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盈余：自由时间的力量》的作者克莱·舍基（Clay Shirky）认为，媒介是社会的连接组织。与20 世纪相比，当下的媒体环境和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对于信息的接收方式已从被动转为主动。[3] 关于受众的媒介选择和接触。从传统媒介时代到移动互联网时代，最大的变革是人们得以按照自己的需求与偏好来配置个人化的媒介菜单（media repertoire），根据自己的生活节奏来安排日常的媒介消费。[4] “媒介菜单”观点侧重描绘受众对媒介的使用节奏，强调丰富媒介载体和渠道。[5] “媒介家具”（media furniture）或者“媒介组合”（media ensembles）观点认为，多种媒介组合在一起，呈现出不同的功能和作用，受众可根据需要随时选取和使用。[6] 喻国明认为，一系列以“媒介菜单”“媒介家具”为核心的探讨媒介使用的研究方法，大都具备以下特征：一是使用者中心视角；二是整体性；三是关系性。[7] 在媒介分类方面：柳庆勇认为，媒介分类主要包括“时空受限类媒介”“时间自由类媒介”“空间自由类媒介”“时空自由类媒介”。[8] 沈菲等学者提出媒介分为“电视主导型”“低媒介消耗型”“电视-杂志型”“电视-网络型”“电视-广播型”。[9] 曲慧、喻国明等认为媒介系统可分为“大众快消”“小众快消”“大众慢消”“小众慢消”。[10] 在媒介使用现状方面：詹姆斯·韦伯斯特提出了“媒体二重性理论”（duality of media），认为当下的媒介使用模式并没有单一集中到任何一个理论框架中，个人因素与媒介结构因素共同作用，从而影响数字媒体环境中公众注意力。[11] “新受众研究”（new audience research）更专注于研究受众通过媒介获取信息的过程，以及受众自身的日常生活、文化情境如何影响个体的媒介接受行为。[12] 喻国明、杨颖兮对当下我国居民媒介使用的主要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手机是最重要的媒介，接触率与使用频率均位列第一；微信是渗透于各种场景、能够全方位满足人们几乎所有需求的“超级App”；晚间是媒介消费的高峰时段，电视在晚间时段仍然保持着“第一媒介”的地位；信息类App 的接触率在一天之中随时间推移而降低，娱乐类App 的接触率随时间推移而增加。[13] 近年来的研究主题：一是围绕媒介使用对政府信任、政治效能的影响，侧重研究媒介选择、媒介接触、媒介依赖对政治态度、政府质量感知、公众参与度及政治社会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影响，[14] 如有的学者认为，相较报纸等传统“冷媒介”，手机等“新媒体”“自媒体”受偏好与信赖程度更高，影响更大；[15] “新媒体”接触引发的政府信任下降可能造成其他层面的风险后果；[16] 有的学者在研究媒介使用、媒介评价和青年政府信任时提出，影响青年群体政府信任的因素并非媒介本身，而是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内容以及对媒介的评价与认可，媒介内容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青年价值观的形成，对媒介的认可会影响青年对政府的认知与判断。[17] 二是研究媒介接触与新闻信息获取、信息传播效果的影响，如从官方渠道、人际渠道、自媒体渠道三方面分析传播渠道公信力。[18](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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