无从谈起。因此，激励债务人是定期催告制度的内生要求，至于引发的保护债务人之作用，不过是一种反射效果而已。此时，不必讨论双方当事人谁更值得保护的问题。

综上，为确保定期催告发挥应有功能，期限必须明确。不过，应由谁来明确，仍有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