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全球创意经济领域的竞争领头羊

解学芳　陈冰心　臧志彭^**

数字创意产业集群沿着全球价值链的升级，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在“不进则退”的激烈竞争中进行的 ⁽¹⁾。城市是世界经济价值环节的空间载体。近年来，不少学者将全球价值链引入城市研究，深化了对城市价值创造和增值过程的认识。而关于数字创意产业价值链的探究却刚刚起步。加快把脉当前中国数字创意产业的城市价值链分布格局，进一步提高对新一轮全球数字创意产业发展和国际分工的系统认识，是当下亟需关注的重要理论和现实命题。

随着城市功能的不断演化，发展知识密集、高附加值、高辐射性的创意产业成为衡量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李亚薇，2012）⁽²⁾。创意产业集群有助于提升城市品牌认知度、知名度和美誉度（潘登、蒋丽丽，2017）⁽³⁾。而产业集群的出现，相应地助推了价值链上功能分工成为可能，价值链分工日益成为城市间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也是塑造城市网络体系的主要力量。王宝平（2014）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切入世界城市网络研究⁽⁴⁾；周韬（2018）则关注城市群空间价值链，他认为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处于标准制定、创新、研发和设计等价值链高端，而外围中小城市则处于相对低端的制造环节⁽⁵⁾；文化产业集聚区作为新的“过渡空间”而被引入现有的城市结构中（Melchert，2004）⁽⁶⁾。

价值链即企业创造价值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完整组合。价值链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者迈克尔·波特（1985）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总结企业相关经营管理活动而提出的概念模型，包括了基本生产经营活动（从原材料采购，到生产活动，再到售后服务）和一系列支持性活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开发与管理环节）（刘彦平，2007）⁽⁷⁾。国内外学者关于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研究主要总结出两大战略路径：一是聚焦在原有价值链体系中的升级。如John与Hubert（2002）认为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企业可通过工艺、产品、功能的升级来实现链的升级⁽⁸⁾。二是寻找和建构新的全球价值链或区域价值链。如Lee和Gereffi（2015）建议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建立区域供应链和零售网络⁽⁹⁾；戴翔⁽¹⁰⁾、毛蕴诗 ⁽¹¹⁾等人（2015）认为应抓住跨国公司“逆向创新”机遇，利用全球资源与智慧促使全球竞争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

然而，现有全球价值链理论建构于以生产制造环节为重心的传统行业的逻辑框架（俞荣建、文凯，2011）⁽¹²⁾。郭梅君（2011）结合创意产业的特点强调创意产业价值链环节包括内容创意、生产制造、营销推广、传播分销和消费交换等⁽¹³⁾。臧志彭（2018）认为数字创意产业价值链从上而下可分为数字创意内容生产（核心层）、传输通道和消费平台（中间层）和技术开发（第三层）⁽¹⁴⁾。总体来看，关于创意产业价值链的相关研究较多，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偏向宏观的理论分析，如马凤娟⁽¹⁵⁾、王熙元⁽¹⁶⁾、黄志锋⁽¹⁷⁾等学者结合时代背景对创意产业价值链开发、塑造、结构乃至重构的研究；一类则聚焦国家、地区、城市、民族或产业，对创意产业价值链进行具体案例分析，代表学者有魏鸿宇⁽¹⁸⁾、范宇鹏⁽¹⁹⁾、王腾飞⁽²⁰⁾、胡林荣⁽²¹⁾等。

2016年12月，数字创意产业在《“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被确立为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生物技术、绿色低碳、高端装备与材料并列的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数字创意产业成为国家的大政方针，这既是业界的共识，也具有现实的紧迫性。目前，学界对数字创意产业细分领域如游戏⁽²²⁾、动漫⁽²³⁾、创意设计⁽²⁴⁾、网络文学⁽²⁵⁾等的价值链研究正日益增多，但从整个产业层面对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进行的研究尚不多见。总的来说，全球价值链和城市发展的互动研究在学界已经引起了足够的重视，但关注上海数字创意产业这一新兴业态的研究较少，亟需加强。

