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在“融资”的目的下，企业吸收储蓄往往是面向社会的，储蓄资金一旦面临风险，就会产生巨大的社会负面影响。如1931年1月19日，黄楚九的突然死亡，使得他创办的“大世界游览储蓄部”“中法中西药房”和上海“日夜银行”被储户恐慌挤提。由于“债权人大都妇女劳工及零星储户”，有“一万余户之债权人参加诉讼”，带来了社会震动。[36]其后，“沪社会局二月二十五日令兼营储蓄各商店，限文到日，克日停止收款，十日内呈报批核，一月内清还各户储金”[37]。这使得工人们认识到，在工厂商号储蓄的行为在政府层面上是禁止的。虽然上海市政府在处理中只是严格执行了禁止做广告，原来的工厂商号储蓄还依然存在[38]，但这必然会造成工厂商号吸收资金的速度和能力受到限制，即K′的下降。
（二）职工储蓄为“保障”的正外部性
在职工储蓄为保障的企业中，离职、伤病和死亡的提取条件，保障了职工在出现意外时有一笔资金予以使用，从而维护了社会稳定，这对经济环境的安定有正外部性。在劳工面临的诸多风险中，最容易碰到的就是失业风险。根据1928-1936年上海的劳资纠纷数据统计可知，这九年间共发生了2 433起劳资纠纷，其中关于歇业、暂停营业和解雇带来的失业案件共有1 545起，占到了总纠纷的64%。(www.xing528.com)
职工人数众多的上海市政府对失业问题自然不会袖手旁观，其在1928年3月就颁布了《上海特别市职工退职待遇暂行办法》。办法规定，工商业雇主与职工解除雇佣关系时需要发给职工退职金。在职工无大过失，雇主因缩小营业范围、暂停营业和歇业而解雇职工时，职工可以每服务一年得到一个月即约相当于8%的工资总额的退职金。在劳资纠纷的调解中也反映了这一点，劳资纠纷的解决结果主要分为三类：劳方胜即工人继续得以雇佣，资方胜即解雇工人，劳方一部分胜利即主要以取得退职金为解决方案。在1928-1936年上海的劳资纠纷数据中，关于解雇的案件中约有68%，关于歇业的案件中约有87.4%，关于暂停营业的案件中约有84.5%是以劳方一部分胜利，即主要以职工取得退职金来解决的。[39]
因此，资方在解雇工人时既然大概率是要支付退职金的，不如平时就建立起这种机制，且可以提高对职工的管理。在已经建立起职工储蓄为“保障”的企业中，资方在职工进行储蓄的基础上多有资方赠送，且数额多在5%-10%。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资方赠送月工资的10%[40]；英美烟公司对职员是赠送月工资的5%，对工人则赠送10%[41]；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资方赠送月工资的10%[42]；直隶开滦煤矿和奉天抚顺煤矿资方赠送也为工资的5%[43]；康元制罐厂则仅赠送工人储蓄——工资5%的1/3，即月工资的1.3%[44]。这些资方赠送亦以一定的利率随工人储蓄存储生息。同时，随着科学管理思想在二三十年代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资方拥有管理权的重要性，申新三厂和民生公司在20年代末资方进行的管理权改革就是典型代表。[45]在资方和工人直接接触的条件下，对职工的管理和保障就更能带来经营效率的改善，即体现在管理回报r的上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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