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强制执行中，法院执行行为所针对的对象 （客体） 种类繁多。从最广义的角度看，所谓 “强制执行行为的客体” 既包括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 “执行标的”，也包括那些为保障执行活动顺利进行，而由执行人员实施的 “执行保障性措施” 所针对的对象。而 “执行保障性措施的客体” 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各种具体执行措施的适用对象。如作为查封、扣押、冻结、划拨、拍卖、变卖等适用对象的，属于被执行人的财产及物质利益等。二是适用于各种妨害执行顺利进行的违法行为人的 “民事 （执行） 强制措施”。如罚款、拘留等。
在 “执行保障性措施” 中，各类具体执行措施所适用对象的范围直接受限于 “执行标的” 的范围。而 “执行标的” 范围则直接受限于 “民事法律关系客体” 的范围 （也即局限于物、行为、智力成果、有价证券、物质性民事权益等范围内）。“现代法理学认为，主体是意志的载体，主体不能成为客体。”[3]所有有生命的自然人皆享有人格权。因而，他们的人身及人身自由，不论是成年人的，还是未成年人的，都既不能成为任何民事权利的客体，也不能成为任何强制执行中的 “执行标的”。在此问题上是没有例外的。
作为 “执行保障性措施” 的另一组成部分，“民事 （执行） 强制措施” 又称为 “妨害执行的强制措施”。它是指 “在民事执行程序中，执行机关为了排除干扰，保证民事执行程序的顺利进行，对实施了妨害民事执行行为的人采取的强制手段”。[4]笔者认为，“执行标的” 的识别标准是看其是否为 “执行依据” 所记载。在我国，能够作为 “执行依据” 的是具有给付内容的下列生效法律文书，即民事判决书、特定的民事裁定书 （如先予执行的裁定、财产保全的裁定、变更或追加申请执行主体的裁定、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主体的裁定等）、民事调解书、仲裁裁决书、符合法定条件的经公证的债权文书等。在这些能够作为 “执行依据” 的生效法律文书中，没有一件含有对做出妨害强制执行之人处以 “民事 （执行） 强制措施” 制裁的主文判项。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民事（执行） 强制措施” 的适用裁判形式并非上述各类法律文书，而是 “决定书”。除了两种特殊情况外[5]，人民法院制作的 “民事 （执行） 强制措施决定书”是不能成为强制执行中的 “执行依据” 的。因而，其适用的对象也就无法顺理成章地成为 “执行标的” 了。(www.xing528.com)
在民法意义上，“未成年子女交还请求权” 属于其 “监护 （亲权）” 制度中之 “身上监护” 的组成部分。所谓 “子女交还请求权，是指当未成年子女被人诱骗、拐卖、劫掠、隐藏时，亲权人享有的请求交还该子女的请求权”。[6]在正常的监护中，“未成年子女交还请求权” 为一项 “备而不用” 的民事权利，只有当对方当事人侵害 “监护人” 之 “身上监护” 的圆满实施时，该请求权才从 “备用” 状态转化为实际可用的状态。“监护人” 完全可在日常生活中对义务人主张该权利，以维护自己对未成年人的有效人身监护。但如对方无理拒绝交出未成年子女，则监护人 （亲权人） 可行使诉权，请求法院判令义务人履行交出行为。该案属于身份权侵权纠纷，其诉求为典型的给付之诉，其对应之给付判决的主文判项所确定的给付内容为 “交出特定未成年人的行为”。
在下文中，笔者将就适用于此类案件的 “执行保障性措施” 问题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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