我国的数字创意产业主要有以下七个细分领域：网络文学、动漫、影视、游戏、创意设计、VR（虚拟现实）、在线教育。关于数字创意产业的内涵，国内外研究者最强调“创意内容”和“数字技术”这两个要素。如Garnham（2005）指出“创意产业”的概念是信息社会的产物，信息与通信技术赋予了创意产业生命力⁽²⁶⁾；丁文华（2017）认为数字创意产业是由传统传媒产业、新兴创意产业和技术产业三者共同形成的，并受知识积累、制造水平和想象能力三方面的驱动力影响⁽²⁷⁾；臧志彭（2018）提出数字创意产业是内容、技术与制度三维协同创新驱动的新型业态⁽²⁸⁾；周荣庭、宋怡然等（2018）认为数字创意产业是以文化创意内容和设计服务为核心、以数字化为前提、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新兴文化产业⁽²⁹⁾。

在明确数字创意产业内核和范畴的基础上，本文以2008—2017年全球各城市的数字创意产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切入点，从数字创意产业的核心层即数字创意内容生产行业，位于中间层的数字创意产品传输流通类行业，以及支撑层数字创意设备制造行业等三个价值链环节（见下图），深入探讨每个环节的代表性数字创意产业行业，从价值链角度对全球城市的功能定位和集聚格局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

图1　数字创意产业价值链模型：三大环节及细分行业列举⁽³⁰⁾

从研究方法来看，目前国内外相关文献主要侧重于定性研究，定量研究较为缺乏。本文基于全球产业分类标准（GICS）构建统一的数字创意产业统计范围，借助国际权威的美国标准普尔全球上市公司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和官方网站、雅虎财经及谷歌财经等渠道搜集整理，并筛选出2008年至2017年间全球数字创意产业上市公司经过审计的公开财报数据（数据检索截至2018年12月），从数字创意内容生产行业、分发传输行业、设备制造行业三大价值链环节进行重点解析，最后对中国城市及上海的所处位置进行判断，提出价值链导向的上海城市发展建议，以明确当前中国数字创意产业的城市价值链分布格局，进一步提高对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的认识，并为政府、企业和相关研究者提供借鉴与参考。

数字创意内容生产行业为消费者提供创意内容，是数字创意产业最为核心的价值所在，它决定了数字创意产业链的形成、衍生与增值能力，代表性企业如美国的华特迪士尼、时代华纳、康卡斯特、宏盟集团等。下面主要从上市公司数量、营收总值、营收均值三个维度，重点分析广播电视业（Broadcasting）、影视娱乐业（Movies & Entertainment）、出版业（Publishing）等三个内容类行业的全球城市集聚格局及上海的全球竞争地位。

随着各国对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视，广播电视业正调整产业布局、形成新架构，以期实现广播电视高质量、创新性的发展，满足受众日益增长的视听需求⁽³¹⁾ 。从数据来看，2008—2017年全球广播电视业共有1 330家上市公司，分布在95个城市中，营收总值约为11 095.32亿美元，均值约为8.34亿美元。通过对上市公司数量在20家以上的14座城市进行比较，发现整体分布较为均匀，数量差距不大。其中，亚洲的城市广播电视产业相对集聚，如前三名城市：东京88家，首尔75家，曼谷60家。

从综合营收均值、总值和公司数量来看，公司数量最多的东京均值排名第十位，营收总值以1 953.62亿美元位列第二，仅落后于德国中部城市居特斯洛的2 102.19亿美元。居特斯洛的上市公司数量仅有10家，但以210.22亿美元的营收均值雄踞第一，远远超过其他城市，这与总部位于居特斯洛、拥有184年历史、全球著名的内容制作和传播公司贝塔斯曼集团（Bertelsmann AG）密切相关。贝塔斯曼是德国第一大媒体集团，旗下业务涵盖影视（UFA影视公司，RTL集团，VOX电视台）、出版（兰登书屋Random House）、杂志（古纳雅尔G+J）、服务（欧唯特集团Arvato）和媒体俱乐部（直接集团DirectGroup）等众多领域，实力雄厚⁽³²⁾，引领着德国广播电视产业的发展潮流。

