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就是由一个人或团体，即传送者（sender）利用各种可行的媒体（media），将信息（messages）传送给另一个人或团体，即接受者（receiver）的过程。”[28] 从传统媒体时代到信息时代再到智媒时代，重大突发事件并不是引发公众质疑、恐慌的真实原因，而是由于信息获取、传播、沟通的不平衡引发了恐慌。政府如何回应公共突发事件信息，从而实现政府与媒介、政府与公众的有效沟通，这是政府执政面临的考验和挑战，同时也是构建和塑造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形象的机遇。从危机传播视角而言，艾伦·杰伊·查伦巴认为，危机沟通包括辨别内外部的沟通受众，发生危机时他们最需要获取各种信息。危机沟通需要构想、创建和传播信息给这些内外部受众，同时对他们的回答做出反馈。[29] 何子英、陈丽君、黎灿辉认为，妥善处理突发公共事件需要政府及时、迅速做出反应，避免事件的进一步扩大，其中的关键是良好和有效的政府沟通，沟通的目的在于相互理解和达成一致。政府沟通的效果不仅直接反映了政府行政能力的高低，也影响着公众对政府诚信的认可水平。[30] 从公共关系视角而言，有效政府沟通是“建立在没有权力强制、平等和自愿选择基础上的双向沟通、协调的柔性管理原则”，[31] 王晓成认为，有效政府沟通是以公开性、利益一致性、科学性、艺术化和全员公共关系为基本准则。[32] 有的观点认为，在公共关系视角下的有效政府沟通应由“清晰、相关、及时、一致、诚实、根本、全面、可得、关怀、反馈”十大原则构成，[33] 其中，及时沟通、公开透明、参与对话、回应反馈是核心思想。从行政管理视角而言，有的学者提出，政府传播属于行政传播，一般是指政府组织及其成员通过新闻媒体对外传递、交流和共享信息的行为，以及通过这些信息传播所达成的沟通交流和社会互动。[34] 政府传播既是公共行政的核心职能之一，也由此奠基了社会公共信息的核心场域，或者说事实上构建着特定社会的核心信息体系。[35] 因此，要实现有效的政府传播和沟通，应遵循及时、公开透明、掌握主动、以人为本、快报事实、慎报原因等基本原则和维度。[36] 从政治传播视角而言，政府通过一定的传播渠道将既定内容传播给特定受众后，会形成或改变受众的政治信任、政治态度。复旦大学博士于晶提出，政府传播效果的考察角度已经从“舆论控制”能力转移到了“议题管理”能力，前者的单向度权力施压逐步被公共讨论、意见交换所取代，认为有效的政府传播、沟通应做到信息公开的必要性和权威性、新闻报道的积极性和热衷性、信息需求的紧迫性、传播噪音“多音齐鸣”、传播效果先入为主。[37] 相较于不同媒体的传播效果，有学者认为，社交媒体的信任度更高，这是由于其缺少守门人的过滤与修改，不受利益集团影响、可谈论传统媒体不敢涉及的问题，信息更多面化。但也有研究显示，传统媒体的信任度更高，因为其信息要经受一定层次的事实确认和编辑审核，更有专业性与权威性，而社交媒体缺少专业性及保证信息准确性的社会压力。(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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