图2　2008—2017年全球部分城市广播电视业上市公司数量（单位：家）

表1　2008—2017年全球广播电视业营收均值前10强的城市情况

（续表）

当前，影视娱乐业正处于高速发展期，在“互联网+”与粉丝经济带动下，与动漫、游戏、出版、网络文学等不断融合，呈现出良好的经营效益和发展空间⁽³³⁾。2008—2017年期间，共有3 034家影视娱乐业公司分布在全球149个城市中，营收总值约12 122.03亿美元，均值约为4亿美元。影视娱乐业的上市公司数量较多，披露营业收入且上市公司数量在20家以上的就有29座城市，其中孟买数量最多（见下图3），高达336家；首尔次之，有266家；中国香港有212家，位列第三。从影视娱乐业的营收总值和均值排名来看，纽约稳居第一，巴黎位列第二，优势明显。纽约的影视娱乐业上市公司数量和巴黎不相上下，但却以5 022.72亿美元的营收总值和106.87亿美元的营收均值远超巴黎，堪称绝对的影视娱乐业的“超级巨头”。

究其原因，孟买（Mumbai）是印度的商业和娱乐业之都，是印度最大的电影生产基地，也是印度最大的电影城宝莱坞的大本营。印度的大牌电影演员、主要电影明星大都居住在孟买（Mumbai），相当一部分最具代表性的印度影片在这里诞生。韩流（K-wave或Hallyu）即韩国流行文化，如电视剧、电影、流行音乐、时尚和网络游戏等，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与韩流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韩国影视产业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与提升国家形象的重要抓手。当前韩国约有1 000家娱乐机构⁽³⁴⁾，韩国“三大娱乐公司”即韩国SM娱乐有限公司（S.M.Entertainment）、韩国YG娱乐有限公司（YG Entertainment）、韩国JYP娱乐有限公司（JYP Entertainment）的总部均位于首尔（Seoul）。作为亚洲的金融中心、创意中心，中国香港（Hong Kong）的影视娱乐上市公司数量较多，除了产业基础稳固外，还与资本环境良好、上市政策优惠、文化包容性高等因素有关⁽³⁵⁾。充分借助香港影视人才优势和文化资源，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影视创作生产将是未来影视娱乐业崛起的重要战略选择。

图3　2008—2017年全球部分城市影视娱乐业上市公司数量（单位：家）

在数字化与网络化时代，出版业的出版形式、内容选题、编辑创作、传播形式都发生了重大变革，传播更具时效性、共享性和广泛性⁽³⁶⁾。从数据结果可知，2008—2017年期间，出版业共计有2 163家公司分布在全球150个城市中，营收总值约9 449.18亿美元，均值约为4.37亿美元。上市公司在20家以上的有25座城市，其中东京数量最多，高达144家，但营收总值约为353.26亿美元，排名第5，均值约为2.45亿美元，排名第58；伦敦的上市公司数量为126家，总值以2 009.85亿美元排名第1，均值以15.95亿美元，排名第10。总的来说，世界出版重地“伦敦”的集聚效应最强。

图4　2008—2017年全球部分城市出版业上市公司数量（单位：家）

法国出版业历史悠久，以高质量和创造力为主要特色，全国主要的出版社都集聚在巴黎附近；随着全球市场对法语读物需求量的增长，以巴黎（Paris）为首的法国出版业（Publishing）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从全球出版业营收总值和均值前十强来看，巴黎虽然上市公司数量不多，仅有17家，但总值以970.99亿美元位列第二，均值以57.12百万美元位列第一，总体产业实力最强。与此同时，伴随5G时代的到来，也为出版商提供了政策和技术上的支持，加速了行业的更新与成长⁽³⁷⁾。

表2　2008—2017年全球出版业营收总值和均值前十强城市

（续表）

中国城市在数字创意内容生产环节的突出特点主要表现在：北京和香港的上市公司数量优势明显——香港有212家影视娱乐业上市公司，位列第三；北京有147家，位列第五。香港有100家出版业上市公司，位列第三；北京有51家，位列第七。

从上海的发展现状来看，数字创意内容生产环节和全球相比还有差距。从2008—2017年的数据来看，在数量排名上，65个城市中上海有线和卫星电视业排名第8，总值排名17名，均值排在21名。截至2019年，上海电视业已历经60年的发展，上海广播则已发展了90年。广播电视业的大众性和文化性，决定了上海广播电视业伴随着上海社会的变迁，不断发生着变化⁽³⁸⁾。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SMG）是中国目前产业门类最多、产业规模最大的省级新型主流媒体及综合文化产业集团⁽³⁹⁾。此外，上海的影视娱乐业、出版业无论是公司数量还是总值和均值，在全球范围内都排名较为靠前，企业集聚效应凸显。但从与全球均值的差距可知，上海与头部城市相比仍实力悬殊。

表3　2008—2017年上海数字创意内容生产环节公司数量及营收情况　（单位：亿美元）

（续表）

处于中间层的数字创意产品传输环节主要通过软硬件开发，为创意内容提供传输通道和消费平台，代表企业有谷歌、亚马逊、瑞典爱立信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技革命浪潮的爆发式普及与创新应用，催生了网络游戏、动漫、电影、新闻、出版、音乐等一系列数字内容业态的出现与变革，其营销手段与消费方式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下面主要从上市公司数量、营收总值、营收均值三个维度，重点分析互联网软件与服务（Internet Software & Services）、互联网与直销零售（Internet & Direct Marketing Retail）等行业的全球城市集聚格局及上海的全球竞争地位。

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和资本力量的共同催化下，共享经济、数字支付、跨界电商等新兴业态不断孕育发展壮大，互联网软件与服务业获得了飞速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显著⁽⁴⁰⁾ 。2008—2017年互联网软件与服务业共有4 916家企业，分布在全球300个城市中，营收总值约为6 557.75亿美元，营收均值约为1.33亿美元。46个城市的上市公司数量在20家以上，且数量差距明显。位列第一的东京有884家，远远超过全球其他城市；公司数量在100家以上的城市共有5个：华沙、伦敦、首尔、悉尼、北京；其他城市的上市公司数量均不超过百家。

从互联网软件与服务业营收总值和均值的城市排名来看，东京经济总量庞大，以1 514.90亿美元的营收总值高居首位，集聚效应显著；但营收均值1.71亿美元，仅位列第44。反观中国深圳和德国的蒙塔鲍尔（Montabaur），这两个城市的上市公司数量均不超过20家，但营收总值分别位列第二、第三，均值又分别位列第一、第二，其竞争力和发展潜力不容小觑。其中，深圳的营收总值是蒙塔鲍尔的3倍多，均值是其近2倍，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

互联网与直销零售业，主要是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来实现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信息沟通、产品定制、产品传递等功能，是直销企业向互联网方向转型的新行业模式⁽⁴¹⁾ 。2008—2017年互联网与直销零售业共计1 791家上市公司分布在全球155个城市中，营收总值约为22 722.09亿美元，营收均值约为12.69亿美元。在上市公司数量上，有19座城市超过20家，其中东京“一枝独秀”，以163家企业位列第一，集聚特征明显，其他城市均不超过70家。

从互联网与直销零售业营收总值和均值的十强排名来看，除美国城市西雅图和圣何塞（San Jose）以外，其他十强城市在总值和均值的排名上都有些许浮动，其中，东京的变化幅度最大。东京以914.29亿美元的总值排在第六名，但均值仅有5.61亿美元，居于第42位，可见其龙头企业规模尚需扩展，产业结构有待优化升级。

表4　2008—2017年上海数创内容分发传输环节公司数量及营收情况

为了更加客观地判断上海所处的竞争地位，首先需要审视我国城市在数字创意内容分发传输环节的突出特点。其一，深圳互联网软件与服务业发展迅猛，以1 039.70亿美元的营收总值位列第二，以64.98亿美元的营收均值位列第一。其二，北京、香港、广州的互联网与直销零售业发展较好。在2008—2017年全球城市互联网与直销零售业营收总值和均值前十强中，北京以1 760.40亿美元的营收总值位列第二，以33.85亿美元的营收均值位列第十；香港以1 080.55亿美元的营收总值位列第四，以120.06亿美元的营收均值位列第二；广州以39.98亿美元的营收均值位列第九。

具体到上海（见下表5），2008—2017年上海互联网软件与服务业上市公司数量较多，以46家居于全球15位，总值和均值在世界范围内排名靠前，分别居于13位、39位，并以略微优势超出全球均值，相对来说是上海数创内容分发传输环节中最强的行业。上海的互联网与直销零售业上市公司数量多（57家），居于全球城市第3位，其营收总值和均值也高，但与全球均值相比尚有不小差距。进入“互联网+”时代，数字创意产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成为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⁴²⁾。据2018上海统计年鉴显示，2017年上海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从业人员由48.60万人升至52.47万人，产值高达1 862.27亿人民币，其中信息产业增加值占上海生产总值的10.7%⁽⁴³⁾。这与上海近年来网络游戏业、互联网信息服务业、网络视频、网络直播、网络音频以及文化软件业企业纷纷登陆资本市场的发展态势相吻合。

表5　2008—2017年上海数创内容分发传输环节公司数量及营收情况　（单位：亿美元）

数字创意设备制造行业支撑着整个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的技术开发环节，包括制定产业技术标准、研发数字设备操作系统等，是一个国家和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基础。下面主要从上市公司数量、营收总值、营收均值三个维度，重点分析消费电子产品（Consumer Electronics）、技术硬件（Technology Hardware）及存储外设（Storage & Peripherals）这两个设备制造行业的全球城市集聚格局及上海的全球竞争地位。

消费电子产品用户基础广泛、应用场景丰富、兼领时尚风向，是创新最活跃、应用转化最快的领域⁽⁴⁴⁾。2008—2017年期间，消费电子产品业共计有1 461家企业，分布在全球109座城市中，总营业收入约为34 967.28亿美元，营收均值约为23.93亿美元。上市公司数量在20家以上的城市有16个，其中有10个都是中国城市，香港以128家企业的集聚位列第一，集聚特征明显，也体现出我国数字创意设备制造行业的竞争力和优势。

中国城市的企业数量排名靠前，但从消费电子产品业营收总值和均值前五强数据来看，仅有惠州入围，总值排名第5，均值排名第6。究其原因，广东省惠州市是全球最大的电话机、彩电、激光头生产基地，亚洲最大的组合音响生产基地，中国最大的汽车音响、DVD、手机生产基地之一，培育了有TCL、德赛、华阳、侨兴等一批全国知名消费电子产品企业，另外还引进了美国通用电气（GE），日本索尼，韩国三星和乐金电子（LG），荷兰皇家飞利浦等跨国公司在惠州合作生产与经营，建构起了惠州在消费电子产品行业的独特竞争力。此外，营收总值和均值前五强的排名总体较为稳定。其中，日本有三座城市进入榜单，分别是东京、门真（Kadoma）、堺市（Sakai），不仅排名靠前，且整体实力强。日本的消费类电子产品业在20世纪80—90年代独领风骚，孕育了索尼、松下电器、夏普、亚马达、尼康等国际知名企业，引领着日本在消费类电子产品行业的持续变革、发展与创新。

从数据来看，2008—2017年技术硬件及存储外设业的3 266家企业分布在全球168座城市中，营收总值约为101 101.13亿美元，均值约为30.96亿美元。上市公司数量在20家以上的城市有30个，其中，中国城市占14席，仅中国的台湾省就有新北、台北、桃园、新竹、台南、竹北等6座城市。

从总值前十强数据来看，中国入选城市最多，占据后六位；但未有一个进入均值前十强榜单。而韩国京畿道的首府城市水原和美国硅谷核心城市之一的库比蒂诺稳居总值、均值前两名。究其原因，韩国最大的电子工业企业三星电子，同时也是三星集团旗下最大的子公司，其最大的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均位于水原市。全球知名的高科技公司苹果、全球领先的网络安全软件及硬件服务提供商赛门铁克（Symantec）、互联网基础架构软件公司Zend（Zend Technologies）总部以及其他注明的巨头企业均位于库比蒂诺；而全球最大的硬盘、磁盘和读写磁头制造商希捷（Seagate Technology Corporation）、高成长性的跨国信息安全软件公司趋势科技（TMIC/Trend Macro）、数据库软件公司甲骨文（Oracle Corporation）的分部也位于此，从而造就了强势的技术硬件及存储外设业的发展。

首先，从我国城市在数字创意设备制造行业的发展特点来看：其一，消费电子产品业中国城市的企业多而不强。上市公司数量在20家以上的城市中有10个都是中国城市，其中，香港以128家企业位列第一。然而仅有惠州进入消费电子产品业营收总值和均值前五强，总值1 209.76亿美元，排名第5，均值75.61亿美元，排名第4。其二，中国台湾的技术硬件及存储外设业较为发达。30个上市公司数量在20家以上的城市中，中国城市占14席，仅中国台湾就有新北、台北、桃园、新竹、台南、竹北等城市入围，说明中国台湾在技术硬件与存储外设行业的集群度高、产业竞争力强。

从全国城市维度切入审视上海，2008—2017年上海的消费电子产品业上市公司数量为0；但技术硬件及存储外设业有20家上市公司，位列全球第22位；总值高达161.21亿美元，排名位于26位，但营收均值（8.06）与全球均值（30.96）相差较远，这与上海的文化基础、产业规划、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密切相关。近年来，伴随着数字创意产业成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海开始着手布局相关产业。例如，为推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而成立的文化装备产业国家级基地和专业化大平台——上海国际高科技文化装备产业基地TCDIC，主要围绕“文化装备服务”开展集成展示、交易租赁、信息整合、文化金融等服务，重点引进影视装备、舞台影院装备、广告会展装备、多媒体装备、游艺游戏装备六大类别装备贸易企业⁽⁴⁵⁾。可以预见，上海将出现一批有竞争力的数字创意设备制造企业。

表6　2008—2017年上海数字创意设备制造环节公司数量与营收情况　（单位：亿美元）

从国内外城市比较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多年累积的技术优势、知识产权优势、市场优势、资本优势和制度优势，在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中牢牢占据了高附加值的主导地位。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城市的数字创意产业竞争力明显不足。一方面，我国在广播电视业、影视娱乐业、出版业等方面与欧美国家相比均有不小差距。虽然我国的某些城市具备一定的行业影响力，但要形成与欧美相抗衡的全球竞争力尚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另一方面，在数字创意产品传输流通行业，我国城市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线上线下软硬件体系，发展迅猛，前景广阔。在数字创意设备制造行业，我国城市集聚特征明显，中国台湾优势突出，但总体处于数字创意产业价值链的末端。对上海来说，欲在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中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需明确当前所处价值链位置以及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实力，同时放眼全球、全国与长三角，加快提升数字创意产业整体的竞争力与集聚度。

近年来，腾讯、字节跳动、网易、华为、阿里巴巴等中国企业纷纷拓展海外业务，在电影、游戏、新闻、VR、数创设备等数字创意产业领域攻城略地，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企业、尤其是上海企业在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希望。城市升级是一个动态改善的过程，只有适合本阶段和自身发展实际的创新才能推动城市产业升级，因此识别并管理城市内部的价值增值机会和环节，发挥城市现有优势，弥补自身不足，是城市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⁴⁶⁾。就数字创意内容生产行业而言，位于价值高端环节的创意内容由欧美发达国家的高科技城市控制，上海应砥砺前行，与时俱进；在数字创意产品传输流通行业，上海的互联网软件与服务业发展亮眼，可加大科研投入，乘胜追击，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互联网作为跨界融合器，已将数字创意产业上市公司的发展界限与价值链全部打通，行业边界与地域边界日益被打破，数字创意产业上市公司与互联网呈现深度跨界融合、混业经营的特点。⁽⁴⁷⁾鉴于此，数字创意产业内容创作与文化生产思维、数字文化生产运作流程等应基于跨界思维进行再造与重塑，建立起由互联网无缝接入的全新、无界、高效联通的现代数字创意产业发展体系。此外，紧跟高新技术发展潮流是数字创意产业实现价值链攀升的核心法宝。当前数字网络技术、裸眼3D技术、全息成像技术、可穿戴技术、VR/AR（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区块链、人工智能技术等新一轮科技革新浪潮正在对初步形成的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格局带来了冲击与影响。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政策红利等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为数字创意产业的全球价值链重构战略提供了绝佳的历史机遇期⁽⁴⁸⁾。上海正在积极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基于这一重任与科技创新优势，我们应正视自身数字创意产业龙头企业的匮乏、创意内容竞争力还不强、数字创意产品传输流通类行业与欧美日韩相比仍有差距，数字创意设备制造核心技术被发达国家城市控制等不足，充分挖掘自身科技、金融、贸易、文化等方面的特色资源，整合优质内容资源，实施差异化数字创意内容开发策略，通过自主科技研发、跨界创新和产学研体系获得技术溢出效应，推动上海数字创意产业沿着全球价值链网络不断向上攀升。

重视核心城市的作用，增强核心城市的辐射能力，推动城市数字创意产业集群发展，这些举措有助于促进城市数字创意产业价值链不断优化，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在这方面，好莱坞电影的规模化优势以及秋叶原动漫的开发等，都是值得上海借鉴的成功案例。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上海承担着国家战略赋予的历史使命，应充分发挥服务全国、联系亚太、面向世界的优势，进一步加强与长三角城市群、长江流域等地区的城市协同发展，形成区域合力，代表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强有力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作为新兴产业先锋的上海数字创意产业，更应加快提升集聚发展的水平。上海要积极出台有力措施，大力推动与长三角城市群数字创意产业进行联动与合作，在价值链上实现协作分工、优势互补与资源共享，同时发挥应有的带头引领作用；与此同时，各项扶持数字创意产业的重大战略还需要依托和落实到上海具体的各个城区，即在上海数字创意产业整体顶层设计框架下，制定上海各功能区特色鲜明的数字创意产业空间发展与转型规划，从而实现长三角城市群、上海各城区等区域间的有序、协调、可持续发展。

注释

(1)　张辉．全球价值链下地方产业集群转型和升级[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7）：222．(www.xing528.com)

(2)　李亚薇．文化创意产业视角下的城市发展——以北京市和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为例[J]．特区经济，2012（11）：168—171．1

(3)　潘登，蒋丽丽．城市空间理论视角下文化创意产业集群提升城市品牌路径研究[J]．当代经济，2017（21）：90—92．

(4)　王宝平．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多元城市网络与价值空间分异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4．

(5)　周韬．基于分工与价值链的城市群空间组织机理研究[J]．财会研究，2018（7）：72—78．

(6)　Melchert，L.S.P.（2004）Transnational urban spaces and urban environmental reforms：Analyzing Beijing's environmental restructuring in the light of globalization，Cities，21（4）：321—328.

(7)　刘彦平．城市价值链与价值网络[J]．山东社会科学，2007（6）：111—113．

(8)　John H，Hubert S.How does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J].Regional Studies，2002，36（9）：1017—1027.

(9)　Lee J，Gereffi G.Global value chains，rising power firms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upgrading[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5，11（3/4）：319—339.

(10)　戴翔，郑岚．制度质量如何影响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J]．国际贸易问题，2015（12）：51—63+132．

(11)　毛蕴诗，王婕，郑奇志．重构全球价值链：中国管理研究的前沿领域——基于SSCI和CSSCI（2002—2015年）的文献研究[J]．学术研究，2015（11）：85—93+160．

(12)　俞荣建，文凯．揭开GVC治理“黑箱”：结构、模式、机制及其影响——基于12个浙商代工关系的跨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11（8）：14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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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上海市社科规划一般课题[2019BCK008]中期成果。本文原载于《上海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20）》，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　作者简介：解学芳，博士，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冰心，同济大学人文学院艺术与文化产业系研究生；臧志彭，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